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只剩下蜂蜜的幻覺。 如果可以變成花的話 如果可以變成雷聲的話 如果可以變成時間的反面 如果可以變成抵達的極限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而我們就是黑暗的維度 在思索，書寫與閱讀之間，接近神聖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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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眠／寫

 

　　1998、1999年，中田秀夫的《七夜怪談》、清水崇的《咒怨》（錄影帶版）分別問世，隨後延伸出各種續集、劇院版乃至於前進美國好萊塢的重拍版，也就是2002、2003那前後幾年間，日本尚有《催眠》、《感染》、《預言》接連登場，台灣有《雙瞳》、《詭絲》，香港有《三更》、《見鬼》，韓國則有《鬼魅》、《鬼鈴》，簡直是大競演似的，彷彿承載著人類被末日追擊的集體恐怖意識，一時之間，關於恐怖，出現了更多的表現和定義，蔚為風潮。

　　至於詩歌方面，在獨領詩歌白話運動風騷的《衛生紙＋》崛起（眼下已功成告退）的二十一世紀初以來，則有著隱匿《自由肉体》到《足夠的理由》、假牙《我的青春小鳥》、鯨向海《精神病院》到《A夢》、唐捐《金臂勾》和《蚱哭蜢笑王子面》、喵球《要不我不要》、沈嘉悅《我想做一個有用的人》、許赫《原來女孩不想嫁給阿北》到《來電》、eL《失去論》、潘家欣《妖獸》和《失語獸》、陳柏伶《冰能》、瞇《有用的東西》、賀婕《不正》、嘉勵．賈文卿《出詩婊》、張詩勤《出鬼》、蔡仁偉《偽詩集》、……接連現世，呈現可憐復可笑、盛宴景致一樣的群體創傷現象。

　　以上，無不是對詩與詩人（既定意義、形象與模式）的背對，無不是寫詩與作為詩人的自覺與難堪已極的逆向行走，無不是穿梭於各類諧音趣味和文化衝擊、荒謬失笑與哀傷憤怒痛切的歧路──新世紀的詩人們面向此一對詩歌充斥訕笑與神聖地位之急遽下滑，深入文學無用的處境，何嘗不是在苦中作樂，何嘗不是以狂歡節語調的激昂熱烈對昔日黃金時光憂傷緬懷與不得不告別？

　　楚狂《靠！悲》無疑也屬於此一脈絡，裡頭怨力滿載，既是對狗屁倒灶世界的詛咒，又像是以詩歌作為咒語一般，為自己設下隱密的維生結界，「你剩下為數不多的背脊漸漸地涼／一天一天一寸一寸的凹折／我還沒有撫摸過／好像再次得到了你／好像再次失去或被失去／不理解正如去年的消滅……」（〈再見那邊的我你好嗎─致過年〉）、「……我們必須記住美好部分／定時取出相片放回現實背光／有些天生無光我們擺置一座燈塔／旋轉花瓶／找尋自己滿意的臉」（〈問路〉）、「……那一堆深愛我的各種雜碎……擦都擦不完／越愛／越腐爛」（〈果菜汁〉）、「……我只能遂行／遂行永遠的格格不入……持續走開吧／我知道／我擊傷我自己」（〈之間〉），詩宛如咒語，寫詩儼然施咒，楚狂藉以脫走愈來愈困限的現實，此實乃大（靠）悲咒也。

　　此所以唐子捐太大真人《世界病時我亦病》有曰：「……詩可以怨，只因為人有不爽的權利。……怨是反彈，因而常常來自『被壓著』的狀態，並非處於優位，不是霸權。特別是文字層次的怨，其實很難危害世界或他人。詩是危險，也是最無邪的工作。」。此所以王家衛《一代宗師》講：「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此所以吳俞萱寫〈我們的卑微向我們施咒如許〉：「何時我們向自己施咒／如蛇敏銳／如鴿單純／在邊界永遠地走」。

　　另外，讀《靠！悲》對軍旅日子的殘暴描寫與傷懷肌理，好容易就會想起舞鶴《悲傷》如〈逃兵二哥〉：「……軍隊是國家公開展示的大陽具，……徹底的叛逆是自我救贖唯一、根本的形式，……兵役制度是一個大王八，必要強姦每一個處男，在每一個男人身上留下污辱的痕跡，……為什麼人一出生便要隸屬某個國家，為什麼國家從來不必請問一聲你願不願意當它的國民？……」

　　從第一頁的「把我削尖／一片片垂下的擦身而過／趁你的厭煩還很薄／都拿去／透光」到最後一首詩〈一個成功的人〉：「終於／他／原諒了自己」，以及書末頁的自畫像（扭曲歪斜、阿飄也似的素描），皆可以見得《靠！悲》的掙扎與真誠──在人人靠北，磨練激情憤怒技巧之年，楚狂仍然寧可更多靠（向）悲（傷），面對愛之無能詩之無力，不忍離場，如〈蠶寶寶〉：「那陣子我多想，結束這一切，請它們徹底消失。但我又不能拋棄它們，它們是如此無辜又無助。」

　　悲傷的盡頭，是暴力，是滔天恨意，是無盡纏結的怨，是〈一乾二淨〉寫的「活著，我們最先學會的／是恨意」，像《咒怨》那個被丈夫因妒意與猜疑虐死的佐伯伽椰子，永遠不散的陰魂。唯說到底，那都是愛啊，其實。因為愛著，故無法斷捨離。怨的最初是愛。怨其實源自於愛的對自己擊傷。怨的原貌是深情如許的鬼靈。而《靠！悲》所載負的，即是我們活著此一時代的巨大傷勢哪。

 

 

　　本文發表於《更生日報：副刊》2017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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