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佞臣例
齊桓公稱霸以後，又過了六年，賢相管仲生了重病，眼看不治。齊桓公很著急，親自去看望他。
桓公問他：「大臣中誰可以繼承您的位置呢？」管仲說：「君主應該比任何人都瞭解自己的臣子，您應該知道得很清楚。」
齊桓公有三個近臣，分別是易牙、開方、豎刁這三個人，深得桓公的寵信。齊桓公就問：「易牙怎麼樣？」管仲說：「他殺了自己的兒子來迎合君主，不近人情，不可任用。」齊桓公又問：「開方怎麼樣？」管仲說：「他背叛了自己的父母，來迎合君主，別有用心，也不能用。」齊桓公又問：「那豎刁怎麼樣？」管仲說：「他為了君主而閹割了自己，另有私慾，更難以信任。」管仲死後，齊桓公沒有聽從管仲的意見，還是親近，重用了這三個佞臣；於是這三個佞臣，終於包攬了朝政大權。
易牙
春秋時代有一位著名廚師，名叫易牙，也有寫成狄牙的他是齊桓公寵倖的近臣，用為雍人。雍，古文作饔，是早餐、晚餐的意思。易牙作為雍人，就是專管料理齊桓公飲食的廚師。他擅長於調味，加上善於逢迎，所以很得齊桓公的歡心。
庖廚祖師
易牙是第一個運用調和之事操作烹飪的庖廚，好調味，很善於做萊。因為他是廚師出身，烹飪技藝很高，他又是第一個開私人飯館的人，所以他被廚師們稱作祖師。王充《論衡·譴告》說：『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澆)之以水，淡則加之以成，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即易牙通過水、咸(鹽)、火的調和使用，做出酸鹹合宜，美味適口的飯菜來。舊彭城(今江蘇徐州)流傳有詩：『雍巫善味祖彭鏗，(雍巫：即易牙，彭鏗：即彭祖)三坊求師古彭城。九會諸侯任司庖(九會諸侯：指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庖：廚房，司庖，即管飲食的官)八盤五簋宴王公。』(簋：盛食物的容器)
易牙與齊國彭城(今徐州)的淵源使他留名於今日的飲食文化中。齊國菜是我國最早的地方風味菜，後來成為中國的四大菜系之一( 魯菜 )，以其味鮮鹹脆嫩、風味獨特、製作精細享譽海內外。易牙對魯菜的形成無疑是有功的。
後世人撰寫食經之類的作品，託名易牙也是常見的。例如：明代人韓奕 ，曾經以造、脯、蔬菜、籠造、爐造、糕餅、齋食、諸湯和諸藥八類內容編成一書，書名就托稱為《易牙遺意》。另外，明代人周履靖著《續易牙遺意》，也是託名的仿古食經之作。
生平
齊桓公曾說未曾食過嬰兒的肉，易牙就煮了自己的兒子給齊桓公吃，得到齊桓公的信任，想任用他代替將死的管仲 ，不過管仲認為：『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所以反對由他接任，齊桓公也就將他和衛開方、豎刁撤職，永遠不准入朝。最終齊桓公沒有聽管仲遺言，親信易牙、豎刁。齊桓公得重病，易牙與豎刁作亂，填塞宮門，築起高牆，內外不通。
易牙淄澠
淄水和澠水的並稱。皆在今山東省。相傳二水味各不同，混合之則難以辨別。《呂氏春秋·精諭》：『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
做為一個廚師，易牙對於味道有驚人的鑒別力。傳說當時某公問孔子：把不同的水加到一起，味道如何?孔子道：即使將淄水、澠水兩條河中的水混合起來，易牙也能夠分辨出來。可見當時易牙味覺特別敏感，廚技之高超，連孔子都倍加推崇。《臨淄縣志·人物誌》也記載：『易牙善調五味，澠淄之水嘗而知之。』孟子曰：『口之於味，有同嗜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以嗜者也……至於昧，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孟子·告子上》)孟子也高度評價易牙調和口味的能力。由此可見，易牙確是當時最為有名的善於調和口味的名廚。
烹子獻糜
一次桓公對易牙說：『山珍海味我都吃膩了，只是沒吃過人肉，你如此會做菜，可知道怎麼烹製人肉嗎？味道又是如何?』桓公此言本是無心的戲言，而易牙卻把這話牢記在心，一心想著怎樣能作頓人肉宴給桓公吃，好博得桓公的歡心。後來他看見自己的兒子，就把兒子殺了給桓公作人宴，桓公在一次午膳上，吃到一盤鮮嫩無比，從未吃過的肉菜，便詢問易牙『此系何肉？』易牙哭著說『乃臣子之肉，獻于大王嘗鮮。』桓公得知這是易牙兒子的肉時，內心很是不舒服，卻被易牙殺子為自己食的行為所感動，認為易牙愛他勝過親骨肉，從此桓公寵信易牙。
管仲臨終薦隰朋
周襄王七年(西元前645年)，為齊桓公創立霸業嘔心瀝血的管仲患了重病，齊桓公去探望他，詢問他誰可以接受相位。管仲說：『國君應該是最瞭解臣下的。』齊桓公欲任鮑叔牙，管仲誠懇地說：『鮑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惡過於分明，見人之一惡，終身不忘，這樣是不可以為政的。』齊桓公問：『易牙怎樣？』管仲說：『易牙為了滿足國君的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兒子以討好國君，沒有人性，不宜為相。』齊桓公又問：『開方如何？』管仲答道：『衛公子開方捨棄了做千乘之國太子的機會，屈奉于國君15年，父親去世都不回去奔喪，如此無情無義，沒有父子情誼的人，如何能真心忠於國君？況且千乘之封地是人夢寐以求的，他放棄千乘之封地，俯就于國君，他心中所求的必定過於千乘之封。國君應疏遠這種人，更不能任其為相了。』齊桓公又問：『易牙、開方都不行，那麼豎刁怎樣？他寧願自殘身肢來侍奉寡人，這樣的人難道還會對我不忠嗎?』管仲搖搖頭，說：『不愛惜自己的身體，是違反人情的，這樣的人又怎麼能真心忠於您呢？請國君務必疏遠這三個人，寵信他們，國家必亂。』管仲說罷，見齊桓公面露難色，便向他推薦了為人忠厚，不恥下問、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說隰朋可以幫助國君管理國政。遺憾的是，齊桓公並沒有聽進管仲的話。易牙聽說齊桓公與管仲的這段對話，便去挑撥鮑叔牙，說管仲阻止齊桓公任命鮑叔牙。鮑叔牙笑道：『管仲薦隰朋，說明他一心為社稷宗廟考慮，不存私心偏愛友人。現在我做司寇，驅逐佞臣，正合我意。如果讓我當政，哪裡還會有你們容身之處？』易牙討了個沒趣，深覺管仲交友之密，知人之深，於是灰溜溜地走了。不久管仲病逝。齊桓公也就將易牙等三人撤職，永遠不准入朝。
但過了三年，齊桓公不見三人，感覺吃東西都沒有滋味了，說：「仲父 （管仲）不已過孚？」於是又召三人回宮。第二年，齊桓公得重病，易牙與豎刁等擁立公子無虧，迫使太子昭奔宋，齊國五公子因此發生內戰。易牙等堵塞宮門，假傳君命，不許任何人進宮。有二宮女乘人不備，越牆入宮，探望齊桓公；桓公正餓得發慌，索取食物。宮女便把易牙、豎習作亂，堵塞宮門，無法供應飲食的情況告訴了齊桓公。桓公仰天長歎，懊悔地說：『如死者有知，我有什麼面目去見仲父？』說罷，用衣袖遮住臉，活活餓死了。桓公死後，宮中大亂，齊桓公的幾個公子為爭奪王位各自勾結其黨羽，互相殘殺，致使齊桓公的屍體停放在床上六七十天無人收殮，屍體腐爛生蛆，慘不忍睹。第二年三月，宋襄公率領諸侯兵送太子昭回國，齊人又殺了作亂的公子無虧，立太子昭為君，即齊孝公。 經過這場內亂，齊國的霸業開始衰落。中原霸業逐漸移到了晉國。
傳說易牙干政事敗後避居彭城，操烹飪業至終，而易牙食療菜在彭城(今徐州)廣為流傳。易牙雖有『殺子以適君』，並參與發動政變，被後人所唾棄，但易牙作為廚藝的化身，已深深融入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飲食文化中。
民間傳說
一、易牙發現，削山芋時手會被山芋的皮刺激得奇癢難忍，他通過多次實踐終於找到了一個解除發癢的辦法：在削山芋之前先咬一口，嚼一嚼，就不會再癢了。
二、有道叫魚腹藏羊肉的名菜，也是山東名萊，相傳由易牙所創。北方水產以鯉魚為最鮮，肉以羊肉為最鮮，此菜兩鮮並用，互相搭配，鹹菜色澤光潤，外酥里嫩，鮮美異常。我們注意到『鮮』字即由『魚』和『羊』字合成。據說以名菜魚腹藏羊肉而得鮮字是易牙創造的。
三、易牙把烹飪和醫療結合起來，創制食物療養菜萊。有一次長衛姬生病了，易牙以食療菜進獻長衛姬，長衛姬食後病癒，易牙以此深受齊桓公和長衛姬賞識。
豎刁
他為了表示對齊桓公的忠心，自行閹割。管仲曾經勸告齊桓公這種不愛自己身體的人亦不會愛自己的君主，齊桓公因此將豎刁趕出宮三年，但最終齊桓公沒有聽管仲遺言，親信易牙、豎刁。桓公病危時，豎刁作亂，豎刁堵塞宮門，禁絕外人進入，結果把齊桓公活活餓死，桓公已死六十七天，寢室蛆蟲遍地，屍臭薰天，方纔下葬。桓公有六子，姜無詭繼位，公子昭逃走，豎刁帶人守住了正殿，與諸公子對峙，宮中成了劍拔弩張的戰場。公子昭逃到宋國，在宋襄公的支持下，無詭元年（前642年），宋兵壓齊都，掌兵權的易牙(本名雍巫)帶兵迎敵，高虎等老臣守城，老臣高虎乘雍巫統兵出城，請豎刁進宮議事，豎刁不疑有他，被埋伏的兵甲殺死，迎公子昭回宮，無詭被殺，易牙逃亡魯國。
開方
衛開方是春秋時期衛國的一位貴族，對齊桓公姜小白表面上忠心追隨，十五年沒有回家，父母去世也不回國奔喪。對於衛開方，管仲認為沒有人是不關懷自己的父母的，衛開方的行為不合乎天理人情〔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
後來齊桓公病重時，易牙、豎刁、衛開方等人，禁錮桓公於室，築高牆不准入，到了冬天桓公餓死。桓公屍體在床上六十七日，蛆出於戶外，無人敢收葬。易牙、豎刁殺群吏，立公子姜無詭，衛開方擁立另一位公子姜潘。一說齊孝公死後，衛開方殺其子而立潘為齊昭公。
以北宋「癭相」王欽若為例
研究王欽若，並沒有翻案之意。只是想有甄別地檢點有關王欽若的原始史料，檢定傳統評價的真實度，考察此人之所以被貶損的原因，儘可能客觀地還其本來面目。此其一。其二，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每個人也都在不斷變化。對於所謂的壞人來說，並不是其人從根柢上就壞，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同時，在某種環境與因素的作用下，壞人是否也有向善的一面。像王欽若這樣曾兩度位至宰相，如果始初就是臭不可聞，如何能攀上如此高位？奸人得以兜售其奸，必有其過人之處。事實上包括王欽若在內的所謂真宗朝「五鬼」，均非等閒之輩。也許有人會說王欽若結下了宋真宗，才得以攀上高位。這固然是事實，但他是憑藉甚麼與皇帝交結的呢？僅僅是由於奸詐嗎？似乎並非那麼簡單。
在高層，王欽若的作為，只是到了他接替王旦成為宰相之後才得以施展。真宗在位二十六年，前二十餘年，主要有李沆、寇準、王旦主持政柄。這三個宰相與真宗的關係，李沆是畏友，寇準是諍友，王旦是誠友。作為正面形象的宰相對皇權施加的影響，我已分別以這三個人為例論述過。王欽若則可以稱為佞友。那麼，作為反面人物對皇權施加的又是甚麼樣的影響呢？我很想在皇權的運作過程中，探討一下惡的歷史作用。儘可能從諸多看似平常的事相中，發掘其潛藏於表相之後的意蘊。論題的「癭相」，沿用的是史傳資料記載的當時人對王欽若的稱謂，「癭相」這是綽號。似乎我不該沿用這種以體貌特徵取人的蔑稱。但一個人之所以有綽號，肯定不是無緣無故的；而「癭相」這一稱謂，確實傳遞出幾分王欽若其人的委瑣神態，不妨沿用。
以才幹結主知
王欽若得到真宗的賞識，還是在真宗即位之前。真宗是在至道二年（996）其父太宗晚年病篤之時，不得已才在寇準等人的勸說下被指定為繼承人的。在「燭影斧聲」之下不明不白即位的太宗，對皇位以及皇位的繼承格外敏感。他登上皇位之後，就把象徵其合理繼統的所謂「金匱之盟」拋在一邊，先後迫害了威脅其皇位的胞弟秦王廷美和太祖子燕王德昭。好不容易立了主意指定自己的長子楚王元佐為繼承人之後，又因元佐反對他迫害叔父廷美以及縱火宮殿，而被廢為庶人。繼而被指定為繼承人的次子元僖，又同心胸狹窄的太宗關係緊張到幾乎快要兵戎相見的地步，最後不明不白死去。真宗是第三子。太宗接受前兩次指定繼承人的教訓，即使是把真宗指定為繼承人之後，也是充滿戒心。他並沒有直接把真宗立為皇太子，而是由襄王改封壽王，任命為開封尹，表明將指定為繼承人的意向，同時也是直到正式立為皇太子為止，給真宗設定了一段考驗期。
面對心胸狹隘多疑的太宗，前面又有兩個哥哥的教訓，真宗小心翼翼，努力做出成績，以博得太宗的歡心，最後達到順利即位的目的。真宗在判開封府期間，「留心獄訟，裁決輕重，靡不稱愜，故京獄屢空。」成為皇太子之後，便立即向太宗提出不要讓大臣對他自稱臣下。這不僅僅是出於尊重大臣，更主要的用心在於避免太宗產生一國二主的不快。
即使真宗如此小心謹慎，依然不免招致太宗的猜忌與不滿。聽說京城的人稱呼被立為皇太子的真宗為「少年天子」時，太宗就相當不滿，充滿醋意地向當初為他推薦的寇準抱怨：「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
