撰文者：林淑妙／宜蘭技術學院副教授 (她是我專科的國文老師,很有學問)
「臥碑」是明、清時代，政府教育機構頒布給「生員」的生活、言行準則。肇始於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由禮部詔令各處孔子廟，在明倫堂（按︰往昔孔廟分祭祠、受教兩大部份，受教之所，即稱明倫堂，意即「明及人倫」，是我國以往「成聖」教育的最高境界。）之左側，立一碑石，上刻學規十二條，用以約束在學生員的言行舉止。（按︰清代教育行政體系主管是︰在中央為禮部尚書；在省稱學政；在府稱提調官；在州稱學正，掌管州儒學事；在縣，則稱教諭，掌管縣轄內儒學事務。所謂生員，是指能夠進入府縣儒學唸書之人，亦即曾經學正主考及格的秀才。其入學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考生須經縣、府、院三次考試及格後，方得入學就讀。其中又按成績好壞，決定是否給予廩膳費：好的，政府給予公費，稱為廩（膳）生；次等的，稱為增（廣）生。）
至清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又另立八條，頒刻於學宮，稱為「新臥碑」。目前台灣地區所見者，皆為清頒之新臥碑，但習慣上，皆以臥碑名之。其中以道光四年（一八二四），教諭蔡吉全為彰化孔廟所刊立者為最早；台南孔廟於台灣府儒學時期（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所立者，最富盛名；新竹孔廟的臥碑，較府儒學早一年刊立，當時因隸屬淡水廳，故由「署淡水同知」嚴金清刊立，亦頗有名氣；宜蘭因開發較晚，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同知銜知宜蘭縣事」馬桂芳，在孔廟內立碑。
事實上，「臥碑」也是世人衡量讀書人人品的一種尺度。例如，在《兒女英雄傳》中，就有「況且士子器識，怎的這等不循禮法、不守臥碑？」也就是說，在從前，讀書人的社會地位很高，但是相對而言，社會對讀書人的言行舉止要求，也較嚴苛。為甚麼會這樣呢？在臥碑的「序言」中，即已明白表示：政府對讀書人的種種優渥措施，其目的是在為國家培植賢才，以為國用。諸生當知對上，勿忘國家栽培之恩；對下，務求端正己身的人品，為社會百姓作個好的典範。
或許有人對臥碑中的「朝廷」、「忠臣」、「衙門」、「國恩」等辭彙相當反感，認為這些封建時期的東西，已不適宜於當今社會。事實上，我們若是把「朝廷」看作是今天的中央政府；「忠臣」解讀作忠於國家、職守的政府官員；「衙門」視作各級政府機關，那麼，對於全文也就不致有排斥的心態。至於「國恩」，當然是指國家栽培之恩。用今人的眼光來看，或許有人以為百姓納稅、受教育是一種權利，何恩之有？但是，就以往的時空背景來說，歷代政府的經濟條件均非十分寬裕，征戰、災難頻仍，民生溫飽已十分困難，而政府為了培植賢才，卻對生員給予非常優渥的待遇，是以在臥碑上提醒生員，此恩得之不易。
綜觀臥碑八大條文，大多數皆本於《論語》。《論語》內容，據梁啟超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論語〉中，將其大別區分為八類，並統計出其中有關個人人格修養、人生哲學，與社會、倫理關係方面的論述，幾乎佔了全書的三分之二。這些論述雖已歷經了二千五百餘年的社會變遷，然而，其微言大義卻仍是歷久而不易的。這也正是臥碑的內容在今天仍有諸多地方可資青年學子借鏡之處。茲略予引申如下：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為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於危亡。
文中分從兩種不同的境遇，告誡生員遵循之道：若屬前者幸運之生員，當受教即可；對身為後段的那些不幸學子，孔子曾明確的告以因應之道。
如在《論語．里仁》篇中有：「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中又曾明確的告知孝道隱過的道理。在〈子路〉篇第十三章中，葉公告訴孔子說：「在我鄉，有個正直的人，他父親順手牽了別人的羊，他卻出來作證告發。」孔子卻不以為然的說：「我鄉正直的人則不然，父親幫兒子隱過，兒子替父親隱過，這其中就包含著正直的道理了。」（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夫子對於人性中有「護短」和「於心不忍」的心態，認識頗深。他認為這種人性中的弱點，應視作「人情之常」，是應被社會接納的。有道是，法不外乎情理，儘管訂定再多的法令條文以止惡，要是父子、君臣間沒有了互信的基礎，那麼，這個社會要想不亂也難！
二、生員之志，當學為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忠臣」、「清官」，從字面上言，好像只要忠於國、君，不貪非份即可。事實上，其深義並非僅此。《論語》對於忠、清事蹟陳述頗多，我們只擇一小段來一窺其梗概。在〈公冶長〉第五章中，子張與孔子就有這樣一段對話。子張問孔子說：「令尹（官名，指楚上卿執政之人）子文（姓鬥，名穀於菟）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三度被罷官），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新任時將施政情形告知接任者。）何如？」子曰︰「忠矣！」……「崔子弒其君（指大臣崔杼弒其君王莊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指任高官），棄而違之（離棄其位），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前往）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
前者之忠，非局限於君、國，更要緊的是，還要忠於職守；後者的清，不僅不貪、不污，在不忠、不義的環境下，雖有高位厚祿，亦有所不屑，有這樣情操的人，才稱得上個「清」字。
三、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為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
「居心」，是為人，尤其是未來還打算當官的人，須重視的一種修為功夫。讀書人首重忠厚，也就是說，應追求內心能夠達到「宅心仁厚」的境地。有了忠誠寬厚的心地，為官時才會以蒼生為念，作為也就自然會做到公正、剛直、不偏不曲。若心存不正、苛刻寡恩，將來非僅難以帶人，並且可能會招致殺身之禍，故生員在起步時，不能不慎。
