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到底有迷人？波蘭名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在1979年就試圖以《電影狂（Camera Buff／Amator）》一片提出他的觀察報告：拍電影可以讓你過不一樣的人生，思考從來不去想的議題，疏遠你的家人，面對各種不同的名利誘惑…答案或許因人而異，卻都具體說明了電影與人生的互動關係。
《電影狂》的男主角菲力普（由波蘭影星澤西史杜（Jerzy Stuhr）飾演），原本是位平凡的上班族，只因為老婆即將臨盆，所以他用了兩個月的薪資買了台台蘇聯製的八釐米手持攝影機，希望紀錄下小孩的成長，電影剛開場時觀眾就看到他在妻子臨盆時的興奮與緊張，那種手足無措的生命情境，既真實又感人。
偏偏，這麼一位平凡的小人物，就因為擁有了攝影機，成為公司和同僚之間的新動能，公司要他來拍會議紀錄片，朋友則成為他日常生活的取景對象。奇士勞斯基早在這部早期作品中就展示了他精密布局的能力，於公於私，所有的情節都隨著《電影狂》的軸心開始滾動了起來：於公，公司的要求解決了他購買底片的經濟壓力，也使他的宣傳簡報片有了參加紀錄片競賽的資格，甚至還得了獎；於私，他拍下了好友母親過世前的最後身影，讓思母心切的好友感念痛哭；他紀錄了公司中一位侏儒同事的工作點滴，讓卑微人生突然就有了色彩與光澤。
拍電影之前，菲力普認定此生「平安即幸福」，然而拍起電影後，他才知道人生可以有不一樣的道路，他的迷戀與癡狂，立刻衝激到了妻子，她不再能獨佔丈夫的心靈與肉體，丈夫越是光彩，她反而覺得更失落，再加上丈夫似乎也愛上了美麗的影展策展人，產後憂鬱及愛情惶恐交錯而來，屬於妻子與女人天性的敏感知覺，讓她的嫉妒與憤怒不時就衝撞向了菲力普，就在菲力普搭火車前往參加影展時，她在月台上高喊著：「不要得獎！」華人的古詩寫著：「悔教夫婿覓封侯。」對她而言則成了：「悔教夫婿拍片去。」
清楚知道這麼一部以拍電影為主題的作品，一定會吸引人「對號入座」，猜想電影劇情中蘊含了多少他「夫子自道」的自傳色彩，奇士勞斯基就強調他是專業電影人，不像男主角是半路出家的業餘工作者，不過他也坦承一旦拍片就很難兼顧家人，所以只要不拍片的時候，他都會盡量和家人相聚，更用心來回報家人，但是他更強調和家人朝夕相處未必就是最能照顧家人的方式，人世間本來就不是一條簡單的公式就適用所有的人，《電影狂》中的菲力普因為自身的狂熱導致家庭破碎的煎熬，只是人生的一則取樣，感傷卻真實。
《電影狂》真正的趣味其實還是在於檢視了「出資人／創作者」的永恆矛盾，也點出了電影可以助人亦可能害人的一刃兩面殺傷力，例如菲力普公司的總經理就會一直提醒他「上廁所」的畫面不能用，「侏儒」的題材不要拍，甚至在因為區運會的新聞紀錄片惹來政府不悅干預後，他還得下令開除福利會主委做代罪羔羊…這些都是外力干預電影創作，《電影狂》沒有劍拔弩張的火爆爭執，但是潛在的陰影，卻像是無所不在的巨靈，一直盤據在菲力普的身後，那是經歷過極權統治時代的人才能心領神會的人生真相啊。
不過，《電影狂》的魅力則在於菲力普的覺醒，拿起了攝影機，他就像拿著火種的普羅米修斯，開啟了視野，開展了生命的能量，知道從無聊又無趣的宣傳短片進入到挖掘人生真實的紀實作品。畢竟，誠實才是藝術品超凡脫俗的根本關鍵，誠實就必定直視傷痛，誠實就無遮無掩，自然散發出迫人又人的力量，他的作品有了震撼力與殺傷力之後，卻也是他開始去思考人生責任的另一層議題了，所以，他最後妥協了，追回電影，不想把自己的成就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
這樣的人生，當然是一種挫敗，偏偏，奇士勞斯基卻要菲力普把鏡頭對準自己，回想自己初為人父時的緊張生澀，回想起自己剛開始要拍片時最純潔、最簡單的心情，那才是電影最最原初的召喚，無需戴起「以藝術之名」、「以創作之名」等藝術家的光環大帽，回歸自己真正想要拍片的始意與初衷，那才是永恆的嚮往與歸宿，《電影狂》在這樣的鏡頭中畫下句點，其實是更貼近藝術創作本質的辯論主題的。
相較於奇士勞斯基後期作品的繁複沈重，《電影狂》的調性其實是既明白又輕快的，戲劇性和紀錄性情節交錯而生，又互相印証，前後照應，充份說明奇士勞斯基的大師潛能，早年作品即已華彩畢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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