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錄於《巴黎,現代性之都》的論述:
巴黎每個區各有其模式,能夠顯露出你是誰,你的工作,你的身家背景以及你所追求的目標。
用來區隔階級的有形距離被理解成一種
「經過具體化與神聖化的道德距離,而正是這種道德距離將階級區隔開來。」
社會階級的區隔,既以空間生態的方式存在,又以垂直隔離的方式表現。社會學家Robert Park曾經寫了一篇引人聯想的論文,他將城市說成是空間模式與道德秩序(spatial pattern and moral order);社會關係被銘刻在社會空間中,使得空間模式不僅反映出道德秩序的再製,而且也是道德秩序再製的發動時刻。今日這樣的空間模式也可以套入台北市了(應該說經歷了現代化的城市幾乎都有類似的狀況),所以我們看到台北市仁愛路上以帝寶為中心向東與向西的綿延,有一種端莊安靜的氣氛,帝寶往東到了敦化仁愛圓環的誠品書局經過富邦金控接著是國父紀念館直到市府廣場,而往西則是一路通到了中正紀念堂與府城東門（沿途會經過很多達官顯要的豪宅）,我並沒有深入去探究他的歷史,我不知道他以前是否也如此養尊處優,
但就危機百科上面所顯示的,1932年的都市計畫中已被預定闢為林蔭大道,1958年政府將松山機場至總統府必經之敦化路與仁愛路拓寬,以作為國際迎賓大道。所以仁愛路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會如此的特別,除了都市計畫和地理的因素外,還有一個是攸關國家門面的因素。而我剛提到的端莊安靜的氣氛其實就是一種空間模式,雖然說台北不像巴黎每一區的差異如此劇烈(經過十三區華人區儼然是來到了中國,或是走在六區上看到的都是穿著講究的貴婦或一些精緻卻開價不匪的小店,抑或是剛出地鐵chateau rouge站幾乎看不到什麼白人,來到了幾乎都是黑人的十八區),但是台北也有類似的模式,譬如說中山北路三段假日會聚集很多外勞朋友們,因為那邊有一個天主教堂,而假日望彌撒成為他們重要的集會,但用這套模式來解釋這樣的現象其實也不太對,因為外勞朋友們不是真的居住在中山北路,他們或許住在仁愛路上但是他們的身分不是達官顯要而是幫傭,這又牽扯到台灣的外籍移工問題,在這邊就不細談了。
漫步在巴黎真的可以強烈的感受到階級的差異呈現在不同的區域上面,上面摘錄於《巴黎,現代性之都》的描述非常的真實,當你親臨巴黎不同的區(arrondissement)你可以從人們的穿著舉止或講話的方式感受到其差異性。
而道德秩序又是什麼?
這本書分析了Balzac的文學作品《Consin Pons》。Pons被公寓管理員所擊倒,因為公寓管理員不只控制著Pons居住的地方(她負責為他供應三餐),她也能構築陰謀之網(運用公寓管理員體系的神經系統)與陰謀者聯盟---這些陰謀者網路蔓延整個巴黎,足以接近Pons的公寓及其藝術收藏品。以這種方式來控制與生產空間的能力是一種權力,透過這種權力,即便是社會地位最低的人也能顛覆空間模式與道德秩序。
以上讓我想到黑道大哥藉由暴力,收取保護費來建立他的權力,即便他不是社會的上層階級,他也可以在一個特定的區域享受權力與特權。而緊密結合的空間模式與道德秩序就這樣被拆解了,只要這樣的人出現,就會混亂了道德秩序。所以有時候在一個空間模式下,道德也是會失去秩序的,或被新秩序取代,而使空間模式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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