真宗判開封府時，還有一件事，把他推向了尷尬境地。至道二年春，大旱，真宗蠲免了所屬十七個縣百姓的田租。真宗本意是想做件好事，以博得行善政的好名聲，進而博得太宗的讚揚。但卻適得其反，「時有飛語聞上，言按田官司欲收民情，所蠲放皆不實。太宗不悅。」太宗在乎的並不是少徵收多少田租，而是收買人心的行為。在他看來，這種事情應該由他來做，人情由他來領。如果人心讓別人收買去，動搖的則是他的權威。因此，太宗下令調查這件事。這時候，該輪到王欽若出場了。王欽若，字定國，新喻（今江西新餘縣）人。早年死去父親，由做地方小官的祖父撫養長大。在登進士第之前，王欽若便已顯示出才華與積極入世的志向。《宋史》本傳載：「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其祖父對這樣的孫輩充滿了期望，臨死時對家人說：「吾歷官逾五十年，慎於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王欽若沒有辜負祖父的期望，淳化三年（992），剛滿二十歲就榮登進士甲科。初入官的王欽若，不久就以不俗的政績，引起了太宗的注意。
《長編》卷四二「至道三年十一月丙寅」條回顧了這樣一件事：「〔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民自遠來輸租，食穀且盡，不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濕穀，即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褒答，因識其姓名。」這件小事充分顯示了王欽若的吏幹與精明。因此，在調查蠲免田租一事時，委派了若干人，其中就有王欽若。於是，歷史就這樣給王欽若提供了一個與未來的天子君臣際會的良機。
《長編》接下來記載：「亳州當按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欽若行。欽若覆按甚詳，抗疏言：『田實旱，開封止放七分，今乞全放。』既而他州所遣官並言諸縣放稅過多，悉追收所放稅物。人皆為欽若危之。」一個人在政治上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應當說要有實幹精神，這一點在從底層剛剛起步的時候，尤其需要。王欽若「覆按甚詳」，就體現了他的實幹精神。此外，政治有時就像賭博，需要孤注一擲。從王欽若後來攻擊寇準孤注一擲看，他早已從賭博中悟出此道了。在別人都順從太宗之意，不顧事實說各縣放稅過多，並追收所放稅物時，王欽若已經撇開暮年的太宗，把寶押在未來的天子真宗身上了。這就是政治家的遠見與冒險。儘管「人皆為欽若危之」，但王欽若依據事實，有理有據地回護了未來的天子。
王欽若後來蒙真宗恩寵至極，許多人都對原由不得其解，連宋人也不大了了。《長編》的編纂者李燾最早從王欽若抗言蠲免田租這件事上洞察到了機微。他在《長編》卷三九「至道二年五月辛丑條」記載開封府蠲免田租事後注云：「王欽若始受知於真宗。實錄、正史皆略焉，亦可惜也。」因此，李燾在前面引述的那段《長編》的「人皆為欽若危之」之後，接著記載說：「逾年而上即位，於是擢用欽若。」即位後的真宗，在同大臣回顧蠲免田租事件時，談到了因王欽若的挺身而出而有驚無險的心境以及對王欽若的印象。真宗說：「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與其說王欽若是為百姓伸理，不如說是為真宗伸理。真宗由於感恩於王欽若，因此在大臣面前為提拔王欽若進行鋪墊，製造輿論準備。只有這樣，將來真宗重用王欽若的提案大臣才會同意。由於王欽若在這件事上顯示出的才幹，同時也為了感謝王欽若護駕有功，真宗至道三年（997）三月即位，十一月就任命王欽若為太常丞、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既無建國之功又無征伐之勞，僅憑藉偶然的機遇和小心翼翼的表現而即皇帝位的真宗，急於做出成績，建立威信。當此之時，智多且實幹的王欽若又做了一件討真宗歡心的事，即蠲免了自五代以來各地拖欠的賦稅。剛剛即位不久的真宗對五代以來各地拖欠賦稅的情況一無所知，看到王欽若呈上的準備蠲免的巨大數額，不禁大吃一驚地問：「先帝顧不知耶？」對此，王欽若的回答極為巧妙：「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爾。」聽了王欽若的回答，真宗頓有所悟，採納了王欽若的建議。
是不是太宗留給他的並不重要，讓他動心的是，「收天下心」四個字。其實，根據史實記載，蠲免天下逃賦的主意並不是王欽若最先提出來的。前引《長編》載：「欽若既為三司屬，虞部員外郎毋賓古謂欽若曰：『天下宿逃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僕將啟而蠲之。』欽若即夕命吏治其數，翌日上之。」由此可見，蠲免天下逃賦的主意是虞部員外郎毋賓古先想到的，在準備向真宗請示之前，同王欽若說了。王欽若聽說之後，連夜指揮屬下加以整理，搶先向真宗匯報了這件事。對此，虞部員外郎毋賓古無法而且也沒必要向真宗辨明是自己先想到要做的。貪功歸己，諉過於人，這正是王欽若為人詬病的一點。但不管怎麼說，在真宗那裏，王欽若贏得了既上替君主著想下替百姓做主，又肯實幹的好印象。《青箱雜記》卷六記載這件事時，說「世傳文穆遭遇章聖，本由一言之寤。」其實，如前所述，王欽若早在真宗即位前，即已由回護開封府蠲免田租事交結了真宗，這次的「一言之寤」，則是進一步加深真宗對王欽若的好感，加速了重用王欽若的進程。
沒過半年，王欽若的蠲免逃賦的請示就有了結果，《長編》卷四三「咸平元年四月己酉」條記載：「上謂宰相曰：『諸路逃欠，先朝每有赦宥，皆令蠲放。而有司不認朝旨，尚令理納。頗聞細民愁嘆。此甚亡謂也。』己酉，遣使乘傳與諸路轉運使、州軍長吏，按百姓逃欠文籍，悉除之。始用王欽若之言也。除逃欠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不管是由誰進言，從客觀結果看，至少是做了一件減輕百姓負擔、促進社會安定的好事。這件事由於是王欽若搶先提出，又加之以前的護駕之功，《長編》在這條記載的最後說：「上由是眷欽若益厚。」蠲免逃賦之事已經過去了大半年，王欽若還繼續用這件事大作文章，以期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
《長編》卷四四「咸平二年二月辛丑」條載：「太常丞、判三司催欠司王欽若表述上登位以來放天下逃欠錢物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請付史館。上謂近臣曰：『茲事先帝方欲行之，朕奉成先志耳。』因命學士院召試欽若。及覽所試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富於文詞。今西掖闕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言、知制誥。」實際上，皇帝比任何人都希望留名青史。像真宗這樣的僅憑宗法關係即位，又沒甚麼功德可頌的皇帝，更急於建立事功。王欽若的上表正好迎合了真宗的心理，所以真宗很是受用。而王欽若上表的另一面，無疑是在表白他作為判三司催欠司所做出的成績。總之是互惠互利，王欽若甚至是超預期地達到了他的目的。
成為知制誥，就意味著成為了代天子制言的近臣與顧問，同時也進入了士大夫精英的圈子。這是王欽若在政界邁出飛躍性的一步。有了這一步，就有利於他在政界扶搖直上。在宋代，一旦成為外制知制誥，進而成為翰林學士，就可能進入執政集團。從史實統計看，這種概率是相當高的。一個官員的升遷，除了各種客觀因素外，本身主觀上的努力也相當重要。這種努力包括為官的技巧。王欽若精明能幹，又極善於迎逢，於是得以迅速升遷。
宋代的知制誥不僅僅為皇帝起草文告，還往往有許多兼職。王欽若成為知制誥後，又兼任判大理寺。在新的職位上，精明的王欽若又開始做他的新文章。《長編》卷四五「咸平二年八月癸丑」條載：「右正言、知制誥、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寺公案常有五十至七十道。近者三十日內絕無。昔漢文帝決獄四百，唐太宗放罪三百九十人，然猶書之史冊，號為刑措當。今四海之廣，萬類之多，而刑奏止息，逮乎逾月，足彰恥格之化，式漸太和之風。請付史館，用昭聖治。』」其實，大理寺有將近三十天沒有下面報來的公案處理，本來是件很偶然的事情。但判大理寺的王欽若由於抓住了真宗急於做出政績、建立威信的心理，也借此作了點文章。這既頌揚了皇帝的政治清明，又顯示了自己的工作成績。皇帝看了這樣的奏章，自然很受用。王欽若因而也為自己的升遷加了一個砝碼，得了印象分。
在判大理寺任上，王欽若繼續做他的進取文章。與前一件事沒隔幾天，王欽若又上言說：「本寺案牘簡少，請罷詳斷官四員，止留八員。」管理者最頭痛的是編制增加，開支增加，機構龐大，人浮於事。有人主動要求減少人員，自然求之不得。宋取代後周，既接收了原政府的全班人馬，又繼承了官僚制度，還從平定後的江南各國吸收了不少官員。這使得中央政府的官僚機構格外臃腫。元豐官制改革前的官、職、差遣的分離，正反映了這種狀況。王欽若從他主持的部門出發，大事整頓官制，把已增至十二人的詳斷官裁減為八人。《長編》卷四五「咸平二年八月癸亥」條記載：「於是始以八員為定。」就是說，王欽若的提議從此成為定制。
王欽若的工作既討皇帝歡心，又讓執政集團滿意，於是一路順風地升遷。從《長編》的記載看，咸平三年（1000）時，他已從知制誥升任為翰林學士，離進入執政集團只一步之遙。咸平三年，四川爆發王均之亂。平定之後，剛剛升任為翰林學士的王欽若被委以重任，擔任西川安撫使，去處理平定後的善後問題。臨行前，真宗召見王欽若等人說道：「朕以觀省風俗，尤難其人，數日思之，無易卿等。各宜宣佈德澤，使知朕勤恤之意。」真宗的話既是向這些臣下買好，也是心裏話。不過，派誰出行，也不是真宗一個人能決定的。這是執政集團的決定，由真宗之口說出來的。當然，即便是執政集團的決定，出於真宗的指名也極有可能。
關於王欽若的四川之行，《宋史》本傳載：「蜀寇王均始平，為西川安撫使。所至問繫囚，自死罪以下第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王欽若不僅在出使期間「多所施行」，而且，回朝前後又根據親身調查，提出了不少建議。據《長編》記載，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請川峽縣五千戶以上並置簿、尉，自餘仍舊以尉兼簿」。這項建議得到了批准。
二、「東川民田先為江水所泛者，除其賦」。這項建議也下詔施行。
三、薦士。對平定叛亂有功的彭州軍事判官陳從易，「王欽若以狀聞，召從易為著作佐郎。」這個陳從易後來與王欽若過從甚密，在王欽若眾叛親離之時，也沒有背叛。
猶如武人的出將入相，不辱使命的王欽若回朝的當天，便被任命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從此，王欽若進入了宋王朝中央政治的權力核心。他作為大奸臣的政治生涯也從此拉開序幕。
在相對正常的政治形勢之下，一個人在仕途上的升遷，需要多方面的因素。最基本的一條，是做出政績，以此來贏得長官乃至皇帝的重視以及輿論的推許。王欽若首以蠲免開封災民田賦，受知於真宗；繼以任判大理寺，政績不俗；又以出使西川的成績，見重於真宗。這些都是王欽若得以迅速升遷的重要因素。在人事任免上，如果被任免的官員是沒有甚麼派系背景的小官，皇帝的提名很容易奏效，因為無關大局，即不會改變朝廷中派系的勢力格局，所以容易為以宰相為首的執政集團所接受。對於無可無不可的任免，宰相大臣還是樂於買皇帝個人情的。反之，如果是關係到朝廷中派系勢力格局改變的高官，包括執政集團成員的任免，皇帝則難以獨擅乾綱，宰相也會依照各自派系的利益原則據以力爭。其結果，明裏暗裏都帶有派系爭奪的色彩。王欽若在進入執政集團之前的升遷，由於他處於比較低的地位，不至於捲入朝廷的黨派糾葛，同時他後來的許多惡劣行為尚無機會在高層政治中表現出來，也尚未結下甚麼政敵，因而他的升遷在各個方面都不可能會有阻礙。而他的種種惡行，也只是在進入了政治鬥爭複雜的高層之後，才有機會得以充分表演。
人無論是向善還是向惡發展，都少不了地位、環境等諸多方面的誘因。《紅樓夢》有所謂「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須知得志是必要條件，只有得志，才猖狂得起來。若不得志，甚至連猖狂的資本也沒有。從王欽若後來的歷史可以看出，人的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
王欽若成為參知政事後，和其他執政大臣一樣，看不出有甚麼異常。在處理政務上，有時也能正常地堅持己見。如咸平四年（1001）末，邊臣提出修築綏州城，屯兵積穀，以遏制西夏的建議，真宗召開中書、樞密院聯席會議來討論這件事。會上大臣的意見各異，呂蒙正、王旦、王欽若認為修之不便，李沆、向敏中、周瑩、王繼英、馮拯、陳堯叟認為修之便。在處理政務上，持有不同意見，本是極為正常的，但有時也極易引發個人間的矛盾，當矛盾進一步激化，就不免會形成黨派之爭。今天看來，北宋史上由王安石變法引發的元祐黨爭，最初也是正常的政爭，幾乎沒有牽涉甚麼個人恩怨在內，如王安石與司馬光。但隨著爭執激化，彼此間的裂痕也逐漸加深。在這過程中，爭執者在人性上的弱點也逐漸顯露，由君子之爭轉向小人之爭。最終，正常的政爭轉化為個人的恩怨之爭，雙方勢同水火，愈演愈烈。
