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總由高密度流向低密度
流動行進的過程就會產生風
全球化
企業從高成本工資與租金之地區
轉遷往低成本工資與租金之地區
流動行進的過程
造成失業與就業
高所得高稅率高失業率高生活水準
低所得低稅率低失業率低生活水準
明多之處暗亦無
歡濃之時愁全無
一體只有一面
歡樂無窮
光明無限
的解藥在何處?
.歐債危機有無解藥
與法國大選同日舉行的希臘國會選舉，法國新當選的總統歐蘭德已經成立新政府，希臘卻因得票最高的三個政黨均無力組構聯合政府，只能暫由總統指派技術官僚充任臨時內閣，等待下月重新選舉。經濟困頓的國家，社會歧見越深，政治統合便越棘手，這是命定的惡性循環。
希臘政府難產的時間拖得越長，人民反對撙節方案的情緒就越高漲，它無法實現償債承諾、從而退出歐元區的機會就越高。與此同時，這個懸宕與挽救的拔河過程，對全球股市及經濟的衝擊和侵蝕也會一波一波湧至。這就是所謂的「蝴蝶效應」：希臘民眾在街頭示威、擠兌、投票選舉，卻決定了遠在倫敦、紐約、乃至台北股市的漲跌；但希臘人民不是故意的，他們只是關注自己生活受到的壓縮而作出了本能的反應。
歐債危機其實不只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其中也包含著相當大的「政治失效」成分，從希臘的例子看來，便顯得格外清楚。無能的政府，不惜大量舉債施放福利來討好選民，掩飾自己的顢頇；等到國家破產，民怨四起，政客便又鼓動人民反對歐盟的撙節方案，並以退出歐元區當作威嚇手段。如所共見，希臘作為民主政治的發源地，現今從左到右小黨林立，卻產生不了一個有擔當、能統合的政府，豈非民主之悲？而就算希臘最後在左翼領軍下退出歐元區，這個國家是否就能走出衰敗，恐怕也還是個謎。
法國前總統沙克吉的失敗，則是另外一個例子。自歐債危機爆發後，沙克吉是歐洲第十一個倒台的政府，歐洲沒有一個執政黨能保住執政地位。亦即，整個歐洲不僅在「向左轉」，更陷入一種「對現狀不滿」的氛圍，各國人民對現有執政者皆不滿意。歐蘭德是否比沙克吉更善於治國，許多人表示存疑，英國媒體甚至直言歐蘭德當選對法國和歐洲都不好；但當「趕走沙克吉」成為憤怒選民的最大目標時，「下一個會不會更好」就成了次要的考量了。
就歐洲的問題而言，所謂的「政治失效」表現在幾方面：第一，民選的國家領導人其實不像人民想像的那麼萬能，而歐盟在建構開放的市場時對跨國金融、貿易及人才流動的影響也掌握不夠充分，兩層政府的隔閡，在快速開放中使國內較弱的部門遭到侵蝕，造成社會懸殊化而點燃民怨。第二，許多選民對民主的認識只止於投票，未伴隨其他更積極形式的討論或參與，在危機時刻更易受到民粹型或極端型政客的煽動，而節制理性型的政治人物則往往被棄若敝屣。第三，是能力與權力的斷離，擁有權力的政治菁英喜歡譁眾取寵，擁有專業知能、更依法行政的技術官僚卻只能供其差遣。只有當政局亂到不可開交，如義大利和希臘的例子，技術菁英才會被請出來收拾殘局，因為只有這些人的信用尚未被政治磨損殆盡。
當佛里曼數年前提出「世界是平的」的理論時，人們奉為至理名言；但今天看來，世界其實並不平坦，而是充滿崎嶇道路與深坑暗谷。尤其以歐洲各國既有的民主開放基礎，加上歐盟致力於拆除疆界、統一貨幣及制度的長年努力之後，卻因南歐若干幾國的債務問題，不僅嚴重衝擊全球經濟，更紛紛吹起「反移民」風潮，這豈非歐盟的一個嚴重警訊？
深一層看，歐盟作為一個超國家的統合體，手握跨國界的決策大權，但各國人民對它的認同卻極淡薄。也因此，看起來參加歐盟有利可圖時，人們急於想要加入；一旦要承擔義務或接受鞭打時，民眾對它便毫無留戀。這恐怕是歐盟作為「國上國」的先天缺憾，只是沒有想到，第一個挑戰它的，竟是民主發源地的雅典。
從台北看歐洲，希臘如何陷入今天的債務危機，值得大家深思；而一個四分五裂、組不成內閣的失敗民主，更值得我們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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