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末去全球看了瞿友寧導演的新戲《英勇戰士俏姑娘》，
也參加了映後導演座談會。
後來有朋友轉貼了瞿導在他家族上的留言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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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票房出來了，其實早在昨天晚上去真善美座談時就嗅得出一些訊息，只是還懷抱一絲絲的猜測，等著看早上的報表……
昨晚我的恩師曾西霸打電話給我，問我票房情形？我笑說不好，他跟師母來看首映，他說當天他們看得很愉快，回到家還聊了好久，這感覺很久不曾有過，尤其是看電影的眼光變得嚴苛之後，很少看電影這麼愉快的…
他說如果這電影再不賣座，台灣電影還能怎麼做？
他說如果這電影再不賣座，台灣電影還能怎麼做？
他又說難得一個台灣電影這麼充滿陽光、色彩燦爛溫暖、人物可愛故事有趣，還有光良、阿寶這些偶像演員演出，題材又是台灣少見的奇特，我又累績許多因為偶像劇而喜歡我作品的朋友，這麼多有利條件，這樣的電影不賣座？還能怎麼做？
電話這頭的我說不出話來，我也不知道，很多媒體或朋友問我，為何賠了這麼多錢，我還是樂此不疲？我總是用未來充滿希望來回答，但我又會在回答完之後有些心虛，真是這樣嗎？
本來華納威秀答應我每天上映一整天的時間，至少六場；我興致勃勃地告訴很多好朋友，我終於攻進華納威秀了，可是上映前兩天，華納說因為本檔有十一部電影，所以必須犧牲我們的電影，一天只能上三場。九年前第一部電影“假面超人”曾經在華納威秀上過，那幾乎是台灣第一部在這家戲院上映的國片，那是因為我寫一封英文信直接給澳洲的老闆，並且找出他們當年來台灣設戲院時對台灣的承諾，答應以後一定有一廳專門放映國片，我才爭取到放映的機會，但還是一天僅有四場。我想起“殺人計畫”的時候，宣傳立牌還曾經被欣欣晶華丟到不知名的二輪戲院，而電影才上了三天。
九年後，我的狀況更慘，一天三場。
我是小蝦米，怎麼對抗大鯨魚？
週末票房結果出來了，全省大概八百張票，心著實涼了一下，這狀況比“殺人計畫”時還糟，早上高雄三多戲院的經理打電話給我，問我還要撐下去嗎？高雄要不要只上一個星期就好了？他想把片子拉下來，因為三天加起來不超過一百張票。我怎麼可能放棄，星期六、日還要去南部簽書座談，就算賠再多的錢，這份承諾都要做下去。
替許多幫忙顧攤的朋友擔心，因為他們每天看到進場的人不多，心都涼了半截，挫折感很重，我幾乎想要他們把攤子收了，不能讓他們一直無力地面對這樣的沉重感，這是很傷人的。 還是謝謝這麼久大家的努力，還有十天左右，我還不放棄
對了，大家不要因此就不去華納看了，因為票房不好他會更瞧不起我們，週末三天
華納票房122張，哈！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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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片，我應該算看了不少。
沒有什麼支持國片這種了不起的理由，
與其說喜歡國片，不如說有些期待，
期待看見在這麼糟的大環境底下，
台灣的導演們還能做出什麼樣的片子來。
在台灣拍片的人，不管是電影或是紀錄片什麼的，
好像都有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傻氣。
我喜歡和影片幕後面對面的機會，
不管是導演、製片、或是其他相關的技術人員，
想聽聽在他們心裡，台灣的電影到底還能走到哪裡去。
堅持理想的人，性格裡多少都有點偏執，
尤其做一件連自己都沒有把握的事，需要很多勇氣，
偏偏他們眼睛裡的那些堅持，又理直氣壯得不容懷疑。
有時候聽著那些帶點無奈跟酸楚的信心，
都不知道他們是想說給觀眾聽還是說給自己聽。
某次去聽座談，張作驥導演說：
〝拯救國片是政府的事，導演的工作是拍出好電影，
觀眾需要做的是花錢進戲院看他們覺得好看的片子。〞
其實事情本來應該就這麼簡單吧！
花錢，進戲院，看自己想看的電影。
不管它是哪一國，說哪一種語言，
單純取決在自己想看見怎樣的故事。
什麼時候開始，看國片變得這麼沉重，
或是說，像是非得帶著某種奇異的使命感似的。
國片常常面對進退兩難的處境。
有劇本怕沒錢拍，開拍了怕沒錢拍完，拍完了怕沒有戲院可上，
上了怕沒人來看，有人來看怕觀眾覺得不好看，
叫好叫座了卻又不知哪來的錢拍下一部.....
蔡康永在新書裡寫到：
〝做電影，常常是在比賽你可以堅持到什麼地步。
做電視，常常是在比賽你可以放棄到什麼地步。〞
待過那樣的圈子，很清楚他在說什麼。
我想說的是，不管大環境糟到什麼樣的程度，
幸好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不怕死的傻瓜相信理想這件事，
幸好還有一些豁出去的傢伙看見夢想微弱的光。
所以我們終於還能擁有少部分誠懇的電影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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