元祐黨爭，在政治史上是特例，也是常例。說是特例，是黨爭發展到了你死我活、終不可解的地步。說是常例，只要有政治，政見之爭便不可避免，只是程度不同、規模不同而已。政爭處於正常的君子之爭的範圍內，都並非不可解，如被認為是啟宋代黨爭之端緒的范仲淹與呂夷簡二人。但人的心理，都欲人同己，而非與己立異。即使是可解的政爭，過後也不可能不留芥蒂。政治家之間的齟齬多由是而生。王欽若與其他大臣意見不一，埋下日後產生矛盾的種子。
歷史對於真宗、對於大宋王朝，終於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時刻。景德元年（1004）秋，長期與宋室對峙的北方遼朝以數十萬鐵騎迅猛南下，不多時便打到了黃河邊上，朝野上下一片驚慌。執政集團中，四川出身的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主張西逃四川，江南出身的王欽若主張南逃金陵。但擔任宰相的畢士安、寇準力主真宗親征，以壯士氣。對游移不定的真宗，因「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圖所以去之。會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可見王欽若的多智當時人盡皆知，連寇準也擔心他會阻礙親征大事，因此把他支開，派到了當時已成為敵後的天雄軍（今河北大名縣）。關於王欽若出判天雄軍，野史的記載充滿了戲劇性。《東軒筆錄》卷一載：真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於是即時進札請敕。退召王公於行府，諭以上意，授敕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即途，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萊公答拜，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王公馳騎入天雄。方戎虜滿野，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這段描述，可謂是大寫意，於寇準及王欽若，皆見神似。但在具體細節上頗多紕漏，已為李燾在《長編》注中所駁斥。主要是時間與地點有誤。其時為尚未親征，地點是在朝中，而非行在。但王欽若出判天雄軍，出自寇準的提案，當屬可信。並且針對相信命運鬼神的真宗，寇準所說的「智將不如福將」的理由，也頗可信。另外，拿出紙讓真宗在議定的當場就寫敕令，也符合寇準的性格特點。但大約不是「上馬盃」，而是包括其他出守的武將，真宗親自設宴餞行。這表明，宰相寇準是借助皇權來命令參知政事王欽若出鎮的。上述寇準對王欽若講的一番話，也是可信的。相信王欽若臨危出判天雄軍，實屬迫不得已。記載說王欽若接到敕令後「茫然自失」，也頗傳神。但精明的王欽若明白不得不去之後，便化被動為主動，表現得很激昂，《長編》及夏竦寫的行狀都說王欽若主動請行。歷史記錄的局部與整體的關係，我想應當如是觀。不少局部的細節可能出於載筆者的虛構，具體情形如何後人也許永遠也無法考鏡。然而正如小說並非生活的寫實卻體現了藝術真實一樣，可能出於虛構的歷史細節，有時恰恰反映了歷史的整體真實。
在天雄軍期間，王欽若並非像上述所說那樣「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而是有所作為，甚至想建立奇功。《長編》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條載：天雄軍聞寇將至，闔城惶遽。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利便處所，不肯當者，全照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覆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蓄無地分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麾，應用無常。於是大開北門，下釣橋以待之。敵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門者。乃環過攻東門。良久，捨東門趨故城。夜復自故城潛師過城南，設伏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遣將率精兵追擊。伏起，斷其後，天雄兵不能進退。全照請於欽若曰：「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其伏兵略盡，天雄兵復得還存者什三四。
從這段記載看，且不論危險性大小，王欽若也曾主動要求守衛南城門。聽說遼兵離開天雄轉攻德清時，又主動派出精兵追擊。不料王欽若這個素無軍事經驗的書生，中了遼軍的伏兵計，多虧手下有孫全照這樣能幹的武將，率援軍拼力搶救。不然，天雄守兵就會全軍覆沒，天雄軍也將不保。王欽若為此特別感激孫全照，還朝後，孫全照以守城功進官加爵，王欽若大概也說了不少好話。《長編》還記載了其他向王欽若說孫全照壞話的將領遭受處分，這也當是王欽若為孫全照作了辯護。同樣，當王欽若還朝受賞時，孫全照也為王欽若隱瞞了因指揮失措而損失天雄大半精兵的事。別人不說，精明的王欽若自然不會自己說的。
王欽若的智謀在軍事上雖然不中用，應付其他方面卻是綽綽有餘。在天雄軍期間，各地勤王軍受命向澶州集結，有的部隊途經天雄軍。由於軍隊過境不免有些騷擾，因此，「天雄軍始聞〔王〕超以大軍至，頗疑懼，孫全照欲閉城拒之。王欽若不可，曰：『若果如此，則猜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
至則迎勞歡宴，飲酒連日。既罷，其所統諸軍悉已分散諸道盡矣，親軍皆不知焉。」由於王欽若的多智，不僅使天雄軍免遭騷擾，勤王兵不致叛亂，而且還在澶淵之盟罷兵之後遣散了這支勤王軍。唐末五代因勤王而形成的軍閥割據並不少見，王欽若自然吸取了經驗教訓。
王欽若兵罷還朝後，自知不會見容於在澶淵之役立下赫赫大功的宰相寇準，便以退為進，識時務地向真宗提出辭去參知政事的職務。以王欽若的精明，知道與其硬挺在執政集團內，將來被寇準抓住甚麼把柄給罷免，還不如主動請辭。這種無罪而罷，既體面又為將來重新出山埋下了伏筆。《長編》卷五九「景德二年四月壬寅」條載：「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欽若素與寇準不協，還自天雄，再表求罷，繼以面請。上敦諭不能奪，乃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為之，仍遷刑部侍郎。中書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對寵臣的辭任，真宗自然是不情願；但礙於權勢處在峰巔的寇準，真宗明知道硬是把王欽若留在執政集團內，只有王欽若的苦頭吃。而且兩人如果發生衝突，真宗夾在其中，處境必然尷尬。權衡之下，只有割愛，聽其辭任。但由於寇準的壓力而一方不得不辭，一方不得不罷，真宗對寇準不可能不反感。歷來，執政罷免時一般都出守地方。由於是寵臣，真宗沒有循例，而是特地為王欽若設置了「資政殿學士」一職。《宋史》卷一六二〈職官志〉載：「景德二年，王欽若罷參政，真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在翰林學士下。」
在人事任免上，通常不可能由皇帝或哪個大臣獨自決定，這一點從王欽若罷參政一事也可看出。真宗儘管特意為王欽若設置「資政殿學士」一職，但這一職務地位高下真宗卻不可能具體過問。所以寇準主持的執政集團得以上下其手，「中書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之下」。這種安排對曾由翰林學士升任執政的王欽若無疑是羞辱。《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一九記載說，「欽若以自求罷免，恥在翰林學士之下。」
王欽若忍耐了大半年，終於借真宗過問之機，向真宗訴了苦。《長編》卷六一「景德二年十二月辛巳」條載：「以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上初見欽若班在翰林學士李宗諤下，怪之。以問左右，左右以故事對。欽若因訴曰：『臣前自翰林學士為參知政事，無罪而罷，其班乃下故官一等，是貶也。』上悟，即日改焉。資政殿置大學士自此始。」寇準無視皇帝的意志，在人事任免玩弄手法，當年在太宗朝任參政時就已見端倪，如對後來也成了真宗朝宰相的馮拯的貶抑。從上述記載看，當真宗過問此事，執政集團還對如此安排作了辯解，即「左右以故事對」。故事，不是法令，是成例。凡屬朝廷已施行之事，均可稱之為故事。對故事，可以上升至「祖宗法」高度，因此有時比法律條文更具威力。宋代經常編纂「類編故事」、「條法事類」之類的文件集，供施政時參考。這種政府以皇帝的名義實施過的成例，對皇權形成了一種制度上的遏制。皇帝如果無視故事，無異於無視祖宗法，就會面臨非議的壓力。
《宋史• 職官志》記載「資政殿置大學士，自欽若始。自欽若班翰林承旨上，一時以為殊寵。」真宗對王欽若的確是寵幸有加。這不僅因為王欽若有才幹，還由於他極善於逢迎真宗。前引《長編》載：「欽若善迎人主意，上望見輒喜。每拜一官，中謝日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當皇帝權威逐漸走向象徵化，皇帝的利用價值也逐漸加大。無論是政治鬥爭，還是個人升遷，靠上皇帝這棵大樹，一般說來就等於抓到了一個重量級的砝碼。當然，這個砝碼也有失重無效的時候。參政罷免後的王欽若，受命同著名文人知制誥楊億一起主持編修《歷代君臣事蹟》。真宗靠宗法關係繼承皇位，當然想從歷代君臣事蹟中學習帝王術，這正好給士大夫提供君主教育良機。就是說，通過褒貶歷代君臣事蹟，來影響皇帝，讓現實中的君主在士大夫設置的「雷池」中行不逾距，成為士大夫政治的象徵，而不是障礙。既然真宗下令編修《歷代君臣事蹟》，正好「入我彀中」。因此，王欽若、楊億糾集了錢惟演等十餘位當時有名的文人著手編修。
《長編》卷六一「景德二年九月丁卯」條載：「令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蹟》。欽若請以直秘閣錢惟演等十人同編修。初，令惟演等各撰篇目，送王欽若暨億參詳。欽若等又自撰集上進。詔用欽若等所撰為定，有未盡者奉旨增之。又令宮苑使、勝州刺史、勾當皇城司劉承珪，內侍高品監三館秘閣圖書劉崇超典掌其事。編修官非內殿起居、當赴常參者免之，非帶職不當給實俸者特給之。其供帳飲饌皆異於常等。」由此可見，這次編修，對編纂人員、樣稿審定、資料提供、後勤保障都做了詳細安排。如此安排可能不僅僅出自真宗一個人，或是執政集團的決定，至少是執政集團贊同並支持真宗的想法。包括政治運作在內，大多是合力所促成，而非某一單方面的力量所致。
真宗特別重視《歷代君臣事蹟》編修，曾多次就編修方針與保證質量方面具體做過指示。《長編》卷六五「景德四年四月丁丑」條載，真宗針對《唐實錄》的問題，對王欽若等人說：「今所修《君臣事蹟》，尤宜區別善惡，有前代褒貶不當如此類者，宜析理論之，以資世教。」又寫信給王欽若說：「編修《君臣事蹟》，皆出遴選。朕於此書非獨聽政之暇資於披覽，亦乃區別善惡，垂之後世，俾君臣父子有所監戒。」甚至親往崇文院視察編修情況。皇帝如有名垂青史之心，同時也就會有遺臭萬年的恐懼，因而也就容易朝著士大夫所規定的規範去努力做個好皇帝，也就容易接受來自士大夫的勸諫。《歷代君臣事蹟》編纂歷時數年，終底於成，這就是流傳至今的一千卷《冊府元龜》。主持人之一王欽若儘管在編修過程中文過飾非，但以成果論，終是功不可沒。
以鬼蜮中傷人
傳說中的鬼蜮，潛伏在水中乘人不備而暗地加以傷害。王欽若不少行徑，就類似於鬼蜮。王欽若很善於利用他人，特別是利用派系矛盾來整治陷害政敵。《長編》卷四七「咸平三年五月甲辰」條載：「福津尉劉瑩攜酒餚集僧舍，屠狗聚飲，杖一伶官，日三頓，因死。權判大理寺王濟論以大辟，經德音從流。知審刑院王欽若與濟不相得，又以濟嘗忤宰相張齊賢，持法尚寬。欽若乃奏瑩不當以德音原釋。齊賢乘其事，斷如欽若所啟。濟坐故入停官。」在這件事上，王濟並沒甚麼錯誤，至多是在處理問題上與王欽若意見分歧。但王欽若與王濟有隙，看準了王濟與宰相張齊賢也有矛盾，又抓住他「持法尚寬」，合情合理地借宰相張齊賢之手，輕而易舉地打擊了對手。
