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魁北克、北美洲，甚至全世界各個角落，還有好多人心碎欲絕、孤單無助的父母親，正在經歷同樣的折磨，而他們犯了罪傷了人的兒女，不是自殺就是在牢獄裡度一生。 在我身上，你或許會看到自己。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給你勇氣，掙脫自己的心牢，走出來，重新享受人生。你現在可能還在shock，無法釐清自己的感覺，這很正常。你可能因為罪惡感而抬不起頭來，感覺自己一天天死去，不知道人生如何走下去。暴風雨會愈來愈強，親愛的你，千萬要抓緊，不要失去希望。你一定可以度過這個難關。你可以從別的地方找到力量，好朋友、家人。時間也會變成你的盟友，幫你治好傷口。
人生就像四季變幻，終究冬天會過去，
春天會來。
新書內容搶先看： 我急著讓自己進入度假的心情，不過有時候，光是捱過一天二十四小時，就是很大的挑戰。這感覺像在爬一座陡陗的山，登頂遙遙無期。我的磨難才剛剛開始，雖然偶爾有開心的片刻，不過輕生的念頭一直沒有放下。我努力掩藏這種負面情緒，有時候心裡的苦已經強烈到無以復加，我深怕自己就要與現實剝離，向死亡漂去。 當我們在1990年1月底回到蒙特婁，娜蒂雅回去和男朋友傑克住，繼續她在老城區大學(College Vieux Montreal)的哲學系課業。我決定搬回聖馬洛街，警方先前建議我暫時搬走，躲開媒體。出國期間，心情確實一度放寬，不過回到蒙特婁這個傷心地之後，所有的壓力、心痛和羞恥，又重新撲了上來。我努力擺脫沮喪和憂鬱，找回人生的意義，卻做不到。我旋即返回工作崗位，回去面對同事異樣的眼光。大家都知道我是誰，我已經被媒體貼上標籤，我是殺人狂的母親。 站在漆黑的公寓門口，彷彿下一秒鐘就要失足掉入冰冷的無底漩渦，所有的快樂和希望都會被捲進去，消失得一乾二淨。我急忙跑進房間，打開燈，讓黑暗陰影退散，就像小的時候一樣。從小我就喜歡點著燈，會不時地查看床底和衣櫥，看看有沒有魔鬼躲在裡面。我出於習慣性地低頭查看床底下，此時，竟然發現了兩個從未見過的大型黑色垃圾袋。袋子裡裝了許多馬克的物品，大部分是我買給他的。第一個袋子裡有床單、錄影帶、還有一台Beta錄放影機。第二個袋子裝他歷年來求學的成績單，分數都很高。看著它，我不禁又悲從中來：馬克知道媽媽希望他把書讀好一點。他留下這些成績單給我，或許是想告訴我，至少在課業方面，他感覺自己是成功的。成績單裡夾了一張紙條，是馬克的筆跡。開頭寫著：媽，對不起！這是無可避免的……。 我顫抖著身體，抑制著心裡的驚恐，繼續讀下去。也許是基於防衛心理，我專心看他的語句通不通順，反而不太敢看內容，我甚至抓起了一支紅筆，修正他文法的錯誤。也因為這樣，除了開頭幾個字，我實在不太記得紙條上到底寫了些什麼。看完之後，我打電話給警方，他們曾經要我發現任何線索立刻跟他們連絡。沒多久，警方就來取走這兩袋的東西，還有馬克在案發前一天寫給我的那張紙條。我心想，為什麼之前沒有發現呢？12月6日之後，我只回來過一次，拿我的換洗衣物，慌亂之中可能疏忽了。 警方離開之後，我把前門的兩道鎖都鎖起來。說來奇怪，但我覺得馬克似乎在附近徘徊。事實上，他好像無所不在，好像我和他是分不開的。這時候，突然有個念頭讓我朝門口的小櫥櫃走去：我住處的鑰匙還在馬克身上嗎？打開櫥櫃，我立刻嚇了一跳，鑰匙好端端地掛在那裡。幾年前，我就是從同一個掛勾拿下這串鑰匙，交給馬克。原來，在兇殺案前一天，他還記得要把鑰匙歸還。 這是三個月來，我頭一次在公寓裡獨自過夜，到處都是馬克的身影；對於漫漫長夜，我感到很害怕。我的胃糾成一團，感覺膽汁已經湧上喉頭。我一直跟自己說，馬克會回來把我也殺了。不行，我需要一點新鮮空氣，我打開陽台的門，外面是熱鬧的街道：人聲嘈雜、車輛熙來攘往，逐漸把我拉回現實，把我拉回到正常的世界。 整個晚上，終究還是輾轉難眠。最後，我只好打電話給教會的朋友喬安娜，拜託她過來陪我。沒幾分鐘之後她就到了，她張開雙臂安慰我，讓我哭個徹底。有了她的陪伴，再加上床頭整夜亮著的那盞燈，終於，我安然地度過了一個可怕的夜晚。 ＊ ＊ ＊ 死亡的陰影盤桓不去，讓我忘記了過去生命中曾有過的快樂，就好像人生的燈光被關掉，看不見世界的美麗。我的腦子裡全是穢暗的念頭，自責悔恨是家常便飯，憂鬱變成生活中的常態。我被悲傷下了慢性的毒，一日一日，漸漸地腐蝕。 朋友安慰我，一切都會過去。