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女兒含泪講述－不忍回憶 因為傷痛太深
《環球人物》雜誌特约記者吴志菲2008.10.29
1935年6月18日，晨光微露。
國民黨36師師部一派肃殺之氣。特務連連長走進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槍决命令。瞿秋白在案頭早已寫下了絕筆：「眼底雲烟過盡時，正我逍遥處。」
9時20分，瞿秋白穿着一件中式黑色對襟衫，一條白色齊膝短褲
，黑襪黑鞋，神態自若，緩步走出囚室。
長汀中山公园凉亭，已擺好了四碟小菜，一甕薄酒。瞿秋白整一整衣衫，自斟自飲，談笑自若：「我有两個要求：第一，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不能打我的頭。」說完，他向刑場走去，身後緊随着特務連的一百多名士兵。從公園到刑場，約两華里的路程，瞿秋白手持點燃的烟卷，緩步而行邊走邊唱，唱《紅軍歌》《國際歌》。
西門外羅漢林下，有一片草坪。瞿秋白停下脚步，環視四周：山上青松挺秀，山前綠草如茵。他點頭微笑：「此地甚好。」接着，在草地上盤腿而坐，含笑飲弹。是年，瞿秋白年僅36歲。
瞿秋白，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者之一。他從20多歲起，就承担着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上開拓和指導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創和初步系統化的工作。為此，蒋介石的謀士戴季陶曾這樣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萬青年，這樣的人不殺，殺誰？」
今天，從發黃黄的歷史像册上，人們已很難尋覓到真切的瞿秋白。但從瞿秋白女兒瞿獨伊的講述中，我門依稀找回了那個面容清瘦，性格沉穩，生就一副錚錚鐵骨的瞿秋白。
【破落舊家庭的『叛逆者』】
長汀，閩西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羅漢嶺的半山腰，屹立着“瞿秋白烈士紀念碑”。當年寸草不生的羅漢嶺，如今已滿目葱郁，之中有株枝幹挺拔的柏樹，是1984年瞿獨伊特地從北京來此種下的。談起父親的犧牲，瞿獨伊只说了四個字——『無比壯烈』。
瞿秋白烈士犧牲的那年，瞿獨伊14歲。「父親犧牲时，我年纪還小，可他親切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心裡。在我模糊的幼年記憶中，父親清瘦，戴着眼镜，話不多，很温和。母親不叫我簡單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這要稱呼父親。」在瞿獨伊的眼裡，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於常州，在故鄉生活了整整18年。常州武進瞿氏，門台很高，是當地的望族，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親都只有空頭銜，没做實任的官，早就窮了。瞿秋白幼年過了幾年『少爺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詩詞、繪畫、篆刻、書法等方面顯示出非同凡響的天資。精諳詩書的母親常常教他寫詩做詞。父親瞿世瑋的繪畫技巧頗有功力，教小秋白學畫。瞿秋白10歲那年的大年初一，父親给他買了一部《三國演義》，其中插印了許多惟妙惟肖的人物綉像。書一拿到手，瞿秋白當即就在走廊里翻看着書上的綉像。如此薰陶教育下，瞿秋白十幾歲时就能畫出很好的山水畫了。
在經濟狀況还不十分窘困時，瞿世瑋到常州玄妙觀、紅梅閣等處遊玩會友，也常帶瞿秋白去。到了瞿秋白十三、四歲的时候，家裡就已經很貧苦，連租房的錢都没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為了家，為了孩子們，瞿世瑋抛下畫筆，去做自己不喜歡做的『帳房』。
1915年夏，離中學畢業只有半年時間，瞿秋白却無奈輟學。失去上學的機會後，原本一個好說好動的少年變得沉默起来。他悶在房裡
，往往到深夜還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凝神看書，而且飲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飯。在冷清的瞿氏宗祠里孤寂獨處，這對一個才16歲的少年，心理壓力之重可想而知！
更加沉重的打擊接踵而來——1916年春節剛過，瞿秋白的母親突然自殺。母親性格柔中带刚，情感豐富細膩，對秋白特别慈爱。家道衰敗，要强的她鼓勵丈夫出外謀業，並將婆婆送去大哥處。不料婆婆在大而子家裡亡故，以致親友都責怪她害死婆婆。也因此，親友都不再對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援手。瞿母迫於各方壓力，最終選擇服毒自殺。
這一悲劇使瞿秋白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影響。每每談起母親，他都沉默無語。母親去世時，家裡最小的孩子才3歲。瞿秋白一直很關爱弟弟妹妹，努力維繫着失去母親后的親情聯繫，也一心想把弟弟們教育成才。
瞿獨伊今天談起這些傳奇的家世，仍會感慨萬千。呷了幾口茶水，她輕聲嘆道：「家庭破滅的凄惨現實，逼迫父親很早便脫離舊環境，開始尋求新價值、新出路，這也使他更容易摒棄原有大家庭制度下的『昏昧』精神。」
【複雜的情感纠葛】
瞿獨伊坦率地講述了母親與瞿秋白的真實情感。瞿秋白一生有兩次愛情。第一個愛人王劍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學的挚友，是一位聰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两人相識、相爱，不到半年即結合。由於两人都有志於革命，並且都熱愛文學，有着詩人的氣質和才華，他們婚後的生活充满了詩歌的浪漫和詞賦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僅7個月，王劍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劍虹而去』。