王欽若不僅善於利用派系矛盾來整治陷害政敵，更善於操縱皇權，向皇帝進讒言，假皇帝之手來打擊政敵。在這方面，他幹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以孤注之誣，扳倒權勢如日中天的宰相寇準。《長編》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戊戌」條載：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雖上亦以此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上諤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澶淵之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初，議親征未決，或以問準，準曰：「直有熱血相潑耳。」於是，譖者謂準無愛君之心，且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其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上顧準稍衰。
被寇準排擠出執政集團的王欽若，對寇準恨之入骨，終於找到合適機會向真宗進讒，打擊寇準。王欽若先是小心而狡猾地試探真宗對寇準的態度，他用了「敬畏」一詞。真宗的確是敬畏寇準，但九五之尊的皇帝又怎能承認對臣下有所畏呢？因此，王欽若的這一句話，就使真宗的內心產生了對寇準的不快感。這就給王欽若的進一步進讒做了鋪墊。於是，王欽若接著把澶淵之盟說成是奇恥大辱的城下之盟，活生生揭開了真宗內心中剛剛癒合的傷疤，觸動了真宗不願回首的被寇準強拉硬扯親征澶淵的一幕幕往事。王欽若更在真宗那撕開的傷口上撒鹽，把真宗說成是賭徒寇準的孤注。有些事情猶如蒙著一層紙，當誰也不去觸動時還能維持一種表面的平靜，但一經捅破，不僅不堪回首的事情教人痛楚萬分，而且在捅破這層紙的人面前也傷面子。當時真宗的心情恐怕正是如此。澶淵之盟後，對功高震主的寇準，真宗心情複雜，未必就有發自內心的敬佩。而是如王欽若所說，既敬又畏。重用寇準是當時大勢所然。因此真宗的「待準極厚」，在一定程度上是做給人看的表面姿態。
寇準率性行事，剛愎自用，胸無城府。權勢鼎盛之時，不免得意忘形，弄權無忌。因此，做了一段宰相，便已怨聲四起。前引《長編》接著記載：「準在中書，喜用寒畯，每御史闕，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執政集團是一個整體，但當這個整體內部發生矛盾，便給以外人可乘之機，這個整體便會分崩離析，各自為政，最終勢必派系重整，結成新的實體。王欽若正是在這種氣氛下，不失時機地向真宗進讒。
他不僅激發了真宗的不滿，還向真宗暗示，在執政集團內有一股反寇準的勢力。如果沒有這樣的提示，真宗是斷然不敢罷免寇準的。一般說來，在正常的政治形勢之下，任何皇帝都不可能、也不敢不與朝廷中派系結合，就貿然罷免宰相或是執政集團成員。果然寇準被罷免，並沒有給政壇帶來衝擊。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撤換寇準，也是隨著和平時期的來臨，改變戰時體制的必然結果。因此，一切便宜從事、不守成規的寇準，必然要被守成的穩健派所代替。所以表面上看，是真宗罷免了寇準，實際上是真宗迎合了執政集團在新形勢下的訴求。
俗話說「愛屋及烏」，不止愛是如此，恨也如此。在否決王欽若南逃之議，促成真宗親征，最後成功地達成澶淵之盟這一系列行動中，鼎力協助寇準的，是武將高瓊。因此王欽若對他也是切齒痛恨的。《長編》卷六三「景德三年七月辛亥」條載：「忠武節度使高瓊臥疾，上欲臨幸其第。知樞密院王欽若恨瓊附寇準，且沮準澶淵之功，因言『瓊雖久掌禁兵備宿衛，然未有破敵之功。凡車駕臨問，所以寵待勛臣。施之於瓊，恐無以示甄別。』乃止。」重臣病危之際，皇帝若臨幸看望，無疑是相當大的安慰，也可以說是對其人一生的肯定與褒獎，但真宗的行動，卻被王欽若因一己之恨而阻止了。這種不得人心的事，至少讓高瓊及其家人恨之入骨。由其子孫提供資料、王珪撰寫的高瓊神道碑記載了這件事，李燾又據之記入了《長編》。當時王欽若自以為得逞的事，歷史卻留下了供給後人評說的記錄。另一方面，從身為知樞密院的王欽若阻止真宗的行動看，也說明了皇帝稍稍帶有一點公的行為，都處於朝臣的監視與規範之中。
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參知政事趙安仁被罷免。究其根源，也是王欽若的陷害。《長編》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條載：參知政事、刑部侍郎趙安仁罷為兵部尚書。安仁小心畏謹，處事精審，特留意於刑名。內外書詔，關要切者，必歸安仁裁損之。先是，上議立皇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上雖不樂，然察其守正，不罪也。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嘗諭王旦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旦對曰：「安仁頗知大體，居常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上曰：「能如此耶？朕不知也。卿可諭知，使更宣力。」
這段記載，可圈可點之處良多。劉德妃即是後來的劉皇后，仁宗初年臨朝聽政的章獻太后。此人原本是蜀地歌妓，被丈夫轉送給尚未即位的真宗，後更得寵。真宗即位後封為德妃。其出身寒微為人所共知。所以真宗打算立她為皇后時，遭到眾多大臣的反對，其中包括《長編》所述的參知政事趙安仁。由這一事實看，至尊的皇帝，其私生活，包括選擇甚麼人做妻子，都要受到大臣的干涉，甚至是要得到許可。十餘年前張邦煒曾引用鄭樵的話，撰文論證宋代「婚姻不問閥閱」。其實，包括皇帝在內，宋代士大夫的婚姻，只是不問舊的「閥閱」，宋代立國以來，形成的新的「閥閱」，非但不止是問，而且特別講究。比如，太祖、太宗就特別講究與手下的武將聯姻，而後來興起的士大夫階層則講究互相聯姻。像劉德妃那樣的社會低層出身的女子，即使成了皇妃，也不配做母儀天下的皇后。難怪真宗欲立為皇后時遭到大臣的強烈抵制。趙安仁不僅反對真宗立劉德妃為皇后，還替真宗開列一位出身高貴的人選。這讓一心想把寵妃立為皇后的真宗很惱火，但又無法加罪於理由正當的趙安仁。知道這一經緯的王欽若，對他所敵視的同僚進行了極為陰險的陷害。當真宗與王欽若聊天，問王欽若大臣中誰是有德望的長者時，他欲擒故縱說了趙安仁的名字。真宗讓他說明原因時，王欽若就故作不知趙安仁反對立劉德妃，又提名沈才人的事，例舉趙安仁受知於太宗時宰相沈義倫，一直想報答的事。沈義倫早已去世，要想報答，把其女兒沈才人立為皇后，便是最大的報答。一直為大臣反對立后的事，內心不快的真宗，很自然地把王欽若的話同趙安仁立沈才人為皇后的提議聯繫在一起。王欽若精心設下詭計，但表面上卻不露痕跡。
經王欽若這樣一說，真宗對趙安仁更加惱火，他向宰相王旦直接提出罷免趙安仁。不過，罷免的真正理由，真宗是難以啟齒的，而是找了一些趙安仁在處理政務上的問題。對此，王旦不僅輕而易舉地駁回了真宗所說的理由，還暗中指責「迎合陛下意」的王欽若。真宗討個沒趣，只好收回要求，尷尬地說，我不知道是這樣，讓他好好幹吧！由此可見，皇帝並不能隨心所欲罷免大臣，除非是得到宰相的同意，或者是多數人的贊同。但是後來為何又罷免了趙安仁呢？史書沒有明確記載，但從王旦處理君臣關係的方式看，大概是王旦對真宗作了同意罷免的妥協。而同樣真宗也給了王旦面子，對無罪而罷的趙安仁不僅沒有降官，反而升官，由原來刑部侍郎升為兵部尚書。總之，從此事來看，王欽若的奸計儘管最終得逞，但皇權在人事任免上無力的一面也暴露無遺。
王欽若不僅陷害了趙安仁，而且還傷害過長期擔任宰相的王旦。王旦曾打算提拔翰林學士李宗諤出任參知政事。他把這項人事議案告訴了知樞密院事的王欽若，並說準備呈報給皇帝。狡猾的王欽若當時甚麼也沒說。李宗諤家境貧困，曾為了婚嫁向王旦借了不少債。依照慣例，被任命參知政事時可以得到將近三千緡的賞賜。所以王欽若向真宗打小報告，說「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己債，非為國擇賢也。」本來，真宗對王欽若密奏半信半疑，但第二天王旦果真提名李宗諤為參知政事。「上變色，不許。」這件事可能是王旦長達近十八年的執政與宰相任內，唯一的一次人事任免議案未獲真宗通過。但是王旦似乎並沒有堅持，也沒有追問真宗不同意的原因。真宗也就沒有向王旦說明。不過可想像得出，王旦當時一定十分尷尬，他不得不改而同意任命丁謂為參知政事的王欽若提案。從此「五鬼」中的又一鬼進入政治核心。
不僅是人事任免這樣的重要事情，即使是在常人看來不起眼的小事上，如果有害人之機，王欽若也不放過。《皇朝仕學規範》卷載：「真廟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於上前。王文正公袖歸。因喻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卻。』王冀公曰『此亦無害。』欽若退而陰有陳奏。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皇懼。』諸公皆再拜。獨馬知節不拜，具言公欲奏白而王欽若沮之。又王某略不自辨，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而撫諭之。」這雖然是件小事，但涉及到真宗的面子，因此在真宗看來事情並不小。王欽若這次搗鬼，被耿直的馬知節揭穿，沒能得逞。
作為皇帝，其一，大抵都希望臣下向自己告密，成為自己的私黨。其二，最不願看到朝臣結黨。對有人從中離間，往往樂觀其成，甚至是加以縱容。這種態度與做法，無非是為了皇帝個人有效地行使皇權。王欽若也正是看透了這一點，才敢肆無忌憚地打擊陷害人，以求得寵於君主，達到其政治目的。王欽若對一直壓著不讓他擔任宰相的王旦可謂恨入骨髓，甚至王旦死後都不放過。《長編》卷九○「天禧元年十一月庚申」條載：「太常禮院言，宰相出殯，當輟視朝。王旦以是日葬，望準禮例。中書言，其日皇帝以有詔不受朝賀。遂不下輟朝之命。議者謂其日當罷百官拜之禮，時王欽若與旦不協，故抑之。」王欽若為宰相主持中書，便可以「不下輟朝之命」。由此亦可見宰相及中書權力之一斑。不過王欽若以權洩私憤，自是不得人心。當時即為人非議。含沙射影，旁敲側擊，引而不發，留給真宗去領悟，而自己則免受害人之嫌。這就是王欽若陷害人的一貫手法。
天禧二年（1018），王欽若見李士衡被任命為三司使，真宗既賜予〈寬財利論〉，又撥發二百萬內庫錢以助經費，甚為忌妒，便伺機陷害。《長編》卷九二「天禧二年七月甲戌」條載：「士衡方進用，王欽若害之，欲言而未有路。會上論時文之弊。欽若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問：『何也？』。曰『士衡父誅死，而振為贈告，乃曰「世有顯人」。』上頷之。士衡以故不大用。」王欽若的陷害並沒有立刻見效，但他的話顯然在真宗那裏產生了作用，而使李士衡從此「以故不大用」。其實，王欽若害人，往往並不追求立竿見影之效，總之，是把讒言遞給真宗，由真宗去處理。但他往往抓住人的一些短處，並從十分險惡的角度切入，說得似是而非，讓真宗不由得不信。所以他的讒言往往得逞，有的甚至會害人一生。
王欽若登上相位之後，照理說，已經是位極人臣，就不該為了向上爬而陷害他人了。恰恰相反，王欽若依然如故陷害他人。這時他的目的是為了鞏固權位而排斥異己。他很清楚，在士大夫階層空前強盛的時代，沒有輿論推許和強有力的勢力支持，僅僅靠皇帝一個人並不保險。
天禧元年（1017），王欽若就任宰相的一個月後，參知政事王曾被罷免。《長編》卷九○「天禧元年九月癸卯」條載：「給事中、參知政事王曾罷為禮部侍郎。初，曾以會靈觀使讓王欽若，上意不懌。及欽若為相，因欲排異己者，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遷，而曾令人輦土置其門。賀氏入訴禁中。明日，上以語欽若，遂罷政事。」王曾被罷，雖然出於偶然事件，但在此之前，王欽若「數譖之」，已為罷免王曾埋下了伏筆。一遇到偶發事件，王欽若以往讒言的長期效應就顯現出來了。
由上所述，王欽若進讒，出於明確的政治目的，多是針對與他地位接近或是高於他的人。至於對比他地位低的人，則無須耍心眼，往往是直接不留情地打擊。
在他擔任參知政事初期，《長編》基本上沒有記載王欽若處理政務方面的事，主要記載的兩件事，都是王欽若彈劾他人。
其一，《長編》卷五三「咸平五年十月乙亥」條載：參知政事王欽若言「司封員外郎高如晦頃知蔡州，逃主戶二千五百九家，失國賦五萬三千餘貫。薦士有十否之繆，在官無三異之稱。罔知省循，冒進詞狀，且曰：『陛下止見臣面，不見臣心，不能恤臣，故令擯斥。』狂躁之甚，乃敢若茲。臣請以審官院考課文籍，並如晦所進狀付有司施行。」在奏狀中，王欽若以高如晦污辱君王為罪名，果然激怒了真宗。「詔下御史獄案其罪」。結果「如晦坐削兩任，貶沂州別駕。」
其二，《長編》卷五四「咸平六年四月乙亥」條載：參知政事王欽若上言：「桂州通判、太常博士王佑之近丁母憂，纔及逾月，連進五狀，請除廣南西路商稅、分配河北補填、沒納私下羅錦、權罷上供金銀、述荊南課額逃虧，言陝西遞舖請受。凡茲陳露，皆匪機宜。殊忘哀戚之容，苟懷進動之意。陛下方施孝治，以厚民風。望加黜責，以勖有位。」
