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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9 00:48:14| 人氣151|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做七-台中寶塔,納骨塔,佛寺靈骨塔,神主牌位,台中塔位,祖先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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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七-台中寶塔,納骨塔,佛寺靈骨塔,神主牌位,台中塔位,祖先牌位

做七習俗並不是儒家所倡導的傳統喪葬禮俗的內容。

有關做七習俗的來源及其信仰內涵等問題，至今聚論紛紜，尚無定論。

佛教原由說:

民間相傳，做七習俗始於唐初，大致情節是:

唐太宗李世民臨終前曾囑咐太子:「死後每隔七天須由親人為其擺一次薦宴，燒一回紙錢，前後共七次，至七七四十九天止，使其靈魂得以順利超度」。

其中「五七」的置辦，尤應豐盛，等等。太宗死後，太子遵旨一一照辦。其後公卿百姓紛紛仿效，由此形成做七習俗。這種故事當然於史無征。

有人指出，做七習俗雖然自唐初起盛行，但早在南北朝時已見有關記載，《北史·胡國珍傳》:「國珍年雖篤老，而雅佛法」，及薨，「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北齊書·孫靈暉傳》:「從(南陽王)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恆為綽請僧設齋」。

為何要規定「七」為忌日?

謂人生有六道流轉，在一個人死此生彼之間，有一個「中陰身」階段，如童子形，在陰間尋求生緣，以七日為一期；若七日終，仍未尋到生緣，則可以更續七日，到第七個七日終，必生一處(見《瑜珈論》)。

所以在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須逢七舉行超度、祭奠。這種由佛教「生緣說」催生的做七習俗之所以在南北朝時形成，自然應視作當時佛教盛行的產物。唐人李翱曾撰《去佛齋說》，對做七習俗及其理論依據予以駁斥，其根據之一便是「傷禮」，不合儒家對人情哀戚的講求，這也能反證做七本是佛家的事。

相反，也有人認為做七習俗本於道教。

從該俗的實踐看，做七既請僧眾誦經，也請道士誦經，而民間關於做七由來的種種解釋，多與道教的地獄結構及功能的宣傳相吻合。

清趙翼在《陔余叢考》卷三十二還結合做七習俗起於元魏、北齊的歷史背景來對此論證:「按元魏時，道士寇謙之教盛行，而道家煉丹拜鬥，率以七七四十九日為斷，遂推其法於送終，而有此七七之制耳」。

他還引證《韓琦君臣相遇傳》:宋仁宗駕崩，英宗初即位。光獻太後對宰臣韓琦說:「當初立他(指英宗) 為皇太子時，臣僚多有言不當立者。恐他見後心裡不好，昨因齋七，並焚於錢爐矣」。

這個引證別有深意眾所周知，宋朝自太宗以後，道教一直備受尊崇，到真宗時更受到無與倫比的偏愛，還出現一個所謂「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趙玄朗，成為趙宋皇家的祖宗，從而使道教躍居「國教」地位。如果做七是佛教所創，很難想像會替已故皇帝行此奠儀的。

還有人認為做七習俗源自先秦時代的「魂魄聚散說」:

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腊，一腊而一魄成，故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以七日為忌，一忌而一魄散，故人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做七的意義就是祭送死者。此外如天以陰陽二氣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演生萬物，謂「七政」，人得陰陽、五常而有「七情」，故天之道惟七，人之氣亦惟七；以及《易·系·復》曰「七日來復」，《禮記·檀弓上》日「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都是本此道理而來，也

都是後世做七習俗的信仰內涵所在。

不過這些觀念和舊禮又是怎麼具體變成做七習俗的呢?

仍是一個迄今無人作出說明的疑問。

還有人推測，做七習俗的原型是「虞祭」，即周代時「國人」於父母葬後迎其魂靈於殯宮的祭祀儀式，「虞」就是「安」的意思，即使亡者之靈得到安息。按禮制規定，舉行虞祭的時間和次數因死者地位的不同而有區別，士之喪三虞，大夫之喪五虞，諸侯之喪七虞，每次虞祭皆以七日為期。到了「禮崩樂壞」的春秋晚期，大夫都僭用諸侯的七虞之禮。再往後，秦並六國，改朝換代，只要有條件誰舉辦七虞都行，最終流變成了通行民間的做七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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