瞿獨伊的母親楊之華，1900年出生於浙江蕭山，是家道中落的紳士門第小姐，當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於浙江女子師範學校。20歲時，她和浙江有名的開明仕紳沈玄庐的兒子沈剑龍相爱成婚。沈剑龍喜歡詩詞、音樂，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後，經不起十里洋場、燈红酒綠的生活引誘堕落了。此時，楊之華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個，可见楊之華心中的怨憤。1922年楊之華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婦女運動，認識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並於1923年底被上海大學社會學系錄取。
瞿秋白當時是社會學系的系主任，他風度翩翩、知識淵博，在師生中聲望很高。楊之華第一次聽瞿秋白的課，就對他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楊之華學習努力，又是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瞿秋白與她漸漸熟悉起來。瞿秋白還做了她的入黨介绍人。然而，當楊之華感覺到兩人互有好感時，内心充满矛盾。她選擇迴避，跑回了蕭山母親家。面對人生的重大抉擇，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龍已經背叛楊之華，為什麼我不能去愛？既然我真心地愛她，為什麼不敢表示！於是趁放暑假的機會，瞿秋白大胆來到了蕭山楊家。
當時沈剑龍也在楊家。不曾想，沈剑龍竟然和瞿秋白一見如故，對瞿秋白的人品与才華十分尊敬、仰慕。面對複雜的感情問題，他們三人開始了一場奇特的『談判』：先在楊家談了兩天，然後沈剑龍把瞿秋白、楊之華接到他家去談，各自推心置腹，互訴衷腸，又談了兩天。最後，瞿秋白又把沈剑龍和楊之華接到常州，再談。當時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連把椅子都没有，三個人就坐在一條破棉絮上談心。談判結果是在上海《民國日報》上同時刊登三條啟事：一是沈剑龍與楊之華離婚啟事，二是瞿秋白與楊之華離婚啟事，三是瞿秋白與沈剑龍结為好友啟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瞿、楊在上海舉行了结婚儀式，沈剑龍親臨祝賀。從此瞿秋白和沈剑龍也成了好友，經常書信來往，寫詩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龍送给瞿秋白一張六寸照片——沈剑龍剃光了頭，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寫着『鮮花獻佛』四個字，意即他不配楊之華，他把她獻给瞿秋白。
有一次刻圖章，瞿秋白對楊之華說：「我一定要把『秋白之華』、『秋之白華』和『白華之秋』刻成3枚圖章，以示你中有我，我有你，無你無我，永不分離。」瞿獨伊說：「為了紀念他們的結合，父親在一枚金别針上親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個字，送给母親。这一愛情信物，後來伴随母親度過了幾十年風風雨雨。」
曾有人問楊之華，為何瞿秋白犧牲後不再婚，她這樣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對我更好了。」1955年，經過20年的努力尋找，楊之華
在福建長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並還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周恩來總理親筆题寫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楊之華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懷念、銘記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終了。
【不是生父生勝似生父】
瞿獨伊说自己從未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親爸爸，相反，她得到了比普通的生父還要贴心、周到的愛。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來提前到蘇聯，參加加中共『六大』在蘇舉行的籌備工作，後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兩年；同年5月，作為中共『六大』代表的楊之華，带着瞿獨伊也秘密來到莫斯科。那時，瞿獨伊已6歲半，開始記事。『過境時，我掩護過好幾個中共代表，在媽媽的引導下，認幾位叔叔叫爸爸。不過，後來我不叫了，為什麼？那麼多爸爸誰相信？』瞿獨伊沏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歷史上是很特殊的，會址不在國内而在國外。開會時我還記得，是在莫斯科郊區一座别墅裡舉行的，我當時去過，每逢他們休會，我常常給那些代表唱歌、跳舞，當時的我很天真活潑。」
「母親忙於工運，無暇照料我。父親對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點空就到幼兒園接送我。在家時，他手把手地教我寫字、畫畫。」說到自己的生父，瞿獨伊說：「對生父没有一點印象，也没有一張他的照片。在我的心中，我的父親就是瞿秋白。」
「我的父亲，無愧於『好爸爸』這個稱呼，他給我帶來無限的温暖和快樂。」瞿秋白知道獨伊喜歡吃牛奶渣，每隔一周，他從共產國際下班回來，總不忘記買一些帶到幼兒园去给獨伊吃。夏天，他們在樹林裡採蘑菇，瞿秋白畫圖折紙给獨伊玩；冬天，地上鋪滿了厚厚的雪毯，他把獨伊放在雪車裡，自己拉着車跑，故意把雪車拉的忽快忽慢，有時假装拉不動了，有時假裝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臉哭了起来，這時候獨伊就向媽媽叫起来：「媽媽，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開手，哈哈大笑。獨伊也拍手大笑。