如果說王欽若前面彈劾高如晦還有一些實際理由的話，這次彈劾王佑之，則是毫無道理。仁宗朝的范仲淹就曾在丁母憂期間，向執政上書萬言，針對時弊，提出了改革主張。其理由正是「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王佑之在喪中上書的動機是否就像王欽若所說那樣，已無法推測，但從內容看，涉及到的都是一些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王欽若彈劾的結果是，「詔削佑之三任，配隸郴州。仍令御史臺榜朝堂告諭。」毫無道理的彈劾為甚麼竟會奏效？這本身實際上並不關王佑之的事，而是有著更深層的原因。
王欽若彈章的要害處，並不在於王佑之上奏的內容，而是喪中上奏的行為本身。王欽若指責其不孝。聯想到王欽若被任命為知制誥前應試的考題為〈孝為德本賦〉，再看王欽若的彈章中所言「陛下方施孝治」，可知真宗其時正提倡孝道。孝道為歷代歷朝所提倡，但此時真宗特別提倡則別有用意。真宗好不容易以第三子即位，最擔心的是皇位是否安穩。因為其上尚有兄皇長子在，其下又有幾個弟弟在，這些人都對他的皇位構成威脅。他惟一可以強調的，就是其即位的正統性，而這正統性又來自其父太宗指定他為皇太子。所以，對太宗表示孝的實際行動就是不違背太宗的遺願，維護他真宗的地位。這正是真宗在當時著力提倡孝道的真諦所在，而精明的王欽若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敢於彈劾的。那麼，執政集團為何也似乎是默認了王欽若的彈章與真宗的詔令了呢？因為，從全社會大局出發，提倡孝道並無不妥。而且如果真的換了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對政局的穩定，對宰執自身，都無好處。所以，這是真宗聽從王欽若的彈章，詔令得以發出的原因。
但由於王欽若的彈章，對喪中上奏以「御史臺榜朝堂告諭」形式加以禁止，開了遏制言論的惡劣先例。不知若干年後范仲淹喪中上言時，是否惴惴不安。
不管是王欽若出以公心也好，還是討好真宗也好，他以參知政事的高位去打擊地位比他低得多的官員，總會給他帶來負面影響。王欽若奸佞的形象也正是這樣由點滴積累而成的。
景德四年（1007），朝廷下達禁止上奏無名札子詔旨，名學者戚綸即向真宗「面陳詔旨不便」。對此，王旦比較寬容，希望真宗「留意省察」，但王欽若的發言就看出尖刻。他說：「臣下升殿一二次，即希恩澤。比來中外章疏，若以前詔條約，皆當付所司鞫問。」很明顯是要整治戚綸。後來真宗對印象不壞的戚綸說句「綸性純謹，有學問，此奏乃未諭詔旨爾。」的話，才免於災。《宋史• 王旦傳》載「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下御史按之，一日獄具。議者以為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真國體也。」這裏所說的「朝議欲就劾」，據《長編》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戊申」條載，本來對石普的事，真宗只是「怪普言逾分」，似乎並無深究之意，但為樞密使的王欽若添油加醋說了「普欲以邊事動朝廷」，才使「上怒，欲遣使就劾。」王旦阻止了真宗的做法，冷靜地進行了處理，對定罪後的石普也多加保護，在當時連地方官赴任，都不許攜帶家眷的情況下，王旦以「律無禁止之文」為由，允許石普在流放地攜帶家眷。王欽若相比下，王旦為人明顯寬厚得多。
天禧三年（1019），科舉考試發生了編排官陳堯佐與陳執中因不懂規則，擅自變動考生名次的事。宰相王欽若對此也不放過，說「堯佐等所犯，誠合嚴譴，若屬吏議，其責甚重，請止據罪降黜」。表面上看，王欽若還是有些回護二陳，但據李燾的《長編》注：「王舉正誌堯佐墓云『編次文卷有差舛，宰相王欽若持其事，降秩左史。』」把王欽若的劣行記載得很明確。
同是天禧三年，再次出現了天書。這次是當時判永興軍的寇準奏上的。關於這次天書奏上的原委，《宋史• 寇準傳》說是王旦建議奏上的，但據李燾考證，其時王旦已世，建議者當為宰相王欽若。聽說了天書之事，真宗問王欽若如何處置。因為，前幾次的天書都是王欽若與真宗合謀製造的，可以按照預想方向加以控制。但這次卻不清楚出籠背景，因此真宗要問王欽若處理方式。王欽若說：「始不信天書者，寇準也。今天書降寇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王欽若的處理方式，可謂一箭數雕。第一，天書將來如果出了問題，責任就可以栽在寇準頭上，而他和真宗則不必承擔責任。第二，讓威信崇高的前宰相上天書，容易取信於民。第三，讓始終不信天書的寇準獻天書，無異於羞辱寇準。王欽若用心，可謂備見奸詐。王欽若鬼蜮行為在史籍中累累可見，不絕於書。
王濟早年曾被王欽若陷害，現任侍御史知雜事，「受詔較新舊茶法，持論與丁謂、林特、劉承珪等多忤，承珪等因與王欽若迭相詆訾之。」這是王欽若與「五鬼」中的其他三鬼互相勾結陷害人的一個具體事例。《長編》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癸巳」條載：「王欽若驟貴，〔楊〕億素薄其為人。欽若銜之。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己右，相與毀訾於上。」這是王欽若以及「五鬼」中的另一鬼，互相勾結陷害人的具體事例。針對後稱「西昆酬唱派」的楊億、錢惟演、劉筠等人的「詞涉浮靡」，真宗下詔：「自今有屬詞浮靡不遵典式者，當加嚴譴。」表面上看，這是專門為糾正文風而下的詔令，其實不然。任何事情都是在一定背景下，由一定原因觸發的。關於這一詔令頒出的背景與原因，李燾的《長編》注作了透露：「楊、劉在禁林作〈宣曲詩〉，王欽若密奏以為寓諷，遂著令戒僻文字。」到底還是有人做鬼。
王欽若一貫文過飾非。他陷害人，有時僅僅就是諉過於人。有一次，真宗指出國史院所上王欽若主持編修的《太祖紀》的義例有二十餘處不妥。王欽若立刻辯解說：「此蓋晁迥、楊億所修。」連真宗對他這種諉過於人的說法都很反感，搶白他說：「卿嘗參之耶？」王旦也批評說：「朝廷撰集大典，並當悉心，務令廣備，初無彼此之別也。」
主持編撰《歷代君臣事蹟》，《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二月乙未」條載：「欽若為人傾巧，所修自或當上意，褒獎所及，欽若即自名表首以謝。或繆誤，有所譴問，則戒書吏稱楊億已所為以對。」王欽若的鬼蜮行為，讓同僚恨之入骨。在《歷代君臣事蹟》編撰所，對王欽若，「同僚皆疾之。使陳越寢如屍以為欽若，石中立作欽若妻哭其傍，餘人歌虞殯於前。欽若聞之，密奏將盡黜責。王旦持之得寢。」同僚對王欽若開哭喪玩笑，可見對王欽若已到了惡之欲其死的地步。
一個人聰明過人，加之又不與人為善，那麼這種原本褒義的聰明，便無疑會被人視為奸詐險惡。縱觀王欽若的鬼蜮行徑，可知其被歸入「五鬼」之列並不冤枉。其實，從王欽若鬼蜮行徑出發，並不難想像其他四人被列入「五鬼」的原因。同時從王欽若的鬼蜮行徑，我們也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奸臣是如何以他們的方式來左右君主的。
以陰柔順主意
人的心理，大抵皆是喜順惡逆。忠言如果逆耳，恐怕也難以聽得進。反之，順情說好話，哪怕是跡近阿諛，也感到很受用。正是這種人的心理，使得善於逢迎的小人每每得勢，而忠正耿直之士往往見黜。當皇帝權力逐漸走向象徵化，其權威則較之實際皇權成倍數被放大。因此，皇權可以利用的程度也隨之加大。在複雜而酷烈的政治鬥爭，誰控制了皇權，就等於佔領了制高點，控制了鬥爭主動權，甚至可以說，已是勝券在手。從這個意義上說，高層的政治鬥爭，就是爭奪皇權的鬥爭。王欽若正是明白這一點，所以用各種公開的、含而不露的方式，對真宗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以鞏固他與真宗的關係，達到他的各種目的。
景德四年三月，真宗朝拜皇陵歸來之後，同大臣議論起這次朝陵是否擾民之事。君臣對話如下：上謂輔臣曰「頃者朝陵，車輿所過，並從官給。其不得已，或假借於州縣。朕潛遣使詢訪民間，皆云無所騷擾。此甚慰朕心也。」王旦曰：「朝廷每舉大禮，或議巡幸，小民無不擾動。比聞群情妥貼，信不擾所致。」王欽若曰：「車駕所至，居民但忻聞輿馬之音，鼓舞道路，豈復有所勞擾耶？」比較之下，王旦的回答相當平實，既實事求是地指出了歷代皇帝出巡，對地方的騷擾，又客觀地肯定了這次活動民情安定，相信是沒有擾民。但王欽若的回答則充滿了諛詞。皇帝出巡騷擾民間，老百姓絕無不高興之意。對這點，真宗用了「騷擾」一詞，王旦用了「擾動」一詞，可見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但王欽若居然無視事實，說百姓只有喜悅，沒有勞擾。信口雌黃，一味討好真宗。
針對真宗篤信天命鬼神這一點，王欽若總是不失時機把一些吉祥的現象稟告真宗，以取悅真宗。除了降天書之外，王欽若在這方面的上奏也相當多。景德四年六月庚申，知樞密院王欽若以五星聚東井，慶雲見，奉表稱賀。詔付史館。李燾對此事表示了懷疑：「按紀、志，五星並無聚東井事，不知欽若何據？」當然，王欽若不敢無根據胡說，但把天象往吉祥方面誇大倒是有可能。幾天前壬子日，司天曾推測五星當聚鶉火，根據占書說，這一天象所反映的意思是「五星不敢與日爭光者，猶臣避君之明也。」並指出「歷千百載所未曾有」。對於這樣的天象，除了專司天文的部門上奏外，只有與天文毫不貼邊的知樞密院事王欽若上奏。顯然王欽若是為了迎合極欲在朝廷樹立威信的真宗心理。真宗對王欽若上奏當然受用，吩咐存檔史館，以備日後為其歌功頌德用。
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郭皇后去世一周年，真宗問大臣：「宮中几筵於禮可撤乎？」几筵是根據禮制設置悼念郭皇后的靈座。放著這一靈座，真宗不僅不能再立皇后，就是正常生活也有影響。因此，按真宗內心願望推測，當然希望儘早撤掉。但作為皇帝，一舉一動必須中規中矩，他不敢貿然撤掉，所以要徵求大臣的意見。宰相王旦的意見是『遵照故事，應當再設置一年。』王欽若則說：「几筵之設，典禮所無，況及期年，撤之可也。」撤與不撤，其他大臣意見紛紜。由於宰相王旦已經表明了意見，真宗儘管不情願，也只有遵從，同意再設一年。這時一心想討好真宗的王欽若，依然「固請撤之」。儘管沒有聽從他的意見，但真宗自然是領情的。
王欽若在大中祥符元年夥同真宗偽造天書後，又是上奏進言，又是著書立說，對真宗的阿諛奉承不遺餘力，固然是靠緊皇帝這棵大樹，以鞏固權勢。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同真宗偽造天書，大規模地掀起東封西祀、修宮築寺的活動，把全國搞得烏煙瘴氣。在這種情勢下，他等於與真宗綁在同一架戰車上了，只能前進，不能後退。王欽若這個憑藉儒學經義走上仕途的士大夫，無視孔夫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教誨，對真宗先是引導，後是順從，真真假假，一味鼓吹所謂的天瑞。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在第二次降天書之前，王欽若一個月內接連兩次上奏天瑞。壬戌，言泰山下醴泉出；乙丑，言錫山蒼龍見。於是，在大造輿論後，不過十餘日的五月丙子，真宗就同第一次降天書一樣，復施故伎，說夢見神人告訴他下個月還要降天書，並「密諭王欽若」。果然在六月甲午，天書再次降臨。七月，「乙酉，王欽若言『修圜臺、燎臺，除道累石功畢，自興役至是，未嘗見螻蟻等物，請致祭嶽祠。』」於是，君臣一唱一和，真宗對王欽若奏請「從之」，於十月前往泰山封禪，隨行的王欽若仍不斷上奏所謂的天瑞。
十月甲午，「次葦城縣。王欽若等言泰山芝草再生者甚眾。」並還說：「黃河水今歲上流多雨，雖時氾濫，正在中道，不臨兩岸。其堤防比常歲用度工役約省數百萬。」真宗大搞天書封禪活動，也並不是肆無忌憚的，他最擔心是財源問題，曾就此事問過三司使丁謂。丁謂是佞臣，自然懂得迎合真宗旨意，回答「大計有餘」，讓真宗安下心來。王欽若又說黃河防洪可節省費用數百萬，正是用具體事例打消真宗對財政的擔心，可謂逢迎有術。早在八月，王欽若就曾獻芝草八千餘本。這次，王欽若為了證實他所說的「泰山芝草再生者甚眾」並非誑語，沒過幾天，便又獻上了芝草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
登上泰山後，王欽若建議：「唐高宗、玄宗二碑之東石壁南向平峭，欲即崖成碑，以勒聖制。」對此，真宗假作謙遜地說：「朕之功德，固無所紀。」但他轉而又說：「若須撰述，不過謝上天敷佑，敘祖宗盛美爾。」所以，過了幾天，真宗就寫了〈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等文章，供王欽若摩崖之用。看來，王欽若的建議確實迎合了真宗急欲建立威名的心理。
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謁皇陵。王欽若抓住這時機，「請躬謁太廟畢，親詣元德皇太后廟。」元德皇太后是真宗的生母，原為太宗眾多妃子之一，太平興國二年（977）便已去世。真宗即位後，先是追封賢妃，後又尊為皇太后，謚號元德。可見王欽若實在是拍馬有術。但身為皇帝，也不能隨意行動，於是「詔禮官定議」。謁陵順便拜謁生母廟，此亦人之常情，何況是今上皇帝，自然「議如欽若所請」。於是真宗也就順理成章地把明明是他自己要求，變作臣下的請求「從之」。