我知道這是出於鼓勵，但我實在無法和他們一樣樂觀。人生真的太痛苦了。我感覺自己像是一只陶瓷花瓶，摔在地上破成好多片，永遠都黏不回去。從前那個活力充沛、總能克服挑戰的我，再也找不回來。我很想從痛苦中走出來，卻不知道該怎麼做，直到我遇見我的社工員──吉爾斯．拉布朗。坐在他市中心的小小辦公室裡，我開始了解，如果想要找回對生命的熱愛，必須回歸到基本面。換句話說，不分貧富貴賤，真正能讓人快樂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 第一次見到社工員吉爾斯，印象很深刻，咖啡色捲髮、藍棕色眼珠，笑起來純真得像個大男孩，臉上的鬍子卻又給人一種穩重感。他大約四十多歲，體格保持得很好，愛騎自行車，每個星期都要騎上好幾百公里。跟吉爾斯談了幾次，我漸漸感覺人生不再一味地走下坡。他讓我認識到，生活中最簡單的事物，才能點亮生命的火花，讓我快樂、讓我重生。 「以前妳和小孩會一起做什麼？」有一天吉爾斯問我。我心想，這個問題有什麼意義？不過是揭開我的舊傷口罷了。馬克和娜蒂雅都走了，我不想回憶過去的點點滴滴。但是出於好奇，我還是回答：「我們以前很愛玩拼字遊戲。」這是我直覺想到的。 我以為這種愚蠢的答案會惹惱他，沒想到他開心地說：「太好了！我非常鼓勵妳玩拼字遊戲，對妳一定有好處。」 迦米爾和娜蒂雅還小的時候，我們經常一起玩這類紙盤遊戲，總是很開心。悲劇接二連三地發生，讓我完全忘了那些快樂的時光。從前，母子三人會在廚房坐下來，玩一整個下午，贏的人開心大叫，輸的人失望得唉聲歎氣。這些歡樂的情景又重回記憶，我想，吉爾斯的建議或許不無道理。於是我報名參加一個拼字遊戲社團，看看究竟會有什麼改變。 等到要去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我卻開始舉棋不定。我害怕認識新朋友。萬一他們認出我，問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呢？週二晚上，我站在朗格耶(Longueil)社區中心的門口，準備進去參加拼字遊戲。我抬頭看著隔壁教堂，頂上的鐘塔直指向天際，我心想，不用怕，至少上帝在旁邊看顧我。提起勇氣，推開沉重的木門，我走了進去。迎面而來的是濃濃的雪茄味、震耳欲聾的交談聲；來參加拼字遊戲的社區人士，年齡層比較大，這裡擺了四十幾張桌子，每一張都坐滿了人。 一位女士笑著向我走過來，把我介紹給她的朋友，每個人都很親切。我選了一張桌子坐下來，開始加入戰局。剛開始玩得不太好，但過了幾個星期——這當中我居然一次都沒有缺席。我慢慢記起從前跟迦米爾和娜蒂雅玩拼字遊戲時的策略和戰法。我感覺兒子女兒似乎暗中在助我一臂之力，幫忙挑字母、找單字，幫我獲勝，讓我愈玩愈順手。事實上，我對於這個新嗜好，相當投入，甚至還去買書來看、琢磨技巧。 於是，我似乎又找回了自己。不再只是馬克．拉屏的母親、不再是個遊魂一樣的可憐女人、不再成天盤算著死亡。我努力學習玩拼字，我樂在其中，並且全心求勝，果真是療癒傷痛最好的方式。 第一天晚上社團結束後，我才發現，進門前太過緊張，車子的引擎居然還沒熄火就把車門上鎖！我只好鼓起勇氣，去找剛剛同桌玩拼字的一位女士，問她願不願意載我回家拿備用鑰匙。她二話不說就答應了。我們一路聞聊，什麼都說；這種輕鬆攀談的方式，對我很有幫助。我從自閉的硬殼裡探出頭來，試著適應重新活著的感覺。那天晚上，每個人都對我笑。已經多久沒這樣了？沒有人聯想到我是殺人兇手的母親，沒有人知道我唯一的女兒前不久才自殺。拼字遊戲的這群朋友，始終不知道我的黑暗身分，我玩了整整四年的拼字遊戲，始終把秘密藏得很好。 拼字遊戲讓我找回信心，接著我又想起來，馬克死後不久，我曾在附近的學校報名長笛課程，後來長笛不見了，很可能被女兒拿去買毒品，就沒再去上課。很幸運地，長笛班還在開，我決定再度報名。每個星期，我和一群七歲到十歲的小朋友一起練音階，五十三歲的我是班上最老的學生。但我一點都不在意，跟孩子們在一起，讓我再次感覺年輕。誰說找回青春有年齡的限制呢！ 對於我的轉變，社工輔導員很感到驕傲，而我也相當倚重他的建言。他的座右銘之一是拉丁文的「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意思是「健康的心靈必須住在健康的身體裡」。他要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這句話。