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人群中揣著祕密生活，如他人無異一般行走。

外界的指摘與歧視，讓受害者害怕一旦說出口，就像是穿上刺有紅字的罪衣那般，得受人打量、遭遇羞辱。

「#MeToo」運動席捲全球，但在台灣，害怕築起了一道牆，讓受害者無言，只能無言。

只是傷痕仍會在夜寐時竄出，如此喧囂。

有一陣子雨齊（化名）會頻繁接到不同友人的電話，有人和他徹夜扯淡，直到天方露白才止；有人則是壓低聲音斷斷續續，只敢在深夜裡釋放陳年的祕密。

幾位友人身上有個共通點—他們都是去年爆發的高雄市體操教練性侵案受害者。

去年二月，高雄地檢署接獲一名當事人檢舉，告發位於高雄光華國小擔任體操教練20年以上的梁姓男子，長年藉著訓練、比賽外宿時性侵選手。

 

接獲告發後，高雄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和地檢署隨即介入調查，並透過告發當事人逐一接觸潛在的受害者，拼湊這一起性侵案的圖像。

 

祕密塵封多年，如今才被揭起

當年體操隊的孩子多來自經濟狀況一般的家庭，練體育的小孩靠著拿獎後一路保送上學，甚至就業。

 

所以對許多家長來說：這位教練等於保證孩子的未來。雨齊說，教練不只在國小教課，還會和國中合作，由他負責訓練，拿獎則是榮耀歸諸學校，所以不少孩子跟著他一路從國小、國中到高中。

 

金牌體操教練性侵案，受害者不只一位，揭教育界未爆彈

到了國中，教練才會開始下手。像是外宿時，教練會說：『你們房間浴室不夠，可以來我這邊洗澡。』聽到這話，你有辦法拒絕嗎？

那些性侵的時刻總是隱晦，卻也不乏機會，有時候連有家長陪同的外宿行程，教練一樣找得到縫隙。

 

雨齊語氣忿忿：有的性教育教孩子遇到危險時要喊、要叫、要逃跑。連有家長陪同的時候，他都找得到下手機會了，我想請問是要怎麼叫、怎麼逃？

 

對受害者來說：國小開始練體操，到了國中已有四、五年資歷，在校有一半時間都花在練習上，學科已跟不上同齡孩子；投入的時間長了也捨不下前面的心血，對受暴當事人來說，選擇隱忍似乎「很合理」。

 

他們也怕說出來沒人信—教練不只教體操，還會陪孩子寫作業，很多家長都很信任他。

 

雨齊的另一位友人，年幼時也曾想過向老師提起這件事，但看到老師跟教練有說有笑，就不敢講了。

 

曾經有位性侵受害者在學時舉發了教練，但那是還沒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年代，學校不用召開性平會，也不用調查。

最後學校找來教練與家長和解了事，孩子則是轉學離開。

 

雨齊說：看到這種結果，其他伸著脖子等待有人能救救自己的受害者，心裡已經無望。

 

雨齊語氣無奈地說：祕密結成了一張網，困住受害者的人生，早年不敢開口，多年後更不知怎麼開口。

 

而且很多人現在也同在體育、教育界工作。這位教練是金牌教練啊！受害者擔心出來指認，萬一自己被曝光，會不會反而遭到報復，工作就此不保？ 

 

檢調的調查，在受害者間造成震盪，驚懼擠壓著受害者—一旦被認出是「受害者」，現有的家庭會不會受到衝擊？

丈夫有沒有辦法諒解？生活是否崩解？陸續接到地檢署電話後，雨齊的幾位友人開始出現精神症狀，像有個朋友會一直暴食，接著催吐。

 

為了防堵親友發現，有些受害者透過社福團體收受法院文書；有些人則是憤怒自己已經改名、搬家了，為何又被揪入這場噩夢。

 

性侵在日常並不罕見，巨量黑數下，受害人選擇噤聲隱沒

性侵事件登上媒體版面的那陣子，雨齊的友人們不敢看新聞，害怕看到底下網友嘲諷的留言：我看過有人罵受害者是『一群討錢的婊子』，忍不住上去筆戰。我真不懂為什麼可以這麼輕易地用性這件事訕笑別人？

 

外界的標籤和眼光太灼烈，許多人至今仍瞞著父母和丈夫，不願讓家人知道自己也曾受害。

雨齊原先也不知友人是這起事件的受害者，我朋友只在新聞播出後，輕描淡寫地說：『這人以前也是我的教練』。看到雨齊在社群網站上發文希望外界不要譴責受害者，他的友人才對他掏出陳年往事，坦承當年自己也曾受害。

