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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是惡性腫瘤，沒有社會能對它免疫。貪腐讓伊朗近期地震的死亡人數上升，起因於10年前的住宅建設不合格。

貪腐令美國海軍焦頭爛額，如今就舞弊與賄賂對逾60位上將與數百位官員展開調查。

貪腐讓無數政府垮台，包括去年的巴西總統羅賽芙政府，以及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勤學歷史之人，他深知貪腐潛在的破壞性，並與這個現象正面對決。

然而，由於中國經濟持續現代化，要做的事還有很多。

 

打貪5年不限官位大小

在1980年代的經濟改革前，中國的貪腐規模相對較小，因為市場的規模有限，限縮了濫用行政權的機會。

但隨著市場逐漸開闊，立法不足與制度薄弱導致厚顏無恥的貪腐與濫用行政權越發猖獗。

此外，中國民眾由於所得與教育程度上升，越來越無法忍受這種濫權，漸漸要求透明性與合理地分配基本公共財，從基礎建設到環境保護，以及公平分配所得與機會。

習近平意識到貪腐可能損害中共的正當性，以及中國的國家權威，於是展開反貪腐行動，其規模、範圍與深度在中國前所未見。

過去5年來，這項行動至少導致440名省級官員、8900名市級官員、6.3萬名縣級官員與27.8萬名村級官員遭免職、懲戒或接受其他處分，其中約5.8萬人遭轉介接受進一步刑事調查。

總而言之，中共8900萬名成員中有1.7%的人受到影響，包括「老虎」（黨的領導階層）與「蒼蠅」（小官小吏）。

好戲還在後頭

在上個月的中共十九大上，該黨贊成創立國家監察委員會，鞏固反貪腐機構並使之現代化，讓其凌駕於黨員之上，涵蓋在各個層面行使公權力的各級官員。

但要建立一個強大、持久的反貪腐機構並非易事，端看貪腐的官員們對於清算這樣的機構有多少忍耐力。

減少國家作用反助長官僚主義

想想先進經濟體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揭示的貪污腐敗，既得利益者確保法律與規範的制定有助於鞏固他們的利益。

在美國，最高法院2010年就「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做出臭名遠播的判決，積極地助長了這種結果，其讓法人團體與工會能匿名、無上限地豪擲金錢，以確保特定候選人當選或落選。

於是乎，2016年選舉期間的外來開支數量高2016年就高達近14億美元，與2006年選舉期間的不到1億美元形成對比。

所以，貪腐不僅是國家的失敗，更與市場、法律與思想體系的失敗息息相關。

若金融市場與網路經濟創造出的集中經濟與社會力量能用來奪取與控制政治權力，那麼一個有效的制衡機制幾乎不可能存在。

 

倫敦政經學院的人類學家格雷伯從政治行為者面對官僚主義的態度來為這個問題制定框架。

正如格雷伯所指出的，掌握政治權力者譴責過度的官僚主義，但他們提出的解方—減少國家的作用，允許市場力量接管—實際上助長了繁瑣的官僚主義擴張。

 

格雷伯在他所謂「自由主義的鐵律」中歸納了這個論點：「任何意在減少繁文縟節、促進市場力量的市場改革或政府舉措，其最終都將造成增加法規、文書作業總量與政府雇用官員總數的效果，」換句話說，只有在稱職、誠實與公平的國家指導下市場才能有效運作，有效地預防提供賄賂的市場參與者及收受賄賂的官員濫用職權或瀆職。

 

中國反貪腐之路步上正軌

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什麼？首先，該國必須發展現代化的機制，以解決不明確的財產權或市場交易規則引起的民事糾紛。

在這裡，中國可以從西方的普通法系中獲得啟發，在這種體系中，案件可以根據現有的前例來判決，或是由行政法院來解決個人與官僚機構之間的爭端。香港的廉政公署也是一個可供參考的模式。

 

與此同時，中國一定得透過提高各級公務員的薪資來降低貪污的誘因。

目前，中國官員的薪資是參照國民所得的總體水平而定，但由此產生的薪水不夠優渥，不足以降低官員面臨的，在能源、金融與房地產等重要產業行使大權以獲利的誘惑。

同樣地，發達經濟體的官員不僅薪酬較高，他們離職後能做什麼、何時能做，也往往受到限制。

相較之下，中國官員在職時就在做利益交換，以便在離職後換取高薪厚職或利益。

維繫問責機制並防止既得利益者扼緊各機構—這是個涉及在脆弱的官僚機構中確立道德規範的過程—並非易事。

這可能是習近平在實現他所謂「中國夢」時面臨最嚴峻的挑戰，但至少就目前而言，中國的反貪腐之路似乎走上了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