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記憶 一個年過三十的女人，一個女兒，一個妻子。 為了找尋那生命中流奶與蜜之地， 帶著希望，夢想，與愛， 踏上了一條未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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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多年之前，絕對是肯定的；在經過全民健保洗禮之後的現在呢，問題的答案可能就見仁見智了。

今天中午跟過去的同事聊了起來，她們全家即將在這個夏天離開台灣，在德國定居，她一方面害怕語言跟文化差異的適應問題，但卻又非常期待新生活的開始，矛盾的心情讓她近來就像是洗三溫暖一般。她說前一陣子開始跟一些過去的老闆長官們辭行，大家聽到她的變動以及她的矛盾，有人便安慰她:”離開這裡不一定會更差”，”醫療的工作(尤其在台灣)很容易將人綁在一個小圈圈裡，動彈不得”。

我聽完之後，深有同感，台灣的醫療工作環境，的確就是如此。

醫療工作，是很地區性的，不但受制於不同國家對於證照的規範，還牽涉到在不同區域的風土民情。不像其他產業(例如金融業)，隨著自由貿易以及貨幣的流通，工作機會就在哪。醫療工作，則是相對封閉的一個環境，很少工作機會是隨著全球化而流動的，果真是個”服務鄉梓”的產業。

而台灣，又因著現今尷尬的政治環境，我們可說是跟國際隔離的。台灣的醫師雖然還是不斷的出國參加學術會議，也不斷的有國外的學者來訪問，但ㄧ談到國際醫療衛生，台灣卻總是圈外人。我們可以將一切歸罪於中國大陸的杯葛，以及國際社會在利益考量下的現實，但是我們有沒有認真思考過，台灣，究竟在國際醫療衛生的議題上，我們貢獻了什麼?

在棒球，我們有王建民；在極限馬拉松，我們有林義傑；那麼，在醫療，我們有什麼呢?

SARS風暴，成了進入WHO的最佳說帖，但是，還能再用幾年呢?難道，我們還要期待下一個超級瘟疫的爆發，才能更說服國際社會我們存在的意義嗎?我們要求國際社會重視這兩千三百萬人的健康權益，但這兩千三百萬人又對國際的醫療衛生，做了什麼呢?

台灣的健保制度對於醫療費用支出的緊縮，造成台灣現今醫療的許多怪現象。有著豪宅般的裝潢，講求著五星級的飯店服務的美容醫療中心、健康管理中心，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平均餘命的延長，讓人們開始防老，我們也開始販賣健康。我們推出各式各樣的菁英健檢，大老闆們談完交易之後聊的是最近ㄧ次的正子攝影檢查(PET)結果；醫療產業在對抗健保之後採取的策略，便是開始說服自己與大眾，健康是可以行銷的。試問，是台灣的菁英都比較怕死嗎?這難道不是對有著社會主義思想的全民健保，進行資本主義的大反彈?我們真正減少了支出嗎?還是，我們又開發了更多的健康促進名堂呢?

所以，我敢大聲的說，在全民健保的框架之下，台灣的醫療是過剩的。台灣的醫療沒有不足，只有分配不均。為了維持昔日的金飯碗，我們開始販賣健康。如果說誰要為台灣的醫療服務業化來負責，只能說我們是鳩由自取。

我們應當開始認真的思考醫療輸出的議題。我並不是指當地震，海嘯，或是瘟疫來臨時，才出動的醫療輸出；我指的是有組織，有計畫的長遠投入國際社會的醫療輸出。

這幾年來，台灣透過正式外交關係或是各種非政府組織，已經開始從事不少國際醫療輸出的工作。台灣透過外交替代役，讓許多醫學畢業生能在我們的邦交國從事醫療支援的工作，我們也因此出了個連加恩。屏東基督教醫院，長期支援馬拉威的醫療團，以及路竹會定期的海外義診，都是透過非政府組織的力量，持續性貢獻的例子。但是，我們做的還不夠，因為，我們必須要做到足以吸引國際視聽，我們必須要做到對國際造成影響，我們才在擺脫國際上被孤立的角色。對我而言，這才是就算動搖國本都要辦到的使命。

聽起來很天真，但，絕非不可能。199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無國界醫師組織(Medicins Sans Frontieres，簡稱MSF)，這原本是一個由幾個法國醫師在1971年的奈及利亞內戰後所成立的小規模組織，經過持續不間斷的努力，MSF現在每年平均有3000位醫療工作人員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進行各項人道醫療救援的計畫。而MSF每年40億美金的預算，除了少部份來自政府的資助，80%以上都是由一般民間私人捐款而來。

台灣，需要一個有政府全力支持的非政府組織。台灣，也需要一個有集結民間力量全力支持的非政府組織。台灣”服務鄉梓”的醫療，應該已經到了要走出這個海島的時候了。我們要做的，絕對不只是每年到了五月在日內瓦悲情的抗議，我們應該重新思考，醫療界是要將已經扭曲的健康販賣行銷模式複製到更廣大的市場(例如中國大陸)，還是，要投注更多的人道關懷精神，真正讓台灣的醫療能夠在國際獲得重視?

追求金飯碗的年代，勢必將要過去。如果醫療界真的想要脫離健保的挾制，我們只能回頭找尋那最原始的感動，就如同當年那些飄洋過海來到這個島上的外國宣教士，該是我們出發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