 

我曾提議找社福團體協助後續司法問題，但很多人實在太害怕被認出來。最後是由我出面和社福團體談，會談時一邊用LINE連線，讓他們在線上提問。

 

雨齊嘆氣說道：但即使是以如此迂迴的方式尋求協助，有些人仍舊拒絕了，因為實在太多恐懼。成為一個陪伴者才知道，追求正義這件事是我們想像的，但那正義，卻可能賠上受害者的生活。 

 

雨齊開始在社群網站上分享許多性侵相關資訊後，陸續出現其他人向雨齊透露自身遭遇性侵的經過。

 

連雨齊都訝異，至今已有十位友人向他透露曾受到性侵的過往，原來性侵竟是如此頻繁地出現在日常。

 

的確，若從通報統計來看，台灣每年約有1.5萬件通報量，換算後，大約每35分鐘就有一起通報案。

 

全美最大反性暴力組織RAINN統計也發現，截至2016年為止，美國平均每2分鐘就有一人遭遇性侵。

而今年2月，加拿大廣播公司（CBC）調查發現：從1998年至2018年，加拿大共有222名教練被控性侵，600多名18歲以下青年受害。性侵在日常，並不罕見。

 

統計數字看來驚人，但這還僅是真實性侵案件量的冰山一角。根據2012年衛福部委託台灣大學社工系進行的我國性別暴力現況調查遭遇性侵後曾提出求助者僅占19.67％，其中求助對象包括家人、朋友、宗教和警方，非正式求助管道超過50%，可見實際發生的案件量，遠比進入通報系統的數量來得龐大。

 

2017年11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公布一項數據：全世界約有1500萬名青少女遭遇強迫性行為，卻僅有1％會求助；日本內務省

2014年統計，僅有3.4％性侵受害者會向警方求助。巨量黑數下，是噤聲的受害者隱身在人群裡。

如此常見，卻又如此罕見，正是性侵案件的特徵。

 

治療無數人，卻無法拯救女兒⋯⋯

每周六在皮膚科初診門診前，林炳煌會花上6、7個小時對著病患演講，從皮膚保養、時事評論無所不包。2年前開始，演講內容多了一大部分，圍繞著他的女兒林奕含。

 

演講中，林炳煌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在中國引起的回響，反覆念著書中的段落；也談權勢性侵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語帶悲戚地喊著女兒的名字。

 

間或穿插著各種觀念不一定正確的性別教育，並吆喝著台下看診患者，必須留心性侵發生的可能。

 

林奕含過世後，一位認識的友人告訴他，自己曾被老師兼上司性侵的過往；有位母親聽完演講後，帶著女兒哭著向他道謝，說自己的女兒曾遭遇猥褻，我跟女孩說：『不是你的錯，是那些王八蛋做壞事！』

 

還有一位看診的女生，告訴林炳煌過去參加營隊時遭遇性侵，但在司法訴訟上頻頻受阻。

她讓林炳煌把她的故事告訴大眾，於是演講時，林炳煌會在投影螢幕上秀出女生的社群網站，請台下的人上去為她打打氣。

 

台灣一年平均有1.5萬件性侵通報，未知黑數更是通報量的數倍，多數受害者不願開口，因為整體社會仍彌漫著檢討受害者的氛圍，對受害者貼上標籤並拋出諸多質疑。

 

但林奕含過世後，前前後後約有70幾人向林炳煌透露自己曾經受暴的經驗。

他成了這些受害者的情緒出口，宛如受害者們渴望卻未能擁有的，能和他們站在同一陣線的親友。

 

權勢性侵魔爪無所不在，外界僅見自願表象，不見深層權力

2017年美國女星艾莉莎．米蘭諾使用「#MeToo」標籤，鼓勵性侵受害者在社群網站上勇敢說出自身受暴經驗，以便讓世人理解性侵是如此頻繁發生。

 

此後「#MeToo」風潮捲起千層浪，美國奧運體操隊選手出面控訴隊醫納薩爾性侵隊員，遭重判175年，是「#MeToo」風潮後第一件指標性案子。

 

2017年《時代雜誌》年度封面人物以「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為題，邀請五位性暴力受害者登上封面。

 

雖然「#MeToo」席捲全球，但開口坦承受暴，對當事人來說，仍有難以跨越的鴻溝。因為我們的社會一直有『完美被害人』的想像。

 