不管是否與自己擔任的職務有關，只要能討好皇帝，王欽若就無所不為。《長編》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七月甲午」條載：「知樞密院王欽若言，近者王公車輅皆飾以龍，頗紊彝制。請下太常禮院檢詳，以其法付太僕寺重修，永為定式，使尊卑不瀆。」此維護皇帝威信的上書，真宗看了當然高興，其結果自然是「從之」。
以昏佞愚主智
說王欽若奸佞，並非僅僅因為他中傷善人，阿諛人主。王欽若最受後人詬病的，乃是他教唆真宗偽造天書一事。元人編纂《宋史》，在〈王欽若傳〉後的「論曰」部份，就直指「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並質問：「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我們就來看一下天書出籠前的背後運作。
首先來看《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條記載的王欽若與真宗的對話：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怏怏。他日，問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繆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上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為大功業，庶可以鎮服四方、誇示戎狄也。」上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封禪是也。然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為。」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久之乃可，獨畏王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本來，與舉國同樣沉浸在和平的喜悅氣氛中的真宗，經王欽若用城下之盟和孤注的比喻輕輕一戳，澶淵結盟以來的自我陶醉頃刻煙消雲散，隨之而來的是一種難以自抑的恥辱感。尤其見到戳破這層紙的王欽若，真宗的這種感覺可能更為強烈、更加不自然。所以，耿耿於懷的真宗還會沒頭沒尾地向王欽若問，今後該怎麼辦？
明知不止是厭兵更是害怕遼兵的真宗不可能有勇氣再啟戰端，因為宋朝好不容易才花費巨款換來和平，王欽若故意說只有兵取幽薊，才能雪城下之盟的恥辱。這是就連太宗也未能完成的事業，即收復燕雲十六州。所以，好面子的真宗以不忍再度生靈塗炭這樣冠冕堂皇的理由，否決了這項提案。這時，王欽若才說出他的陰謀，即用行封禪大禮來鎮服四方，誇示戎狄。
但封禪並不是說做就能做的，按王欽若的話說，需要獲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為」。王欽若這樣說過之後，擔心真宗對做此事也產生絕望，就趕緊補充說，天瑞未必能得到，但歷史有許多天瑞是人為的，這也和天瑞一樣。說到這裏，王欽若還怕真宗不明白他暗示可偽造天瑞的意思，就更為直接地說，您以為所謂的河出圖、洛出書是真有那麼回事嗎？不過是聖人偽托神道來推行教化而已。對此，「上久之乃可」，就是說真宗沉吟了好久，才勉強同意王欽若的主意。但真宗還有最後一點猶豫，即「獨畏王旦」。擔心這件事不獲王旦同意。真宗的這種擔心，是孤家寡人面對擁有執政集團支持的宰相所常有的事。
由此可見，皇帝要做甚麼事，往往要拉上幾個贊同的人，當然是一定要爭取到宰相的贊同，至少是不反對，才能行得通。由此，可以窺見孤立的皇權的無力的一面。只有與執政集團結合起來的皇權才是強有力的。同樣，只有在皇權的支持下，宰輔專政才能實行，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面對真宗的擔心，清楚王旦性格的王欽若說，我就說是皇帝您的意思，王旦是不會不同意的。過後，王欽若「乘間為旦言之，黽勉而從。」
《長編》記載王旦「黽勉而從」，多少有些含糊。從接下來記載看，王旦對天書是「持異」的，即有保留意見，至少是對王欽若傳達的聖旨沒有痛快地回答。因此，真宗對偽造天瑞還不敢貿然實行。他先是一天晚上，造訪在秘閣值宿的龍圖閣直學士杜鎬，突然問道：「卿博達墳典，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杜鎬不清楚皇帝為甚麼突然提出這樣的問題，於是泛泛地回答：「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不料，杜鎬的話「偶與欽若同」，這使佞臣如何左右皇權，想做又不敢做的真宗大受鼓舞。
杜鎬的話等於證明王欽若所說的不假。在理論上說，偽造天瑞也是神道設教的方式，是可行的。因此，真宗「由此意決」。但是真宗還必須取得宰相王旦的明確支持。為此，真宗玩了點心眼。「召王旦飲於內中，甚歡。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
太祖「杯酒釋兵權」開始，趙宋皇帝把許多重要事情都搬到酒桌上。真宗不僅與宰相一起喝酒，營造融洽氣氛，更偷偷賄賂以珠寶。身為九五之尊的皇帝做到了這般地步，作為宰相的王旦還有甚麼可說的呢？只好悉聽君便。為了落實計劃，身為皇帝必須賄賂宰相這種事情，並非只有宋代真宗這個特例。明代的景帝想更換太子，又擔心閣臣反對，就事先賜給了閣臣陳循與高穀各白金百兩。此事赫然見於《明史》。這類事情說明了皇權的無力。
王旦為了真宗的面子，也為了個人私利，「不復持異」，使得王欽若與真宗肆無忌憚屢降天書，東封泰山，西祀汾陰，勞民傷財，愈演愈烈，不僅打亂了正常的政治運營，使宋王朝的財政大傷元氣，也給號稱賢相的王旦個人歷史抹上了污點。
真宗及王欽若將要偽造天瑞之事，在宰相王旦默許之後，就開始正式啟動其共同策劃的陰謀了。翌年正月，真宗把王旦、王欽若等大臣召到宮中，神神秘秘地講，他去年十一月某天的晚上正要就寢時候，神人降臨，讓他在正殿建個道場，並告訴他說，來年一月將要降〈大中祥符〉三篇。於是他從十二月一日開始齋戒吃素，並建立道場。剛才聽皇城司奏左承天門的屋角上有條黃帛，派人去看說像是書卷，隱隱有字，大概就是神人所說的天書吧。於是真宗帶著大臣走到承天門，對著黃帛焚香望拜後，命內侍取下，拿到道場啟封。見帛上寫著「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恆〔真宗名趙恆〕」等二十一字。展開一看，共有黃字書三篇，類似《尚書• 洪範》和老子《道德經》，開始便講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紹事」。
行文至此，誰都會清楚天書的政治目的了。用來誇示四夷僅是天書意義的末梢，主要則是借此來說明真宗受天承命的正統地位。所謂神道設教，設的正是這個教。張其凡〈宋真宗「天書封祀」鬧劇之剖析〉一文，對真宗朝的天書封祀做了詳盡的研究，美中不足的是未能指出偽造天書這一政治目的。天書下降幾天後，改元大中祥符，從此，鬧劇的序幕拉開，接下來的就是東封泰山。天書的始作俑者王欽若，又開始策劃泰山封禪。他被真宗任命為封禪經度制置使兼判兗州。整個封禪前後，王欽若裝神弄鬼，在史籍不絕於書。
前面提到過，甚麼泰山醴泉出，甚麼錫山蒼龍見，都是經王欽若的口說出來的，真宗則沒完沒了地變他的天書戲法。這年五月，真宗說他又夢見上次那個神人，告訴他下個月還要降天書，於是「密諭王欽若奏」。秉承旨意，王欽若六月上奏，說在泰山醴泉亭北一個木工發現了天書，經人報告了他，他取來後，派專人送到京城。真宗接到天書，又舉行大規模迎接儀式。而王欽若也玩和真宗一樣把戲，說他在泰山下兩次夢見神人，等到了威雄將軍廟，發現廟中的神像同夢中所見一模一樣。王欽若同真宗狼狽為奸，偽造所謂的天瑞，不僅充分滿足了真宗樹立威信、鞏固地位的虛妄慾求，也使他從中獲得了最大的利益回報。《宋史》王欽若本傳記載了王欽若封禪之後，是如何加官晉爵的，「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首頌〉，遷戶部尚書。從祀汾陰，復為天書儀衛副使，遷吏部尚書。明年，為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聖祖降，加檢校太尉」。
《宋史• 真宗紀》卷末的論贊評論真宗朝降天書封禪等事「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覺得宋朝君臣的行為不正常，不可思議。《宋史》編者繼而推測道：「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這樣的推測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作為威懾敵國的方式畢竟難以看做是「一國君臣如病狂然」的主要原因。宋遼澶淵之盟，使兩國由敵對轉向和平。由於解除了戰爭威脅，減少了軍費開支和勞役徵調，宋朝舉國上下都如釋重負，為之歡欣鼓舞。真宗本人最初亦未嘗不作如是觀，為其兵不血刃而建立了不世之功而陶醉。彼時彼刻，他忘記了或者說不計較當初寇準左右他親征的種種不快。反而因為寇準成就了他這個毫無功業的繼統君主的一番偉業，而倍加重用，一時間言聽計從，使寇準的權勢達到了極點。但經王欽若以孤注之喻點破，真宗本來的興奮一落千丈，從即位前就籠罩著他的弱勢狀態又重新襲來。澶淵之盟前後，不僅被文武大臣當作賭注所左右，以巨額換來的城下之盟，更讓外敵恥笑。當這一面被揭開後，真宗頓感危機四伏。如果一直處於這種狀態，不僅僅是蒙受恥辱，而且很可能有一天連皇位也失去。因此他「自是常怏怏」，處心積慮從這種狀態掙脫出去，做出一番偉業來鞏固地位，樹立威信。就在這時，王欽若提出了偽造天書的主意，與真宗一拍即合。應當說降天書以及東封西祀一系列活動從客觀上迎合了當時舉國上下的歡欣氣氛，真宗王欽若等人的行為也並無不自然之處。
從深層因素上看，人在現實中得不到的東西，往往祈求於另一個世界。這或許也是宗教所以產生的原因之一。為了擺脫現實的無力，一直處於弱勢的真宗，不得不從另一個世界尋求精神支持，以達成某種心理平衡。歷史上的秦皇漢武，都曾用封禪來煊赫皇權的至高無上。遠遜於這些皇帝的真宗，在舉國歡欣的氣氛下，如果也行封禪大禮，無疑在精神上也達成了同樣的強大。借天的權威來強化人的權威，這正是神道設教的目的所在。借天之口來肯定其正統地位，大概比任何人的發言都有力得多。屢屢用天書來強調「付於恆」的正統地位，用效法歷代名君行封禪，正反映了真宗在現實中的弱與在心理上的虛。
此外，之所以選擇了降天書以及東封西祀這樣的方式來達到神道設教的目的，王欽若與真宗都有其個人的因素。《長編》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戊辰」條載：「王欽若嘗自言『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字，則唐司徒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場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壇上。」接著李燾評論說：「凡天書及諸祀祭皆欽若發之，雖以濟其邪佞，亦其素所蓄積者然也。」正如李燾所言，王欽若熱衷此道，有出自其愛好和信奉的一面。自從降天書以後，他編撰獻上了相當多的有關書籍。除了應製作有〈社首壇頌〉、〈朝覲壇頌〉和《奉事天書儀制》五卷外，王欽若還親自撰寫了《聖祖事蹟》十二卷，真宗賜名謂《先天記》之後，又接續成三十二卷。還撰寫了《翊聖保德真君傳》三卷，真宗親自為其寫了序。撰寫《會靈志》一百卷，真宗也作了序，題名《五嶽廣聞記》。並且還同其他人一起獻上了《天禧大禮記》四十卷。僅這些卷帙不少的書籍，如果沒有宗教般的狂熱，也不是短時間所能寫成的。
真宗熱衷此道，除了上述的原因外，也有其個人因素。史書往往對皇帝的出生都記載一些異兆，《宋史• 真宗紀》對真宗的記載是「左足指有文成『天』字」。現在看來，這不過是新生兒腳上的皮膚皺摺而已。但出現在天子腳上，就不同於凡人。經過渲染，長大後的真宗大概就真的認為自己是膺了甚麼天命的。〈真宗紀〉還記載了真宗幼時的一件事：「幼英睿，姿表特異。與諸王嬉戲，好作戰陣之狀，自稱元帥。太祖愛之，育於宮中。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可見真宗自幼就深信天命。他以第三子的身份卻越過了長子而即皇帝位的事實，也使他更加篤信天命。他偽造天書，東封西祀，固然主要是出於神道設教的目的，但相信也包含有祈求天命來保佑他的真誠在內。
熱衷此道的君臣二人結合在一起，就上演了一幕歷時數年的冗長鬧劇。以舉國歡欣開始，以怨聲載道告終。東封泰山前，三司使丁謂還說「大計有餘」，沒過幾年，同樣是丁謂就向真宗叫苦，說「恐有司經費不給」了。不管是不是君臣二人對天命的篤信，王欽若首先偽造天書，曲解神道設教，唆使真宗假造天瑞，東封西祀，不僅勞民傷財，給宋朝財政帶來了危機，而且這種以昏佞愚主智的做法，樹立了另一類型的君臣關係。當世與後世的士大夫抨擊王欽若佞導人主，不僅僅因為王欽若作為士大夫無視孔夫子的「不語怪力亂神」，敗壞士風，其要害還在一旦讓人主明白天瑞可以偽造，那麼，士大夫借以制約皇帝的天譴理論也將失效。