「我永遠忘不了，一次爸爸媽媽来莫斯科兒童院看我，帶我到河裡划木筏玩，爸爸捲起褲管，露出細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長竿用力地撑，我和母親坐在一旁。後來，父親引吭高歌起来，我和母親也應和着唱，一家人其樂融融。」
1930年，瞿秋白夫婦途經歐洲秘密回國，不料這次分别竟是女兒和父親的永訣。瞿獨伊回憶說：「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兒童院的孩子們在烏克蘭德聂伯羅彼特羅夫斯克參觀休息。忽然，同學們圍着一張報紙驚訝地議論着，還時不時看看我。我很好奇，也争着要看。當我一把搶過來，看到《共青團真理報》上報導道着父親於6月18日犧牲的消息。我驚呆了，隨即失聲痛哭起來，晕倒在地。」
1935年8月，楊之華第二次來蘇聯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期间，她把瞿獨伊接出兒童院與自己一起生活了幾个月。每當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倆相對無眠時，楊之華翻看着瞿秋白的遗作與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從中來，淚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時，瞿獨伊就安慰媽媽：「媽媽，我给你唱個歌。」於是，一口氣唱起《馬赛曲》、《兒童進行曲》等好幾首歌，直唱得媽媽臉上少了悲戚、眼睛裡恢復
了堅強才停下来。母女倆就相互慰勉着度過了最悲痛的一段時光。
【和槍决父親者面對面】
蘇德戰爭爆發後，瞿獨伊結束了13年旅居異國的生活。1941年她随母親回國，在新疆被地方軍閥盛世才『無端』逮捕。抗戰勝利後，經過黨的營救和張治中將軍的努力，她們才重新獲得自由。
瞿獨伊在獄中意外收穫了愛情，她與同在監獄的李何结了婚。出獄後，瞿獨伊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她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開國大典時，瞿瞿獨伊為蘇聯文化友好代表團團法捷耶夫一行當翻譯。當時，她還用俄文廣播了毛主席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解放初期，瞿獨伊和丈夫再度前往蘇聯，籌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當時，莫斯科分社裡就只有他們夫婦倆，瞿獨伊戲稱他們是『八大員』，譯電員员、翻議員、交通員、採購員、炊事員等。
1957年瞿獨伊回國，被分配在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後在『哈軍工』讀大學的兒子竟又因病英年早逝，接連的打擊使瞿獨伊和母親深受刺激。直到1978年，瞿獨伊才回到了新華社，在國際部俄文组從事翻譯和編輯工作，直止1982年離休。晚年，瞿獨伊多次重訪莫斯科，追尋早年那裡留给她的青春夢境。
瞿獨伊說：「說實話，我不愛回憶往事，因内心的傷痛實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說，『為了後人能了解歷史』。談及父親的英勇就義時，她老淚縱橫，「『文革』時，『四人幫』為了改寫整部黨史，不顧事實，硬把我父親打成『叛徒』，使父親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文革』後，瞿獨伊在眾多前輩的鼓勵下向中紀委進行了申诉，為此，中紀委成立了『瞿秋白複查组』，複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國範圍内進行外調與核查。「而我呢，則帶着女兒，直接去找了對我父親執行槍決的原國民党36師師長宋希濂—他是個獲赦戰犯。。我去見宋希濂，實在在是一件痛苦無比的事。而宋希濂見到我，也是渾身不自在，一臉難堪。但這是没辦法的事啊！我們倆人必須見這一面。」宋希濂如實向瞿獨伊介紹了情况，說瞿秋白在臨終時高呼『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神態從容地環視刑場上的松樹與草坪，微微地笑說『此地很好』。而後，慷慨就義。「那天，我和女兒是一邊流着熱淚，一邊記錄證明材料的。而中紀委複查组則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證明明了『四人幫』强加给我父親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點根據！」瞿獨伊感嘆，「今天，父親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採訪結束時，瞿獨伊伊深有感觸地說：「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親首先是一個人，一個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樣，也有七情六欲，對家庭、愛情和婚姻也表现一個共產黨人的寬闊胸襟和高尚情操。」她在記者的留言本上寫下了瞿秋白的兩句詞：「信是明年春再来，應有香如故。」並用俄文簽名。
瞿獨伊，浙江人，曾用名『沈曉光』。1921年出生於上海，1928年至1941年在蘇聯生活，1946年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1950年和丈夫李何一起受國家委派到蘇聯創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國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1978年在新華社國際部俄文组從事翻译和編輯工作，1982年離休。
(责任编辑：王玲玲、编辑：劉暢、美編：苑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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