勵馨基金會副執行長洪雅莉：根據統計，80%以上的性侵是熟人所為，面對熟悉或信任的對象施暴，多數人需要長時間的心理準備才有辦法說出口，「但這個準備期，卻會被視為『意有所圖』，因為完美的被害人應該全程反抗、受害後第一時間趕緊報警，只要你不符合這些標準，就會被視為是『假的』。」

 

協助不少成年受害人的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社工督導陳麗安，同樣深感這社會對受害者的諸多不友善，像很多人會質疑：『門就離你兩步遠，為什麼不能衝去開門逃跑？』卻忘了事發當下，有些人的反應可能是被嚇住。」但這些驚嚇反應卻會被視作「有違常理」，進一步懷疑受害者的真實性。

 

更不用說許多不對等權力關係下發生的權勢性侵，即使加害者不使用強暴、脅迫等暴力手段，但在心理上仍對受害者造成巨大壓力，這壓力迫使受害者只能屈從，但外界看來卻解讀為「自願」。

 

同在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擔任社工的劉孟婷說：曾有個案遭遇工作上的關係人要求發生性行為，當事人為了可以保住工作而忍耐，外界會覺得，這人又不是上司，為什麼要屈服？可是對中斷就業20年，離婚後成了單親媽媽，得要獨力養孩子的女性來說，她不能失去這個工作，她寧願忍也要保住工作啊。」

 

外界只看到「自願」的表象，卻沒看見深層的權力。

 

除了陌生人的質疑，即使是受害者的親人，也可能囿於加害者形象而否定受害者的證詞。

 

曾在現代婦女基金會展心復原中心協助性侵受害者的社工宋孔葳說：不少受害者早年受暴時都有說出來，但卻沒人相信。

 

「那是金牌教練耶」、「那是社區裡受人尊敬的老師」⋯⋯，面對這些形象，「很多家長會跟孩子說：『你想太多』、『別亂講』、『一定是你不乖，老師才⋯⋯』。」

 

受害者不會告訴你，除非他知道你會相信

雨齊說：外在譴責太沉重，受害者禁不起更多質疑，而沉默不語是為了保護自己。

 

把人際看得比正義重要，挺身告發非英雄，反成「抓耙子」

 

法國社會學家傅柯以360度無死角的「全景監獄」為題，闡述監視的目光對囚犯造成的心理壓力，以及壓力讓人規訓的過程。

 

在性侵議題上，外在的標籤和批判正是一座「全景監獄」，畏懼於無處不在的批評，讓受害者只能隱藏自己。

 

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社工督導潘含恕說：反而只有等到受害者人生走到一個階段，可能是離婚、分手，或孩子長大—她回到「一個人」的狀態，少了顧慮羈絆，有辦法開始處理自己的問題時，才會來求助。

 

否則當她還要顧慮伴侶、婆家、孩子時，受害者只會把自己的問題埋起來。

 

外界眼光之外，另一個造成黑數的原因，則是人際網絡壓力。這個社會把關係看得比正義重要，很多人明明知情，寧願不報，因為不想破壞關係。

 

許多第一線服務的社工不約而同都有這般體悟。人際網絡的壓力，甚至讓站出來告發的人，反而成為眾矢之的。

 

2009年，花蓮一所國小爆發老師性侵學生事件。出面告發的女童本身便是受害者，因為擔心學妹也受害，才站出來指認。

 

那名老師本身就是部落裡有頭有臉的人，上法院時，他帶著牧師一起出庭，受害者的家長看見牧師，便不再多說什麼。

 

協助此案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辦公室主任張萍憶起這件事，總是氣憤難平，事後整個社區反而覺得出來告發的女孩是凶手，怪她害老師丟了飯碗！

 

去年揭發花蓮啟能中心集體性侵事件的護理師吳思韋，同樣面臨人際壓力，當時啟能中心主任得知她已通報社會局後，還叫受害的孩子跟我說：『一切是誤會，不要通報』。

 

中心內其他知悉性侵的工作人員，礙於工作和同事關係，沒有人願意一起出面作證。

 

媒體上，吳思韋被封為英雄，但現實中，當她轉換工作時，卻被扣上「抓耙子」的印記。「有些人會因此不想聘雇我，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心寒吧？」

 

「男」言之隱  讓性侵黑數更甚

根據內政部統計，性侵受害者男女比例大約2：8，但男性受害者黑數更是驚人。

 

現代婦女基金會展心復原中心社工督導陳靜惠分析：因為這個社會從小教育男生要有『男子氣概』，這讓男性受害者更難開口求助。別人會覺得，你不是男生嗎？為什麼會被欺負？

過去曾協助中部某體育教練性侵男選手事件的張萍感慨，當年多名選手的家長堅決否認孩子遭到性侵，「因為他們覺得男生被性侵很丟臉。

直到10幾年後，其中一名男孩的父親擔心法律追訴期即將屆滿，跑來向人本教育基金會諮詢法律意見。

 