以智術保善終
政界的複雜，在於政界中人複雜。複雜的人際關係構成了看不見的網絡。不見得是正面發生衝突才會引起矛盾。有時候，無意之中說不上就會得罪某個人。在王欽若升任參知政事前不久，他在翰林學士知貢舉任內受賄之事被揭發出來，這種事情如果調查屬實，王欽若剛起步的的政治生涯將受到沉重打擊。這件事剛剛傳開時，恰好王欽若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此任命等於救了王欽若。因不僅真宗礙於面子不可能收回成命，宰相大臣也不願背上失察之名。如果說低中層官員的任命有可能出自皇帝或宰相的獨斷，但執政大臣的任命，幾乎不可能由皇帝或某大臣獨自裁決，必須經過皇帝與執政集團共同協商，至少是得到宰相的首肯之後才能決定。由於有這樣的過程，決定了對王欽若只能保，不能棄。因此，當御史中丞趙昌言向真宗提出審問王欽若時，真宗甚至說了這樣的話：「朕待欽若至厚，欽若欲銀，當就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耶？且欽若才登政府，豈可遽令下獄乎！」真宗的話有兩層內容，一是不相信有其事，二是剛任命為執政大臣，不能審問。真宗等於是從一開始就把口封死了。對此，不知趣的趙昌言依然力爭審訊王欽若。真宗只得擺脫趙昌言，另組織人來按照保王欽若的方向進行調查。
在調查過程中，王欽若有恃無恐地隱瞞了人證物證。結果是主持調查的翰林侍讀學士邢昺，抓了與王欽若同知貢舉的洪湛代王欽若受過。為此，王欽若十分感激邢昺對他的回護，後來，並做了報答。既然調查結果是王欽若與此事毫無干係，事情又哄傳很廣，就不能僅僅抓一個洪湛了事。為保王欽若，真宗與執政集團做出了更大的犧牲，把原主張審訊王欽若的御史臺一班人，從中丞趙昌言開始，到侍御史知雜事、殿中丞、主簿等都嚴加處分。其中，趙昌言以「操意巇險，誣陷大臣。」的罪名，從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貶安州司馬。
對王欽若受賄事件，確實受賄的王欽若在他主持編修《真宗實錄》裏，儘可能地做掩飾。因此，李燾《長編》在進行了有鑑別地記述此事後，注云：「此段《實錄》所書，專為王欽若諱。今用司馬光《記聞》及欽若新傳修入。」王欽若對代他受過，被削籍流放儋州的洪湛，並非沒有歉疚之意。當他得知洪湛死於流放地，保住了參知政事位子的王欽若「亦內自愧」，而讓真宗下詔，「給錢二萬，官為護喪還本貫。」為掩飾對流人做如此破例，隨後下詔「命官流竄沒於嶺南者，給緡錢聽歸葬。其親屬州遣吏部送之。」含怨而死的洪湛應當寬慰的是無數流放死於嶺南的貶官因他而得以歸葬。王欽若在真宗與整個執政集團的回護下，雖然從受賄事件中解脫出來，但是連王欽若本人也許都沒有意識到，這一事件的處理結果給他的仕途帶來了終生的隱患。
前面說到御史中丞趙昌言因此事件而貶謫，並且，「自是不獲省錄十餘年，屢更赦，量移放還。至祥符中，乃復敘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須知趙昌言並非等閒之輩，此人在太宗朝已位至執政，先後做過樞密副使和參知政事。更重要的是，他是當時早於王欽若成為參知政事的王旦的岳父。當年初登進士第的王旦正是在趙昌言的扶植下，得以迅速升遷的。
社會是一張網，政界更是一張網。交結了朋友的朋友，有可能得益，得罪了朋友的朋友就有可能倒楣。當處理趙昌言時，王旦僅是一個普通的參知政事，宰相是呂蒙正與向敏中，這兩人與王旦沒有特別的關係，因此不會特別回護趙昌言。
尚未成氣候的王旦也只好付之無可奈何。但此後為相的畢士安、寇準，都是王旦的朋友，自然會站在王旦的立場上，替趙昌言抱不平。王欽若並沒有直接得罪寇準，為甚麼兩個人「素不協」？大概這件事要算是一個因素吧！也合該王欽若倒楣，繼畢士安、寇準後，王旦長達十二年為相，簡直就把王欽若壓得喘不過氣來。連真宗提名要王欽若當宰相，也不獲王旦同意。直到王旦辭去相職的去世前一個月，王欽若才爬上相位。他忿忿不平地抱怨：「為王子明〔王旦字〕故，使我作相晚卻十年。」讓王欽若有口說不出的原因，正在於因為他的受賄把王旦的岳父整得好慘。
一直以陰柔行事的王欽若成為宰相，成了執政集團的頭領，只要照顧到皇帝真宗這一面就夠了，可以不再像普通執政大臣那樣看宰相的臉色行事了。所以，王欽若開始「偶爾露崢嶸」，把與他「議論多相失」的參知政事張知白排擠出去了。但是真宗對張知白印象並不壞，不僅為他開創了「輔臣以雜學士出藩並翰林侍讀學士外使」的先例，還「賦詩餞之」。這件事說明了，王欽若在真宗心中的天平上已經開始失重。作為皇帝，真宗無法並無力阻止宰相的許多行動，包括對執政大臣的罷免，而且罷免的詔制還要以他的名義發出。真宗只能以另外的行為，來表示他的不滿，對張知白罷免後的一系列安撫，就顯示了這一點。
皇帝對宰相不滿，如果不同其他朝臣，主要是執政大臣聯手，單獨一個人是不敢對宰相下手的，事實上也扳不倒宰相。只有在朝中對宰相不滿的情緒蓄積到一定程度，或者是借助偶發的事件，這時聯合其他的宰相的政敵，皇帝才能舉重若輕地將其不滿的宰相罷免。如此看來，皇帝在罷免宰相的行為上所體現皇權力量，是要打不少折扣的。
執政將近兩年的宰相王欽若，在天禧三年（1019）六月被罷免了。關於王欽若這次罷相的經緯，《長編》卷九三「天禧三年六月甲午」條作了詳細記載：甲午，左僕射、平章事王欽若罷為太子太保。時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王欽若於上前自辨，乞下御史臺覆實。上不悅而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為人辨虛實耶？」欽若皇恐，因求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蓄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王欽若家，得王欽若所遺詩及書。上以問欽若，欽若謝不省。遂罷相。這裏說的兩件事，儘管王欽若不承認，裝糊塗，但相信皆確有其事。王欽若貪贓受賄是有歷史的。當年王欽若知貢舉時，就曾接受過舉子的賄賂。若沒有真宗的極力回護，其參知政事的烏紗帽早就被掀掉了。那時王欽若正是得寵，真宗盡全力保護了他，但是事件畢竟使真宗處於很尷尬的境地。這次王欽若還指望真宗能替他辯護，但真宗卻搶白他說，國家設御史臺，並不是為你個人用的。反映皇帝已有把握撤換宰相了，王欽若明白真宗的態度，知趣地提出辭職請求。
另一件事，更為可信。王欽若篤信鬼神，常與裝神弄鬼的雜色人等交往是無庸置疑的。宋代嚴禁民間私藏天文卜相書，因為篤信天命鬼神的皇帝覺得讓民眾掌握了這些書會危及統治。王欽若與這類人來往，自然就背上了圖謀不軌的嫌疑。以這樣的理由罷免宰相，是不會有人提出異議的。王欽若被罷相後，夙敵寇準被任命為宰相。同時，寇準曾一直推薦的丁謂也再次成為參知政事。這樣任命，一方面表明了朝廷內政治勢力在相互角逐中的沉浮，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皇帝試圖從中操縱平衡朝廷中各派政治勢力的意向。
王欽若罷相後不久，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等於被逐出了朝廷。此時已是真宗在位的晚期。真宗中風，神志時而糊塗，時而清醒，說話也不清楚，已經不能正常執政，皇后劉氏遂「漸預朝政」。在執政集團內，原本與參知政事丁謂關係不錯的寇準，因不滿丁謂的為人處事，逐漸關係破裂，轉向對立。朝廷中，形成丁寇兩黨。丁黨由於依附上勢力逐漸強大的劉皇后，最後擊敗了企圖以太子監國的形式清除異己掌握政局的寇黨。丁謂登上相位，把寇準貶出朝廷。王欽若此時遠在判杭州任上，一年間坐山觀虎鬥，看足了這場與己無關的惡鬥。
丁謂逐出寇準後，與本來就支持寇準的同僚宰相李迪矛盾激化。此時真宗健康狀態已每況愈下。王欽若覺得會有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可能，便先上奏表白自己判杭州酒榷增羨和獄空的政績，提醒朝廷他這個重量級人物尚在。當然，憑王欽若敏於吏事的能力，做出這樣政績並不足為奇。接著，王欽若又強調自己太子太保的身份，「自以備位東宮，請入朝。」這是王欽若分析了真宗不能視事、劉氏勢力日增、朝廷大臣惡鬥、未來君主太子值得利用等諸因素之後，走出東山再起的第一步。果然，王欽若如願入朝，「令赴內殿起居」。過幾天，「資善堂上梁，皇太子會官僚觀之，太子太保王欽若承詔旨預焉。」可見，王欽若成功地利用了太子太保身份，參與了皇太子的活動。接著太子太保王欽若被任命為資政殿大學士，仍令日赴資善堂侍皇太子講讀，名副其實地成為皇太子的老師。
由於在皇帝身邊，就經常有被召見的機會。十一月的一天，真宗「對輔臣及王欽若於宣和門，賜御製會靈觀銘石本各一。」真宗除了輔臣之外專門宣召王欽若，從會靈觀銘，大概又回憶起當年合謀的那一場降天書和東封西祀之事了吧！十二月，又賜給包括王欽若在內的東宮兼官數以千計的銀兩。儘管當時王欽若不是丁謂的主要競爭對手，但原本同王欽若關係不壞的宰相丁謂，仍然不願看到王欽若在真宗那裏重新得寵，因為從資歷與地位上看，王欽若都對丁謂構成威脅，所以丁謂便使計謀再次把王欽若逐出朝廷。《長編》卷九六「天禧四年十二月丁酉」條載：「以資政殿大學士、司空王欽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長編》接下來敘述了這次人事任命的背景：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恨之。上不豫久，事多遺忘。欽若先以太子太保在東宮，位三少上。謂不悅，因改授司空。王欽若晏見，上問曰：「卿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謂令設饌以待之，曰「上命中書設饌耳。」欽若出，使都知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麻。謂乃除欽若使相，為西京留守。上但聞宣制，亦不之寤也。
從這一記載可知，王欽若由太子太保改換為司空，是由於丁謂不滿意王欽若的品序在丁謂等宰執的三少之上而改命的。此外，處於半昏半醒狀態的真宗，看到王欽若，忘記他已不是宰相，問他為甚麼不去中書。王欽若哭笑不得，說我不是宰相，怎麼敢去中書。真宗讓內侍送王欽若去中書辦公。對皇帝專門派人送王欽若來中書辦公，丁謂根本不買帳，僅招待一頓飯就把王欽若打發，而清楚宰相任命程序的王欽若自然也不敢留下來。他讓內侍向真宗轉達說，沒有白麻紙寫的宰相任命的制詞，他不敢接受真宗口頭的聖旨。然後就回家等待給他頒發白麻紙的任命去了。後來，任命倒是等來了，不過不是去中書辦公的宰相，而是一個徒有虛名的使相，並須到外地去赴任。在這件事上，真宗和王欽若都被宰相丁謂戲弄了。這件事說明了幾個問題：第一，皇帝如果不按正常程序下達指令，無論是宰相，還是受令當事人，都不會執行，即王欽若說的「不敢奉詔」。第二，皇帝的指令如果按正常程序走，即「有詔學士院降麻」，這時就納入了政府的行政系統的軌道，以宰相為首的執政集團，就可以把皇帝的旨意部份地攙雜進他們的意見，甚至完全改變了皇帝的旨意。比如說，真宗本意是想讓學士院頒發宰相任命狀，等到發下來，卻依照丁謂的意旨改變為使相。當然，可以說是因為真宗神志不清，丁謂才敢於公然欺君。但即使是神志正常皇帝的旨意，從宰相等執政大臣到執筆的翰林學士、知制誥，也常常被層層盤剝，朝著對他們有利的方向加以改變。
面對一紙使相任命，王欽若有苦難言，只有認了，離開朝廷前去赴任。在判河南府任上，王欽若與當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的風習不同，做了一些減刑寬民的事情。比如，他看到治內的澠池縣為了捕捉盜賊，拘捕了不少無辜平民，就下令釋放。由此聯想其他地方一定也有類似情況，就上書要求告示諸路，如有此類情況，在一個季度內捉不到犯人，就要取保釋放拘捕的人。他的請求得到批准。由於留心獄訟，王欽若到任剛剛半年，京西提點刑獄就向朝廷報告，說河南府獄空。為此，朝廷以真宗的名義下詔表彰了王欽若。表彰僅是官場文章，但已經解決了寇準威脅的宰相丁謂，有精力來整治他的另一個政敵王欽若。天禧五年（1021）末，真宗得知判河南府王欽若得病，專門派太醫去給他昔日的寵臣治療。在此之前，王欽若為了治療方便，幾次上表請求回京城治病，都未得到答覆。在真宗派出太醫後，丁謂就派人去騙王欽若說，皇帝幾次提到你，很想見你。你上表之後就直接來，皇帝一定不會見怪的。正值真宗派出太醫後，王欽若聽信了丁謂傳達的口信，就讓其子王從益給河南府打個報告，便直接回到京城。這正好中了丁謂之計。一向暗算人的王欽若，也開始輪到被人暗算了。丁謂彈劾王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於是，王欽若被「責授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轉運使及河南府官皆被罪，仍詔諭天下。」相信這種處罰都出自宰相丁謂之意，而不可能是剛剛派出太醫為王欽若治療的真宗。從後來《長編》記載看，就連分司南京也是丁謂的主意。因為，當時知南京應天府的，正是當年與王欽若不和、被王欽若排擠出執政集團的張知白。丁謂以為張知白必然會報復王欽若，所以，故意把王欽若的處罰地指定在南京應天府。沒想到張知白心胸開闊，對落難的昔日同僚照顧得很周到。這讓丁謂很惱火，很快就調走了張知白。從這些事可以看出，無論是免職處罰，還是人事調動，都操諸宰相丁謂一人之手。
