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18, 圖自然為新加坡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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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上只是一種看法。
那麼，其中存在這樣一種。
本文裁自《老饕犯賤走天涯》一書，若有不同的看法，再提供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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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前，這座島嶼原本大半是惡臭的沼澤，一個落後髒亂的殖民地，因為充斥著變裝人和鴉片菸館，並且反覆爆發熱病而臭名遠播。今天，這個國家卻是亞洲的成功傳奇，擁有四百六十萬人口，其中包括華人、馬來人、印度人。
新加坡被批評者稱之為「公主國家」，是中國儒家官僚與英國寄宿學校的古怪結合體，是保姆國家的最高典範。在新加坡，人民生活各個面向都受到政府鉅細靡遺的管制（提到新加坡政府一定要大寫），監視攝影機與電腦網路遍步於國民住宅社區內。
《新加坡禁止的事》：
A、煙火（可能造成火災）
B、金箔包裝的巧克力硬幣（可能讓人誤以為是真的硬幣）
C、在家中裸體走動（妨害風化，處二萬新元(12250美元)和三年有期徒刑）
D、上廁所沒沖（處一百五十新加坡元，相當92美元）
E、在路上比中指（處一千新加坡元，約615美元）
F、網路下載色情內容，罰款一萬新加坡元（約6100美元）
G、在陽台丟榴槤皮必須接受「勞改」（掛著「我亂丟垃圾」牌子，清掃街道）
H、雙方合意的同性戀或口交行為處兩年有期徒刑。（違反自然之肉體交合）
《處處是標語》
到新加坡的遊客，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各種告示。這個城市不斷地對你說話，而且語氣頗為焦躁。
「歡度節慶，切勿違法，以免樂極生悲。」計程車上的牌子如此提醒行人。
「衛生紙由此抽取…請勿浪費！」廁所的標示牌諄諄告誡。
「不顧他人的行為必有惡報。」捷運的海報警告乘客。
「你吸煙嗎？吸煙一年，肺裡就有這麼多的焦油。」人行道上的警示標語。
（有些廣告就利用這種無所不在的威權管制現象逗笑，某可口可樂盒上印著：「政府享樂部下令：全部喝完，一滴不剩！」）
如果東京和香港是消費資本主義的閃耀看板，那新加坡就是美國中西部高中的公佈欄，上面釘滿正經八百的道德呼籲。不過，新加坡這座學校的學生會可以把你處死，但也不乏寂寞，因為新加坡的死刑率是全球最高。
《新加坡不能說的政治》
一九五九年來，新加坡就受到人民行動黨的統治。李光耀的政黨為國家帶來了獨立。
一九七四年通過「報刊及印刷廠條例」終結了印刷廠私有現象，報紙與雜誌從此必須受到政府直接監管。反對黨人士（順道一提，反對黨在國會裡只佔兩席，人民行動黨有八十二席）對執政黨的批評如果太過尖銳，經常會遭到控告，而導致破產，甚至坐牢。
李光耀是史上個人毀謗罪官司勝訴次數最多的冠軍（不難想像）。
因為有殖民地時期留下來的內部安全法授權，未經審訊而拘留的現象極為常見，政府也承認刑求是司空見慣的問訊方式。
哪個區域只要投票支持反對黨，在公共預算的排序上就會被往後推。而人民行動黨有權在選前在選舉前重新劃分選區。
李光耀在一九八七年表示：
「許多人都指控我干預人民的私生活。不過，我要是沒這麼做，我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我毫不後悔的說，今天…能夠有這樣的經濟發展，就是因為我們干預了非常私人的事務─包括你的鄰居是誰、你怎麼生活、你製造哪些噪音、你怎麼吐痰，以及你用什麼語言。我們決定對與錯，不管人民怎麼想。」
一九七一年老李也說了「我兒子絕不可能繼承我的職務。他知道，你們也知道。」今天，新加坡總理是李顯龍，正是李光耀的長子。他的妻子是一家控股公司的董事，新加坡幾乎每一家大企業都受到這家公司的控制。新加坡披著英式國會民主的外衣，實際上卻是永不放棄權利、王朝式的技術官僚主義國家。
《新加坡的書店》
新加坡的博得書店和其他英語城市裡的分店看起來一模一樣，同樣有著一大堆英國言情小說、氾濫成災的食譜。唯一欠缺的是批評新加坡的書籍；不過，有好幾層書架滿是李光耀自我神聖化的自傳。（一個外籍編輯說：「書店如果不賣他的回憶錄，就會被政府威脅關門。」）
「美國非常重視自由，但自由對這裡的人來說─尤其是言論自由─卻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對我來說，口香糖禁令什麼了不起─你如果要口香糖、禁書、按摩棒，總有方法可以弄到。最讓我苦惱的是言論自由的不足。」
一個新加坡朋友說：「新加坡的問題就是，這些禁令對人民來說都不重要。因為新加坡是個非常穩定的國家，結果這份穩定感就變成一個繭。我知道很多同事對這個體系很不滿，也充滿挫折感，但他們不認為這種情況有可能改變。禁令總是來自既有的權利結構，除非掌權的人死光了，否則這種情形永遠不會改變。」
「創意在新加坡不受鼓勵，因為創意必須撼動現狀。帶點叛逆，但這種行為不被社會認可。」那位朋友說道。這裡流傳著一句話：「政府希望新加坡向世界開放？好阿，我就幫忙促進新加坡的全球化：我到國外去！」
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曼谷受到禁止的嫖妓，在新加坡卻是合法。新加坡有六個指定的紅燈區，共有四百家合法持有執照的妓院，而且妓女都必須攜帶一張特殊的黃色身份證，上面蓋有拇指印，每兩星期都必須接受一次健康檢查。
「你知道傅科(Michel Foucault)說的全景樓這種概念嗎？」朋友問，
作者點頭。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曾提出這種環形監獄的概念。在這種監獄裡，中央塔樓上的管理人員可以看到周遭的每一間牢房；法國哲學家傅科則引用這項概念隱喻現代社會的監控現象。
「別在公共場所談論三件事：種族、宗教，還有政治。」朋友說：「重點其實不是警方會監聽你說的每句話，而是每個新加坡人的腦袋都有一座全景樓。」由於人民不知道自己受到的監視有多麼嚴密，所以都養成環顧四周的習慣，並且避免做出任何可能算是逾矩的行為。
我(作者)過去一直在想，一個社會果消除了所有異常行為的管道，以致違反規矩的衝動和可能性完全不存在，那麼這個社會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作者)找到答案了：新加坡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獨立思考完全遭到壓抑，以致創意和創新都必須從國外引進。
當然，光靠禁令並不足以造成這樣的社會，還必須伴隨著根深蒂固的威權文化傳統以及對權利的恐懼。這個保姆政府只能訴諸公共福祉與同儕壓力以取得正當性，透過散播恐懼的方式維繫權勢，靠著無所不在的禁煙標示和監視攝影機。沒有任何脫軌行為的可能性，除非是政府允許的喝酒、嫖妓和賭博，這些都是紓解壓力的不良行為，目的是為了鞏固現狀，而非顛覆現狀。
作者結語：
新加坡是一個無所不禁的反烏托邦，從此成為我心目中煉獄的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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