我們到他家時，看到這名父親蒐集了一堆性侵相關資料，告訴孩子發生這件事『絕對不是自己的錯』。

這麼多年來，他把孩子照顧得很好，但卻因為自責而罹患憂鬱症。」張萍無奈地說，好在當年的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不少人願意站出來作證，才讓教練受到法律制裁。

 

但是這樣的案例卻是萬中選一，「多數男性受害者的家人，除了羞於啟齒，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擔心——他們害怕自己的孩子是同志，所以才發生這種事。」陳麗安說道。

 

在過去服務的個案中，男性受害者光是要建立關係都很難，曾經有人一整年只以信件聯繫，完全不願出面跟我們談。」宋孔葳說，當受害者背上的包袱如此沉重，開口的能力也愈加薄弱。（呂苡榕）

多數老師拒當性平委員，法不入校門，自責成了最沉重情緒

2004年上路的《性別平等教育法》，曾在2011年進行大幅翻修，增列責任通報人連帶通報義務和罰則，藉此避免校園內因礙於同事人際關係，對於性侵事件的知情不報。之後校園內的通報量相較十年前，的確大幅增加。

 

不過，同事間的人際壓力仍舊存在「校園裡許多參加過性平委員培訓的老師不願、甚至拒絕擔任性平委員，因為他們怕擔任委員後，若進行性平事件調查，難免影響同事情誼。

 

擔任高雄市性平委員的高雄中正高工輔導教師卓耕宇說：最常遇到的狀況是，整個校園內僅有一、二位老師參與過性平委員培訓，多數人根本不想碰。

 

外界的責難，轉化成受害者心中的問號，「自責」成了受害者身上最沉重的情緒：會不會是自己的錯？會不會是自己沒保護好自己？為什麼事發當下，我卻沒有反抗？

 

洪雅莉說道：長期協助受害者的勵馨基金會觀察，性侵受害者的復原之路相當漫長，僅僅停止自責就得花上好多年，很難有『好』的一天，光是要能與傷共處，就已屬不易。

 

尤其受暴經驗對當事人身心狀態的影響，可能連帶工作和生活狀況都受累。

 

宋孔葳說：像地方政府的社政單位發現許多生活經濟狀況有問題的婦女，都可能是潛在的性侵受害者。

 

聯合國婦女權能署2016年的報告也指出：換算廣義的婦女受暴後付出的社會成本，平均約占美國GDP的2％。

 

尊重孩子身體自主權，倡導「沒有同意的性行為，即是性侵」

如何翻轉檢討受害者的氛圍，讓受害者能勇敢求助？對此，洪雅莉、張萍等人不約而同強調「尊重身體自主權」的重要性，要從小教育孩子身體界線和互相尊重的正確觀念。

 

這幾年，勵馨基金會與現代婦女基金會也不斷倡議「Only YES Means YES」，強調性關係裡的積極同意權—沒有同意的性行為，即是性侵。

另外，過去總教孩子『不要晚歸』、『不要獨處』，這種句型的性別教育也須調整。」卓耕宇說，這樣的教育方式最容易讓受害者出事後感到自責，「他會覺得是自己違反這些『不要』，才會遇險，所以自己也該負責。但這往往困住受害者，讓他無法開口求助。」

 

卓耕宇總在教學現場，以不同情境引導學生思考遇事時該怎麼辦？「我會告訴學生，未來在職場同樣會遇上許多性平事件，你必須理解這些狀況，才能真正地保護自己。」

 

他也感受到，性平教育走過15年，的確影響了下一代，「許多學生在目睹性騷擾發生的當下，能勇敢站出來成為『相挺的人』，而非沉默。」

 

許久，我捫心自問：『是我太天真嗎？是我的錯嗎？』現在，我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不，這不是我的錯。』我不會、也不該承擔屬於納薩爾的罪行。

 

去年1月，美國奧運體操小天后拜爾斯在社群網站上使用「#MeToo」標籤，發文公開坦承自己也曾是遭隊醫性侵的倖存者之一。她的告白，為萬千受害者帶來勇氣。

 

潘含恕說：但仍有無數受害者隱身於世，讓傷痛無聲無息，我們總說時間能治癒一切，其實真正能被時間治癒的，只有少數得天獨厚的人。

 

夜晚，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糾纏的受害者，闔上眼，便是受暴情節湧現。過於孤獨的恐懼，還在等待一雙願意理解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