王欽若分司南京沒幾個月，真宗駕崩了。從此，皇權轉移到權處分軍國事的劉太后手中，而朝中則依然是宰相丁謂一手遮天。當年，劉太后聯合丁謂，打垮了曾反對立她為后並與她屢有衝突的寇準以及李迪。然而得志便猖狂的丁謂，專橫跋扈，就連劉太后的行動也干涉，內廷經費也加以限制，使得丁謂從「稍失太后意」，演化到「太后滋不悅」的地步。皇權作為一件極具威懾力的武器，或者說是一種極重要的力量，你不掌握或利用，必然會被他人所掌握或利用。除非對皇權取而代之，否則，如果不是處於「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狀態，宰輔專政決不可能維持下去。遲早要被敵對的抓住皇權的勢力所代替，形成新的君臣合作的宰輔專政。果然真宗駕崩沒半年，丁謂就被與其對立的參知政事王曾等人，以擅自移動真宗皇陵位置的罪名打倒了。丁謂的垮臺，使包括王欽若在內的所有被丁謂整治的官員都得到了翻身的機會。王欽若先是由被丁謂降得很低的太常卿、知濠州升為刑部尚書、知江寧府，過了半年多，以宰相馮拯因病辭職為契機，劉太后終於起用了當年支持她成為皇后的王欽若為宰相。儘管劉太后擁有真宗的權處分軍國事的遺詔，但她行使皇權，也並不是名正言順的。她把小皇帝仁宗練字時偶爾寫下的「王欽若」三個字假作聖旨，瞞過大臣，偷偷召王欽若入京。而在馮拯辭職、執政大臣來不及充分商議的情況下，只得同意她提名王欽若為宰相。在這種背景下再次成為宰相的王欽若，並不可能如臂使指地統率執政集團一班人。《長編》卷一○一「天聖元年九月丙寅」條載：「欽若再入中書，謂平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為敘遷圖以獻，冀便省覽。」王欽若的目的，是想藉此控制人事權，但不僅人事權，連其他事權王欽若也不能有效控制。《長編》明確指出：「然欽若亦不復能大用事如真宗時矣。」《長編》舉例記載說：「同列往往駁議，欽若不堪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爾也。』魯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他人可企！公既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服？』」參知政事魯宗道的話，無異是說，你是甚麼東西，怎麼能和王旦相比。其實，平允地說，王欽若在真宗朝得寵之時，也未曾跋扈過，他多是以順從來抓牢真宗，以詭計來中傷他人。惟一可以稱得上有些專權的行為，就是他「每奏事，常懷數奏，但出其一二，餘皆匿之，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王欽若的專權不過是耍詭計假冒聖旨而已。但即使如此，也常常被揭穿。當時的樞密副使馬知節就曾當著真宗的面斥責樞密使王欽若說：「懷中奏何不盡出！」由於多年來形成的印象，無時不在起著作用，再入相的王欽若，不僅執政集團成員與他不大合作，就連有的臺諫官也與他作對。
《長編》卷一○一「天聖元年十月戊子」條載「王欽若復相，監察御史鞠詠嫉欽若阿倚，數俾倪其短。」由於此時王欽若正為劉太后所用，攻擊他的人還一時難以撼動他。反倒是他作為宰相有足夠的能量，去打擊對手。對鞠詠，王欽若以「廢朝廷儀」為藉口，輕易地把他發送出了朝廷。不過除了鞠詠事件，再入相的王欽若，已經很少像早年那麼對人陰險地中傷陷害了，相反還做了不少善事。《長編》卷一○一記載：「天聖元年九月甲戌」條記載了王欽若剛入相時的一件事：「京東西路先配率塞河梢芟數千萬，期又峻急，民苦之。王欽若召自江寧，言其事於上曰：『方勸農，豈可常賦外，復有追擾？』甲戌，詔州縣未得督發，別候旨。」無疑這是件減輕百姓負擔的好事。從這件事看，此時的王欽若已與當年把皇帝出行擾民，說成是鼓舞於道有了很大不同。
對下面的官僚，王欽若也不像過去那麼刻薄無情。《長編》卷一○一：「天聖元年十一月己未」條載「大理寺丞、知彭山縣盧察乞官襄州，以掃灑墳墓。上問察家，王欽若對察父多遜，故宰相，謫死朱崖。上惻然許之。」同為宰相，惺惺相惜，晚年的王欽若大概也開始為自己身後著想吧！
對因曾經反對真宗即位被貶，晚景淒涼的胡旦，王欽若也說了好話。《長編》卷一○二「天聖二年二月癸亥」條載：「襄州上將作監致仕胡旦所撰《漢春秋》。上因問旦吏歷及著書本末。宰臣王欽若對曰：『旦詞學精博，舉進士第一，再知制誥。然不矜細行，數敗官，今已退居。嘗謂三代之後，獨漢得正統。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以擬《春秋》。』上稱歎。癸亥，命旦為秘書監。仍錄其子彬為將作監主簿。」隨著真宗的死去，胡旦與真宗間的恩怨已成為過去。王欽若為這樣一個昔日的名人、今日的弱者說好話，無疑會給自己招來好評，也為自己的將來鋪路。
當監察御史張逸被任命為益州路提點刑獄、勸農使時，仁宗問王欽若張逸是否勝任，王欽若答：「逸為御史，以清謹著，今此選委，必能稱職也。」向來為人尖刻的王欽若，少有地為別人說起好話來。類似的事情不少。天聖三年（1025）初「學士院試殿中丞吳遵路策論並稍優。詔充秘閣校理。遵路簽書江寧府判官，以宰臣王欽若自江寧入相，薦才命試」。王欽若薦舉的吳遵路後來政績頗著。
天聖三年，朝廷以刑部郎中、龍圖閣待制滕涉為右諫議大夫知青州。仁宗問輔臣：「青州大藩，宜遴揀牧守，涉足以任此乎？」王欽若回答說：「涉自先朝已任要劇。頃自三司副使擢居侍從，今茲委寄，必能上副聖選也。」一天，翰林學士晏殊把身言書判選人上報給了仁宗，仁宗問輔臣「身言書判足以盡人才乎？」王欽若回答說：「朝廷設此，以旌別選人。若四者悉有可采，固宜升進也。」有了宰相王欽若這句話，上報的五十多名選人都改為京官或予以遞遷。在任命蔡齊與章得象為知制誥時，仁宗看他們在中書召試時的答卷，對宰臣說，詞臣不僅要有文才，而且人品還要好。王欽若和其他人一起說，這兩個人兩方面都好，「上始命之」。這兩個人後來在仁宗朝，蔡齊先後成為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章得象成為宰相。此後王欽若又推薦夏竦擔任知制誥。後來夏竦也位至執政。夏竦對王欽若的提拔感恩戴德，王欽若死後，行狀與墓誌銘都是夏竦執筆的。如果說王欽若早年的精明，一部份用在了究心吏事，更多地用在了巴結真宗與中傷他人上的話，晚年的精明則似乎是更多地為暮年與身後著想。他利用宰相的地位主持編纂《真宗實錄》。自秉史筆，儘可能地為他早年的惡行做了回護。
多說好話，多行善事，似乎成了晚年王欽若的行為準則。除了針對人以外，對原有的制度規定，也向較為寬鬆的方向修正。比如，吏部流內銓引對選人，凡有私罪者皆不能改官。當仁宗問起有哪些私罪，王欽若回答說：「私罪固多，然其間輕重不侔。若趁衙謝弗及，或墜笏失儀，事雖至輕，以不緣公事，皆為私罪。」對此，仁宗說：「有司當察情，不可以小累終廢。」隨發詔令：「自今此等勿礙改官。」由於宰相王欽若的回答甚至是決定，重新修改選人因私罪改官的規定，變得比較寬容。不容否認，政策的決定與執政者的思想傾向與行為方式都有著直接關係。
就在天聖三年十一月戊申（1025 年12 月22 日），王欽若用他的精明，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一程。與同樣從真宗朝進入仁宗朝的寇準、丁謂相比，王欽若得以善終。《長編》卷一○三「天聖三年十一月戊申」條記載其身後榮典說：「卒，皇太后臨奠出涕。贈中書令，謚文穆。遣官護葬事。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李燾對此評論說：「國朝以來，宰相恤恩未有欽若比者。」
結 語
王欽若過世若干年後，已經十九歲仁宗對大臣說：「王欽若久在政府，察其所為，真奸邪也。」宰相王曾回答說：「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號為『五鬼』。其奸邪險陂之跡，誠如聖諭。」在王欽若為樞密使和為相的時代，王曾作為參知政事，是王欽若同僚和下屬，曾屢遭王欽若的中傷陷害。因此，從這段對話看，表面上是仁宗在評價一個早已故去的宰相，王曾說的也似乎是傳聞之辭；但年幼的仁宗之所以對王欽若得出如此印象，不大可能來自寵信王欽若的劉太后的影響，而極有可能是來自宰相王曾平日的誘導。明知王曾同王欽若有過恩怨糾葛，而在宰相王曾在場的情況下說出這些話，也包含有極欲親政的仁宗討好宰相的用意。
王曾則乘機發揮了一番，順便加上另外幾個人，用客觀轉述方式，把王欽若等五人稱為「五鬼」。也許是史籍漏書，但從現有的資料記載看，最先將王欽若五人稱為「五鬼」的就是王曾。因此，有理由說，貶損王欽若是從王曾開始的。還有一個證據，那就是在王欽若去世兩年後王曾從天聖五年二月到七年六月曾以宰相、監修國史的身份，提舉編修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史。從此載入《真宗正史》的〈王欽若傳〉便成為貶損王欽若的源頭。王曾對王欽若的抨擊，並非憑空捏造，而是對前述王欽若一生種種惡行的總結，因而也頗能獲得當時人與後來人的共鳴。
王曾在真、仁宗交替的時代，特別是在劉太后執政期間，為維持朝廷正常運營起過重要的作用。這裏並沒有指責王曾的意思，只是追究王欽若後世評價的由來。當然，從王欽若的為人看，歸之「五鬼」之首並不冤枉。王欽若鬼蜮之行累累，已為當時人所詬病，如果不是王曾，也會有別人加以貶損的。王欽若在他主持編修的《真宗實錄》中，儘可能地為己諱，加以美化自己。但歷史並不是一個人寫的。
從《宋史》的原型宋朝國史開始，到了南宋，王稱的《東都事略》及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都記錄了王欽若的大量惡行。客觀地評說，王欽若精明過人，頗有吏幹，其主持地方政務，屢見政績。而這些被其鬼蜮之行所掩蓋，以致不為後人所注意。說其鬼蜮之行，多是在人際關係上，陰險尖刻，常常是為了抬高自己而中傷他人。但到了晚年，王欽若已有所收斂，從史籍中已很少看到他的惡行。在中央政府，王欽若一生做過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樞密使，兩度做過宰相，可以說既得志又不得志。說他得志，是因為他基本上一直受寵於真宗及後來的劉太后，一生榮華富貴，得以善終。說他不得志，是因為他在朝期間，先是被長期為相的王旦所壓抑，後又被寇準所打擊，被丁謂所陷害。當這幾個人不在位，好不容易可以施展抱負的時候，又為同僚所掣肘，難以伸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王欽若與真宗之間君臣關係的模式。在真宗朝宰相中，他沒有李沆的帝師背景，也沒有王旦的正派，更沒有寇準的強硬，因此真宗對王欽若並不敬畏。他通過智慧和實幹這樣的正常途徑，交結下真宗後，「委曲遷就，以中上意。」處處順從討好真宗。可以說是以柔克剛，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皇權。這與正常的政治形勢下以宰相為首的士大夫以傳統道德來規範皇權、以法律規章來制約皇權極為不同，更不同於非正常時期，權相玩弄皇帝於股掌之上那種取代皇權。不是框架、高壓，而是像水一樣柔，卻使人不得不從。這就是王欽若模式。王欽若不僅達到了固寵邀榮的目的，還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讓穩健如王旦、強權如寇準那樣的大臣也不得不隨波逐流。這是水的力量。王欽若的行為並不可取，但其左右皇權方式則值得研究。
君主制是一種政體，這種政體在制度上賦予了皇帝擁有獨裁的權力，但這僅僅是制度上的保障。制度規定無法保障所有的世襲皇帝，都有足夠的能力去執行這個權力，皇權行使的實際狀況因人因時因地而不同。這就是形式與內容之間的差異。限制皇帝個人行使權力的因素很多，既有制度上的規定，也有皇帝的資質、能力、興趣的局限，更有時代環境所形成的無法獨治的壓力影響。無論是「王與馬共天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貴族政治，還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均可見這種壓力與影響。不過無關皇帝個人的強與弱，伴隨著行政體制的日漸完備，皇帝實際可行使權力的空間日漸狹小，而皇權的象徵意義則日漸增大。歷代權臣弄權多是借助了皇權所顯示的權威。宋代士大夫政治重塑了皇權，這種重塑不僅有正面意義上的士大夫依照儒學理想的塑造，也有諸如王欽若那樣佞臣的負面引導。無論是正面抑或是負面，在君主制獨裁外殼內，皇權的實質逐漸發生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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