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公理喚不回

 

(特偵組偵辦立法院長王金平等人涉嫌關說

 

時任法務部長曾勇夫等人不要上訴

 

立委柯建銘案件)

 

 

 

全案只檢察總長黃世銘遭起訴

 

世間之謬莫此為甚

 

{檢察總長黃世銘}

總是嫉惡如仇 守住他的戰線沒有一點動搖與懼怕

從不應酬沒有私交不許家人有存款以外的財產

絕不收禮家中不待客

  

 

 

莫讓關說案成為時代之恥ˊ

 檢察總長黃世銘被台北地檢署依洩密等罪起訴，把王柯司法關說案再度推向反高潮。整起事件，正朝向「關說者沒事、揭發者有罪」的方向發展。

黃世銘在結案程序上留下瑕疵，招致洩密及違反通訊監察之罪，這是他必須承擔的責任，無法推卸。但從國家體制的健全而言，政治關說司法的主題竟乏人聞問，各方卻在程序的枝節上打得如此虎虎生風，豈不諷刺至極？目前的景象是，檢察系統分裂各擁其主，棄司法核心價值於不顧；藍綠政黨各取所需，法院更是袖手旁觀，對王金平黨籍案緩步處理。俟黃世銘被犧牲定罪，司法又能贏得什麼尊重？

台北地檢署起訴黃世銘，證明我們的檢察官足夠獨立，小檢察官照樣能起訴總長。不過，起訴書將王金平涉及關說司法簡化為「個人事項」，將關說司法的利害關係「極小化」，卻將辦案程序瑕疵「極大化」，並極度嚴格認定監聽資訊公益公開的範圍；以如此不對稱的標準認定黃世銘違法，恐怕也同時傷害了司法。

黃世銘處理王、柯關說案，程序不周確難服人。特偵組檢察官還在問案，監聽還未下線，形式上仍屬偵查中的樣態；黃世銘決定將此案由「刑事不法」轉成「行政不法」，僅是他個人心中的認定。而他錯引憲法第四十四條院際爭議時由總統召集會商解決的條文，急衝總統官邸報告，也讓關說案招致憲政爭議。

但剝開重重糾葛，回到洩密罪的構成要件，要論究的是：黃世銘在案件偵查中向總統報告，是否真不符合偵查不公開的例外規定？亦即，為維護公共利益、保護合法權益等情形，檢察官可將偵查秘密告訴非辦案人員的其他人。

黃世銘多次說明，此案事涉立法院長的高層級，就連行政院長也無法處理；此外，因傳喚林秀濤，可能使消息外漏；為避免關說案不了了之，且讓總統對於國會議長關說案先有心理準備，他因而向總統報告。這些考量，是否如檢察官所認定完全「不符合公益」，值得商榷。否則，過去檢察官因辦案須搜索特定機關或約談特定人，都先向機關首長打招呼，豈不都構成洩密？且如同黃世銘交給總統的專案報告裡記載，最高檢訂九月六日前完成偵查作為，結果也確乎如此，特偵組的偵查方向及進度並未因向總統報告而受影響。

此次，檢察官不接受黃世銘所稱關說涉案者「層級高」的說法，且數落黃世銘，若辦理類似「層級太高」案件都可置制度於不顧，恐生「專制復辟」。這樣的說法，恐怕小看了立法院長關說的層級；這不但是史無前例，未來恐也少有。即使從事後諸葛的角度看，檢察總長該如何做才能兼顧體制、又達到懲治效果，至今仍是一團迷霧、意見紛紛，豈如檢察官所說「處理制度與機制俱在」那麼輕鬆！

關說案喧騰近兩個月，黃世銘四面楚歌，刑事、行政懲處齊發；然而，反觀立法院對自家人關說司法，又作了什麼處理？不僅紀律委員會一路推拖拉，對於「立法委員行為法」應該增訂罰則補強關說司法之規範，立院也全都裝聾作啞。把黃世銘打倒，是在消滅台灣司法的大敵，或是守門人？

黃世銘犯下行政疏漏，自該負起責任；但向總統報告議長關說案，是否如檢察官所訴構成「洩密」罪名，恐怕有待商榷。黃世銘性格孤傲，面對自己的疏漏遲不道歉，致朝野立委皆欲除之而後快，但這正是政治對司法的反撲。而地檢署起訴黃世銘，真的是台北地檢署六親不認的英勇義舉，或如外傳是曾勇夫人馬「加倍奉還」的報復，司法人用自己心中那把尺想想吧？

黃世銘的去留並不足惜，令人扼腕的是國家的體制、司法的正義、社會的價值，在政治勢力、個人恩怨與派系糾葛的角力下一再被模糊與犧牲；同時，細節與形式不斷被放大，主幹與實質卻被當成無物。如果各機關輕忽政治關說案侵犯司法權的本質，最後遭到犧牲的將不只是黃世銘，而是時代對抗特權、釐清是非的勇氣。若關說案的本體消失在風中，那真是廿一世紀的台灣之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