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4
| 工商時報 | A2 火線焦點
川普加重全球政經的三元悖論困境
當前大多數人認為美國總統川普的外交、貿易政策戰略均根植於「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思維，並輕言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等作風，無疑是全球化「團隊精神與合作」的最大破壞者。尤其川普欲挾美國經濟規模優勢所賦予的超強議價能力，透過雙邊的架構與談判，成為全球經貿「零和遊戲」的絕對贏家，更令世界各國憂心。
然而，川普的「自私自利」並非特例，甚或是許多國家領導人未直接說出口的心聲。根據Global Trade Alert統計，金融海嘯後，20大工業國（G20）已新增逾6,000項貿易保護措施，且貿易障礙的型態也更加新穎多元，不再僅限於關稅、反傾銷稅等為人熟知的傳統性防禦工具，顯見反貿易自由化風潮已興起。
再者，近年來全球自由貿易協定（FTA）數量明顯下滑，且2015年WTO所召開的162國貿易部長會議，首度不再重申要回歸杜哈回合談判，而是將精力轉投入範圍較小的雙邊與區域型自由貿易協定，等同於宣判杜哈回合談判已經名存實亡。由此可知，全球化之路早就走得跌跌撞撞，其副作用更使國家與個人的不均問題日益嚴重，民怨與民粹主義遂快速結合，為川普鋪平了入主白宮之路。換言之，川普勝選只是突顯全球多邊貿易協定架構受阻的事實，且加快這個趨勢而已。
此情此景，亦印證了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D. Rodrik）提出的「世界政經運作三元悖論」（political trilemma
of world economy）觀點，也就是全球經濟整合、國家主權，以及高度直接參與的民主政治體制，三者無法同時兼得。除非有個令人信服的國際組織或機制，一如早年布列頓森林協議與其催生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以及1990年代末期組成的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居中折衝，使各方均退一步，才形成貌似三者平衡的狀態。但金融海嘯後，全球投資不振、中國強化進口替代力道、人口老化等結構性因素，已大幅削弱全球貿易活動的動能，與重傷人們對全球化效益的信任，急需強有力且為人信賴的領導者救場之際，坐上全球政經霸主寶座的川普，卻質疑並違抗上述機構所建立起的遊戲規則與運作秩序，且不想積極扮演以往的世界領袖與警察角色。長此以往，勢必嚴重威脅既有的全球經貿合作架構，並大為減弱美國長期累積的聲望與龐大的政經影響力。就今年3月的G20會議竟在美國杯葛下，在公報中刪除抗拒貿易保護主義、支持巴黎氣候協議的字眼，讓過往全球化協同合作的重要成果遭到破壞，即可預期未來全球政經運作必然紛亂失序。
有些人認為美國退出全球領導人角色後，中國或許有機會取而代之。但即便中國有坐二望一的雄心壯志，卻因其政治體制與國家資本主義所限，對外國企業與非政府組織的活動，開放程度遠不及國際水準；對於人權、網路自由、法治、資本管制等重要議題的看法，亦與西方國家相去甚遠，加以處理國際事務的卓越能力不足，難以真正吸引西方各國來歸。
更麻煩的是，崛起的中國融合三元悖論中「經濟整合」與「國家主義」，將與結合「國家主義」與「民主政治」的美國更容易發生衝突。像是在川普「零和遊戲」的世界觀裡，中國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就是美國「輸」的表徵，遂希望透過雙邊架構的施壓扳回一城。除了傳統貿易政策外，還採用一些政治手段，如年初接受蔡英文總統致電，以及對南海與北韓問題上的強勢態度，皆為顯例。惟當前正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欲於年底十九大召開前，鞏固其領導核心的關鍵時刻，凡事以「維穩」考量，使習近平對美國挑釁有更大的容忍度，也促成了4月習川會雙方賓主盡歡的姿態。但如果川普政治手段操作過度，難保中國不會對美國的貿易保護措施提出反擊。考量到中美貿易關係的依賴性及兩國對全球經濟的龐大影響力，若雙方真在經貿議題上衝撞，必將為金融市場帶來更大的震盪。
由此可知，隨著川普放棄美國維持全球政經體制運作的角色、中國取而代之的時候未至，加以反全球化的民粹勢力在已開發國家逐漸壯大，進而動搖現行政權，均加深三元悖論下的政經僵局，使全球化發展更為困難。最壞的情況是，若中國對美國的貿易施壓忍無可忍而產生極端反應，甚至採取自保姿態，開始抗拒或扭轉融入全球市場的進程，以及必要的結構改革，則在全球前二大經濟體及進出口市場，對貿易活動和規則「各行其是」之下，全球將被迫捲入一場無贏家的貿易戰爭，對經濟傷害之大，將難以計數。反之，若習川會營造出的和諧氣氛，足以制約川普掀起貿易戰的意圖，或支撐兩國協調出可運作的互動模式，全球經濟便還有喘息空間可靜候下一個令人信服的國際組織或機制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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