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璇與嚴華為何分手呢﹖﹖當時上海議論紛紛﹐由嚴華的警告逃妻開始了終結章﹐雙方已經不能回頭。
且看當事人如何說﹕
周璇在《我的為什麼出走》一文中這樣寫道：“……然而好景不常……一切並非我所預料的那樣，漸漸地，猜疑、誣衊、誹謗，從四面八方向我襲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因為我是人，我有自己的生命和尊嚴。經過思索，我終於選擇了‘娜拉’的道路，噙著淚水離開了家，離開了相處九年的丈夫。”
那麼，再看看嚴華是怎麼說的，他在1941年給報刊撰文《九年來的回憶》，不
經意地洩露了其中真實的緣由：“由北平重返上海後，周璇加入了國華影業公司，我們二人的月薪(包括我作曲在內)450元。……(周璇)每年規定拍四部戲，每部戲的報酬是兩千元。”
說明倆人收入懸殊，嚴華年收入僅是周璇的四分之一不到。但嚴華說：“我歷來主張節約，該用的用，不該用的堅決不用。”“你要在藝術上多下工夫，慕虛榮，講排場，是不會有幸福的。”
有一次，周璇突然問嚴華：“做人的意義是什麼？”
嚴華答覆：“不慕虛榮，不驕傲，不落後，一天天向前進步……”
看來嚴華對周璇的教育管理很嚴格，要求很高。對周璇賺的錢，也管得很死。在這種情況下，周璇寫道：“我以為當美滿的家庭不能獲得，甜蜜的生活成為幻夢，而一種出人意料的痛苦緊緊壓迫我的時候，我自然只好掙脫桎梏和惡劣的命運決鬥，另覓新生之路了。”周璇和她同時代的寫《結婚十年》的女作家蘇青一樣，擺出了一個新時代的“娜拉”的勇敢姿態。
接下來，周璇進一步闡明瞭自己的理念：“哲學家笛卡兒說：‘達到一個終點，總比停留在迷途中好。生活的的行動也是如此。常常不允許自己半點遲疑。’過去我太渾渾噩噩了，對任何事情都從好裏想，但結果卻適得其反。我已經是22歲的人了，在生活的道路上再不能徘徊猶豫，而要爭取儘快達到一個終點，總的一句話，我要奮鬥！”
周璇和嚴華的決裂，在社會上被傳得紛紛颺颺。嚴華甚至對外說，周璇私自帶走存摺。當時的報紙也以大幅標題，大肆渲染此事，稱周璇卷款潛逃云云。一時間，蜚長流短，傳遍整個上海灘。給周璇精神上帶來沉重壓力。人言可畏，阮伶玉是前車之鑒。
對此，周璇是這樣解釋：“不錯，我確實帶走了兩萬元錢的存摺，但這不過是我積蓄的一部分。實際上我名下的錢還不至此數……”
她又不得不在1941年6月的上海《申報》和《新聞報》上，又一次剖明心跡，這一回，使用的是文言文：“嚴君明知銀行存款為璇之私蓄，而竟意圖攫為己有，登報挂失，去函止付，跡其所為，嚴君重視床頭之金十百倍于床頭之人。璇以勞力所獲之資，近年為數頗巨，即以灌音……《何日君再來》等片先後版稅何止鉅萬？悉數交彼，璇囊中所存，每不逾五元，偶有親友見訪，無以置肴點，有失禮貌，使璇啼笑皆非。”這未免太苛刻了。
更有甚者：“璇往公司拍片，嚴君常限制時刻，倘因工作稍久，賦歸略遲，嚴君即以惡聲相報，甚至痛毆。嚴君家中不許雇用僕役，一切均由璇與璇之養母操作，然嚴君復又頤指氣使，絕不體諒，偶或逢彼之怒，不第公然辱罵，益且當眾施暴。又璇每含淚至公司拍戲，強顏歡笑以自掩飾，比及返家，嚴君猶未恝置，必逼璇引過認罪而後已。總之，璇精神上肉體上之痛苦，在婚後數年中與日俱增，屈指難數……輒思結束此生，閉悲劇之幕。顧又求死不獲(去年曾圖自殺未遂)，痛定思痛，唯有離此牢籠，求光明之生路……”
可見，周璇已經根本沒法再和嚴華相處下去了。於是，離異便是順理成章的了。周璇在婚姻和家庭問題上是一個頗俱現代意識的、勇敢而決斷的女性。這次婚變，她雖然沒有重蹈阮伶玉的復轍，可惜，最終她還是沒能擺脫被流言擊倒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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