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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提出0到6歲幼兒國家養的政見，引起討論。但是，台灣的租稅負擔率，低於所有OECD成員國，真有條件期待政府提供這麼高水準的社會福利嗎？

 

若我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在我任內，0歲到六歲孩子由國家幫忙養的政策，一定會實現，就算散盡家財，也在所不惜！

 

國民黨總統初選候選人郭台銘的政見，近來引發各界議論，不僅行政院長蘇貞昌質疑是「芭樂票」，同黨初選競爭者朱立倫更多次表達不以為然。

 

朱立倫批評郭台銘政見的理由包括：國家養是社會主義政策」，以及參選人擬以個人財產墊付政策支出，很可能踩到「期約賄選」紅線等，而讓擁有財經專業的朱立倫斷言此項政見不可行的關鍵，在於「北歐平均稅率是40％，台灣的平均稅率約為12％，不想繳這麼高的稅，又要孩童交給國家養，事實上不可能。

朱所指的「稅率」其實是「租稅負擔率」，也就是「政府稅收」占GDP（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租稅負擔率數值較高的國家，代表國民支付給政府的稅收越高。

 

根據財政部《財政統計年報》2018年，我國租稅負擔率為13.4％，比2017年的12.9％微幅上升，但這樣的租稅負擔率，別說北歐國家的40％，離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的20％，也有一大段差距。

就算加計勞保、健保等「社會安全捐」，我國賦稅負擔率僅19.3％，仍遠低於國際。

 

台灣租稅負擔全球倒數，卻期待北歐社會福利

根據財政部6月發布的統計，比較各國計入社會安全捐後的賦稅負擔率，社會福利較完善的歐洲國家，如丹麥、法國、德國，賦稅負擔率都接近甚至超過40％，英國、加拿大、日本約30％，財政部的解釋是：我國因採簡政輕稅，賦稅負擔率向居偏低水準。

台灣稅負不是一直如此寬鬆，回顧1980年與1990年，不含安全捐的租稅負擔率分別是接近現今OECD水準的19.2％與19.9％。

 

目前的低租稅負擔率，是2、30年來不斷降稅的結果，要拉回30年前的水準，短期很難達成。 租稅負擔率低，造成政府總收入占GDP比率偏低。2017年，台灣的政府年收入約占GDP15.8％，在國際貨幣基金會統計的4國當中，比台灣更低的只有24國，且幾乎都是非洲國家。

 

台灣租稅負擔率在全世界排名倒數，比台灣更低的是一些產油國或內亂中國家。台灣是三流國家的租稅負擔率。

 

其實，低稅負隱含減輕民眾負擔、增加可支配所得的意義；某些國家也將低稅負當成吸引投資、協助企業攬才的手段，因此租稅政策在輕重之間，並無絕對優劣。

 

在台灣，政府、民眾普遍將減稅視為「有感政績」例如蔡英文政府今年發放「減稅紅包」就獲得民意高度肯定。

不只執政黨減稅，國民黨立委曾銘宗也提案要求增列學貸扣除額，親民黨團則要求提高長照扣除額。

 

台灣人民反對政府加稅，卻期待獲得北歐標準的公共服務，這是最大的問題。一名財經學者分析，租稅負擔率因國情而異，但必須與國民對公共服務的期望相輔相成。

 

學者眼中，台灣人對公共服務脫離現實的期待，正是郭台銘政見雖然受到批評，卻也獲得不少掌聲的原因。

 

然而，根據郭台銘相較於其他批評者更保守的估算，台灣1年約有18萬新生兒，6年共108萬人，每個孩子每月補助1.5萬元，排富後每年約須支出1800億元，扣除目前政府補貼的600億元，1年還要增加1200億元。

 

關於財源籌措，郭台銘提出開徵富人稅，並設立不同於六大退休基金的「國家主權基金」，提高這些基金的報酬率，作為社會福利資金來源。

 

提升租稅負擔率，政府從新興經濟著手

1200億元，大約是近2兆元中央政府總預算的6％，從台灣每年約18兆元的GDP來看，租稅負擔率只要提升1％，便相當於增加1800億元稅收，足以支付郭台銘開出的支票。

 

問題是，即使為了必要開支而增加1％稅負，加稅，通常也不是民眾能接受的選項。

 

因此，財政部長蘇建榮近期被問到台灣租稅負擔率和全球相較偏低時，皆強調政府的態度是掌握跨境、網路等新興商業交易模式的稅基、稅源，在不加稅前提下，合理擴大稅基，適度提高租稅負擔率。

 

提升租稅負擔率，是少數朝野有共識的議題，未因討好選民而不顧財政穩健。

 

去年底，蘇建榮表示期望將租稅負擔率由12.9％升至13％，在立法院遭曾銘宗批評「太沒有企圖心」曾銘宗再三追問，蘇建榮才承諾朝OECD國家平均水準努力。

 

增加公共服務與低租稅負擔之間，永遠存在矛盾關係，畢竟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若執政者規畫政策時只想討好選民，民眾也將福利支票視為理所當然，掏空國家資源的苦果，將由下一代共同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