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辦假證被查出可能要面臨沒收、罰款甚至更嚴重的法律後果，但在現實生活中，通過各種途徑辦假證的人依然不少。與此同時，天橋、地鐵通道上隨處可見的“辦證”小廣告也始終無法根治。人民大學的東門甚至因為常年有婦女聚集此地提供一條龍辦證服務而蜚聲海內外，歷經多次打擊而屹立不倒。有需求才會有供給，為瞭維持正常生活和工作需要，人們所需要備齊的證件多如牛毛。有人曾經發帖總結，一個中國人的一生至少需要辦80個證件，因契合生活經驗，該帖一度引起瞭網友的強烈共鳴和媒體的討論。

在這份證件名單中，既有傢庭婚姻類的準生證、初婚初育證、婚檢證、妊娠診斷證、出生證、計劃生育證、新婚培訓證等，又有身後類的未死亡證明、火化證、安葬證、死亡證等，除此之外還有學習工作類、財產相關類等諸多證件，種類繁雜數量繁多。雖然有很多證件確實為日常身份認定和職業認定所需要，但仍有大量證件隻是出於管理需要，給人徒添麻煩。

“有證走遍天下，無證寸步難行”，可以說是“證件中國”的真實寫照。在春晚小品《開鎖》中，黃宏一口氣說出身份證、結婚證等十幾個證時，臺下掌聲如雷。而鞏漢林拿不到證件就不開鎖的做法也讓觀眾們嘆聲不已。生活比小品更現實，也更殘酷，受證件之苦的案例不在少數。

2011年8月，一名市民在鄭州鄭東新區如意湖溺水，當地一個公益團體鄭州市水上義務搜救隊東區隊長牛振西帶人趕到現場施救，卻遭到瞭巡防隊員的阻止，他們要求牛振西必須出示“打撈許可證”，否則不能下水。最終，溺水市民搶救無效死亡。2008年9月，媒體報道河南漯河郾城區裴城鎮農民稱收割自傢的玉米須先向鎮政府繳費辦理“砍伐證”、“準運證”，每畝繳費500元。有老者砍瞭幾顆玉米喂牲口，竟遭拘留並罰款300元。因絕大多數農戶未辦“兩證”，當地數萬畝成熟玉米無法收割。2007年8月份，廣州市一名75歲的老太來為領1000多元的養老金，竟被要求到街道開具“未死亡證明”。她在烈日下奔走瞭社保中心、街道退管辦等五個職能部門後，最終也還是沒能領到養老金。

關於證件大國，網絡上曾流行過一個故事：一個自稱殘疾的中年人因為隻買瞭半價票而被列車員要求出示殘疾證，沒有殘疾證的他隻好露出瞭殘缺的腳掌。列車員卻沒有半點仁慈，稱“我要看的是證件，是殘聯蓋的鋼印”。雙方陷入爭論時，聞訊趕來的列車長也冰冷地說：“我們隻認證不認人!有殘疾證就是殘疾人，有殘疾證才能享受殘疾人票的待遇。沒有證件就趕快補票吧!”

這當然未必是真實發生的事例，但給人的感覺並不違和。其背後的問題是，凡事都“證件至上”的政府部門已經深受文牘主義之害。隻看證件，隻看條款，不顧活人，不顧事實。證件甄別機制，本意是為瞭給人們提供便利、提高社會效率，因為行政部門的懶政和效率低下，反而導致社會資源的消耗，人們也備受折騰。更令人不滿的是，帶有行政審查意味的證件甄別，未必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

一方面，數不清的證件成為瞭生活辦事中的必需品;另一方面，辦證手續繁瑣時間冗長則讓人苦不堪言。諸多證件由政府行政機關發放，還有很多證件，僅僅是為瞭證明某人“有資格擁有做某事的資格”。《北京晚報》曾經報道，一雙獨傢庭申請合法生育“二胎”，手續辦理過程卻頗費周折：全傢人一起行動，蓋瞭30多個紅章，帶著50多頁的復印資料、身份證、戶口本等各種證件奔波，等拿到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的《生育服務證》時，孕婦肚子裡的孩子已經七個月瞭。

人口遷移頻繁的當下，人戶分離的現象越來越多，證件辦理並沒有相應的改進，因此平添許多麻煩。武漢媒體曾報道，一個在武漢工作的青年，早年在孝感的一個國營工廠落戶，後來工廠倒閉，他立刻成為黑戶。在辦二代身份證的時候，孝感不給辦，說是原落戶地已經不存在，武漢也不給辦，說是沒有在武漢買房子——他也買不瞭房子，因為沒有身份證。在碰壁無數次之後，他覺得自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開除國籍瞭，他甚至還在網上尋求他國的接納。這樣極端的例子固然是少數，但因為戶籍問題來回多地跑，為瞭一紙證書費盡周折的事情，很多人都深有感觸。

利用部門權力，巧立名目辦理各種證件，然後借機收取辦證費用，“辦證經濟”因此得以興盛。據媒體報道，中國目前的各種證件費用多達2000多種，而這些證件的辦理有多少是非辦不可的，有多少是有關部門為瞭收取辦證費用而刻意規定的，有多少證件收取的費用遠遠超出瞭一紙證件所應負承載的價值，誰也說不清楚。辦證過程電子化緩慢，純手工操作費時費力，各部門之間信息沒有聯網共享，也導致辦證審批環節繁瑣，工作效率低下，不但不能滿足民眾的需求，還給自己提供瞭權力尋租的機會。

2007年10月1日開始，鄭州規定瞭市民養狗要繳納600元為狗辦證，以後每年須繳納200元的養狗管理費。為保證條例實施，鄭州成立“養犬辦”，花費數十萬元添置瞭專門的打狗裝備“鐵甲威龍”。但此後媒體調查發現，雖然養犬辦為督促居民掏錢辦證的行動不遺餘力，但鄭州被狗咬傷的人數卻與日俱增。被百姓指為“隻收狗錢不辦狗事”的鄭州“養犬辦”，兩年收取瞭1270萬元管理費，錢流向瞭哪裡，有多少錢用在瞭治理狗患上面?不得而知。

證件，是對公民進行人身管理的一種方式，在中國的五六十年代，衣食住行都離不開政府，隻有公社提供證明，農民才能買到火車票出遠門，而沒有糧票，連吃飯都成問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票證是維護體制自上而下運行而不失秩序的重要工具。

改革開放以後，舊有的證件對人身的限制有所減少，但種類繁多、功能各異的新證件，仍然作為政府之手延續著其管理功能，而非服務功能。從行政管理部門角度來說，這就意味著行政權力將更多的公民自由和權益置於自己公權之下。每一個人，都需要大量的證件以證明自己的身份以及生活和工作的合法性。而在缺少權力監督的體制之下，證件泛濫和以證牟利就難以避免。

羅永浩在他最新的演講中提到瞭，隻有當方舟子公開質疑其外教資質，他才知道原來在中國聘請一個外國人當英語培訓機構的老師還需要“專傢證”。這看似詭異的現象背後是行政管理部門繃得緊緊的弦。正所謂不怕一萬隻怕萬一，更多的證件管理和認證規范對於他們來說，意味著管理風險的降低。

在證件治國的大背景下，人們的正常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證件困擾。過度甄別，使證件成為人生活工作中的累贅，隻要任何一個證件出現一丁點麻煩，正常的生活秩序都要被打斷，極端情況下甚至使人走投無路，沒有瞭證件相當於人本身不再存在。以證治國，其實是以犧牲人們正常生活的便利，來達到降低政府管治風險的目的。成龍曾經說過“中國人就該被管”，所以，每個中國人的一生，就是辦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