多活動，把消極念頭趕跑。於是我又開始溜冰。娜蒂雅小時候，我經常帶她到附近的體育場溜冰，每次我會先幫她綁好鞋帶，然後兩個人手牽手一起出發，在場子裡輕快地繞圈圈，像跳著史特勞斯的華爾滋。此刻我彷彿看到當年的情景，娜蒂雅說，媽媽快看，我做了一個好難的動作，沒有跌倒耶！從前我們還會一起去騎車。於是我又把塵封已久的腳踏車從地下儲藏室搬出來，沿著蒙特婁市區的自行車道，自己一個人騎好長好長的路；這一回，身邊陪伴我的，只有風和太陽。我甚至加入了網球社，重新開始打網球，揮拍的感覺讓我活力充沛。 這些消磨時光的活動，確實帶來快樂的鱗光片羽。運動對我很有幫助。只不過，生命的棋局我尚未贏得勝利；獨處時，心裡潛伏的黑影又會出現，任憑我怎麼努力，都忘不了這幾年所經歷的鉅變。我親手為兒女下葬、理工學院的牆上佈滿血跡……每當這些影像出現，心跳就像失了速，撲通撲通地直衝腦門，隨時都會爆開來似的。負面情緒像流沙一樣，隨時把我往下拉，把我的體力和意志力都給吸得一乾二淨。 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健康的心要住在健康的身體裡，如果心情一團亂，身體也會跟著出狀況。那一陣子，我的皮膚出現一塊塊紅癢過敏，消化也出了問題。 娜蒂雅死後兩年，我一直在服藥，家庭醫生丹妮耶．拉布朗開了消除疲勞和抗憂鬱的藥給我。為了好入睡，晚餐時我偶爾會喝點葡萄酒。有一天晚上，我吃了百憂解，又喝了一杯紅酒，酒精和抗憂鬱劑相互作用，讓病情更為嚴重。因此我愈來愈討厭吃藥，所有的藥我都排斥。有時候我會在睡前吞一顆安眠藥，但從不超過劑量。 我注意到一件事，每次我跟家庭醫生說我身體有新的狀況，她都會把眼鏡戴上。或許是她想把我看得更清楚一點，好好地診斷我的病情和生活吧！接著，高個子的她會從問診桌後面輕輕地站起身，幫我量血壓，仔細地看診。做這些動作的同時，她會一邊跟我說話，叫我要有耐性，說情況一定會愈來愈好。她的沉穩和鎮定感染了我。我多麼希望有更多的醫生像她一樣，懂得言語鼓勵的治癒力強大，實在遠勝過醫生開的藥丸。 所幸，除了安眠藥之外，還有其他東西可以幫我入睡。在那個時候，隨身音樂播放裝置已經很普及，不算是奢侈品。我在床頭放了一個CD player，讓聖歌的音符在睡前充滿整個房間。然而即使如此，有時候我仍舊一夜難眠、輾轉反側，被可怕的念頭所困擾。 不管我多麼地努力，內心仍不見平靜，罪惡感依然存在。我放任女兒吸毒過量而死；我放任兒子犯下野獸般的罪行，他違反了我的基本信仰——生命是神聖的，而我卻一點努力也沒做到、沒能阻止他、沒能防範未然。我企圖把責任推給社會、推給拋棄他們的父親、推給娜蒂雅交到的壞朋友；可是到頭來，我還是不得不回歸殘酷的結論：要負大部分責任的人是我！回顧這一切，我只看到自己的錯誤和缺失，是我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愛和鼓勵，是我沒有給他們足夠的信心，是我沒有讓他們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克服一切。 我把這些情緒遮掩起來，在我平淡如常的外表下，心靈傷口並沒有癒合。我覺得很自卑、很羞恥，因為，馬克和娜蒂雅選擇減輕痛苦的方式，居然不是向我求助，而是自殺。有一天，我把這種感覺說給丹尼斯．莫里賽特(Denis Morissette)聽，他是教會的朋友，也是教育心理學家。他對我說，羞恥就像鉛塊一樣，又黑又重，會把人壓得很辛苦，讓人自覺一無是處。這種負面想法日益嚴重，我心裡常出現這樣的景象──馬克和娜蒂雅不斷地指責我：「妳根本沒辦法讓我依靠，妳太軟弱、太沒用了！」「我才不管妳怎麼想，我的所作所為妳要負一切責任，但是一切都太遲了！」「我恨我自己，我也恨妳！」「等我死了，妳就會後悔！」 為什麼我的孩子這麼恨我？我要找出原因，不想再這麼痛苦。我認為唯一的方法，就是──挖掘我的過去，把我的人生源源本本地檢視一遍。我的孩子們不是自己蹦出來的，是我生的；不能否認，有些特質很可能來自我的遺傳，像是憤怒、神經緊張、恐懼。事實上，愈往這裡想，我愈覺得，在成長過程中我扼制了自己某些黑暗特質，但我的孩子卻沒能做到，因此他們也成為了那個誤入歧途的我。於是，我展開記憶的旅程，將時光倒轉，重新回顧我的生命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