在《論語．衛靈公》篇，有一段子張向孔子請教「行」的對話。孔子告訴子張說︰「說話忠誠信實，行事篤厚恭謹，雖處蠻野之境，也照樣能『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這應可解釋作忠厚居心形於外的具體顯現。
《荀子．非相》篇亦談及居心的問題，認為「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簡而言之，居心是內在美的展現，與人外在的長相無關。
四、生員不可干求長官、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在《中庸》十四章裡，就曾談到︰地位低的人，不必去攀援上位者，只要自己為人正直，不去求靠他人，就不致有所埋怨了……所以君子人能心安的居於平易的地位，等候天命的到來。（……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孔子在《論語．里仁》篇裡，對於如何看待職位一事，亦有所闡釋。他認為︰不應去愁得不到職位，而是該愁自己有沒有立於其位的才德；不要憂患別人不知道自己，而是該追求本身有何才德，可以為人所知。（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談到「進身」，在現實環境裡，除了本身該具備的各種條件之外，多少得靠點運氣，這也是莫奈何的事。所以禮部在為臥碑撰文時，即預先開導生員未來如何因應，其方法是︰盡其在我，成事在天。要是真的已盡了本份，而仍無緣於仕途，那麼，修心、養德，應是一種很好的修為方式。這裡用虛無飄渺的「上天知之，必加以福」一辭，雖充滿了佛家的因果報應思想，但是人世間，的確會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事，但只要勤修善心，使德性無所瑕疵，終對己身有益。
五、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
「有司官衙門不許輕入」，其目的在止訟。康熙九年（一六七○），曾頒下「上諭十六條」，於每月朔望，要「有司偕紳衿及軍民等」，齊集明倫堂，聆聽宣講其內容，其中有二條即在明示「息訟告以全良善」及「和鄉黨以息爭訟」。在十六條重人倫、厚風俗……的上諭中，止訟一事即佔了二條，可見息訟一事當時被重視的程度。
在《大學．釋本末》篇中，孔子對於聽「訟」的基本態度是︰「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甚麼呢？因為他以為「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就是說「人民的心志能為君子的明德所感召而折服，這才是根本之道。」─以德化民為本，聽訟，是為末。
此外，讀書人首重之事，應在「品」字上下功夫。要是生員以社會上優渥條件所獲得的「一知半解」法律知識，去興風作浪，為「刀筆吏」，欺壓善良，自為社會所不容。
六、為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辨難。為師者，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
這則文字簡潔易懂。生員應謹守「尊師重道」的本份，為人師者亦當認真做好「傳道、授業、解惑」的工作；作學生的要「廣博地學習，篤守其志向，有不懂的要切實的請教清楚，從淺近的地方去思索推究……」（《論語．子張》篇中，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為人師者亦當學夫子「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的精神。
此外，在《孟子．告子》篇中，孟子談及教人為學應注重方法，才會有成。他以古代善射者「羿」的教法為例說︰羿教射箭，一定要求要達到拉滿弓的標準，學的人亦然；木匠師傅教人，必定要求合於規矩，學習者亦得如此。（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這些都是師生們應該注意到的。
七、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以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八、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這兩則文字從字面上看，非常簡明清楚，毋庸贅言；但在立論上，有人以為這是滿人入關未久，在思想上箝制生員言論、立盟結社及出版刊刻的一種作法。翻開清代當年大興文字獄時的那段歷史，的確讓人有一種被壓抑的感覺。在此，筆者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按︰生員的年齡大致都在二十歲上下，用現代的名詞來說，生理上正進入或處於叛逆期，其舉止言行極不穩定；復加以知識面接觸尚小，對問題的認知尚不深入，思想上也尚未成熟，在言論、行為上較易產生偏頗，這也是事實。
在《論語．憲問》篇中，曾子引了一段《易經·艮卦》的象辭︰「君子人所思慮的事，是不會逾越他所處的地位的。」（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這句話說得再白一點，就是︰不要去想本身職位以外的事！為甚麼？因為我們並不專精。（方今政壇，外行人批評內行人的新聞，不是時有所聞嗎？─扯遠了！）
在《論語．衛靈公》篇中，孔子說︰「君子莊敬自持，不與人爭；與人和睦相處，但不結黨營私。」（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在《為政》篇裡，孔子更以︰「君子周（普遍也）而不比（偏黨也），小人比而不周。」來說明君子、小人德行之不同。
政府與社會上對讀書人的禮遇，包括︰衙門官待之以禮、地方集合、慶典時生員多被邀坐大位……，其目的就是希望能藉由這些讀書人的舉止，來匡正社會風氣，若不適度加以約束，對社會風氣的影響，當然會是負面的。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我們除了懷疑清廷的別有用心之外，其實，就教育立場上言，這種要求應該是可以接受的─當然，若以今日社會風氣多元文化的角度來看，自然會有些格格不入了。
時至今日，臥碑的教育意義依然存在︰講孝道、籲立志、學習為人處世的原則，以及教以求學應有的態度等，雖然這些守則中有些詞彙及懲戒事項已不合時宜，但從深層的立意及精神來看，仍值得為人父母、為人師表，以及青年學子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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