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阳标（南京）
近些年，随着中国新闻改革的逐步深化，新闻管理机制日益跟不上步伐，新闻行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一方面，有的记者靠敲诈勒索发了大财，住上了像西湖边上的高级别墅那样的豪宅；一方面，有的调查记者却因为揭黑遭到政府和被曝光者的双重打击而穷困潦倒，甚至需要向社会求助解决生活困境，也有为此身陷囹圄。
不能不注意的是，由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记者行业中已经诞生了一些专门从事敲诈勒索职业的新岗位。这些记者神通广大，抓住地方的一些矛盾，煽动群众闹事，自己借机以报道的名义向当地政府索取封口费，有的是直接要钱，有的是要求订阅报刊。
许多地方的党委宣传部把自己叫作“消防队”，专门负责“灭火”工作。有些地方的宣传部官员甚至和无良记者勾结起来，共同套取政府部门拿出“消灾”款瓜分。因而，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宣传部门非常欢迎记者前去报道负面消息的反常现象。到最后，摆平事件的钱全部是出自纳税人，那些辛勤劳动的普通大众。
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媒体提供了良好的上升空间，新闻从业人员队伍迅速扩大。但是，从业人员的素质却没有提高。近几年生产安全问题不断出现，这些一线生产部门立刻被大小报的记者瞄上，成为他们眼里的“唐僧肉”，所以出现了山西大同一个市有所谓500名假记者的现象。
官媒勾结捞政府的钱
前些时间，江苏省某个县政府因环保问题被一个自称是中央媒体的记者敲诈15万元钱的笑话。共产党的政府居然成了共产党的媒体的敲诈对象！这些真假记者就是靠一线生产单位吃饭，大事小事都要去转一圈，要点封口费，那些经营者也不敢得罪他们。加上自身本来就有问题，所以让这些真假记者胆子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凡我所见到的那些所谓中央级媒体记者站，绝大部分都是以创收为目的而设立的。有些人素质极差，连一篇通顺的文章都写不出，但脸厚心黑，能创造不小的“经济效益”，因而也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什么名誉啦、公理啦，都阻止不了这些媒体的“创收”热情。
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可怕的。媒体的监督对象非常广泛，而中国对媒体的监督主要是来自党委宣传部门，但宣传部门基本上只是管政治导向问题，很少过问具体的业务操作。这种相互监督制衡机制的缺乏，使得中国传媒界正演绎着一场空前的疯狂游戏，一场可能会埋葬自己的游戏。在这场游戏里，制订规则和监督规则的都是媒体自身，没有任何第三者有力量制约这个行业。
只是在这场疯狂的游戏中，中国社会恐怕最终会形成多方共输的局面。媒体丢失了公信力，广大民众则丧失了可以信赖的媒体；政府也因监管不力失去了民众的信赖；企业则遭遇关门之果。没有赢者，全部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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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