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平埔人最初是在前山受到客人的壓迫，為了避難才移民到後山來的。
想不到三十年後，客人尾隨我們的足跡來到璞石閣，拔仔庄，花蓮港等地，把這些地方當作根據地，屢次攜帶武器，大舉襲擊平埔人的部落，掠奪牛，豚，米，粟及銀兩，有時殺傷平埔人，焚燒平埔人的房屋。直到日軍來台灣以前，東部的平埔人年年受到這種災難。}。(台灣踏查日記，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遠流，上集，1996年版，315頁)。
這段口述歷史中，【漢人】，【客家人】與【客人】都出現了。不知道【客人尾隨我們的足跡來到璞石閣】這句話裡的【客人】，是指全部外來的漢人，還是單指【客家人】?
這位大庄埔老者Taoren所說的三十年後，會不會是指
{咸豐元年(1851年)黃阿鳳招募二千二百餘人自葛瑪蘭至奇萊(今花蓮市)建立了十六股庄，但黃氏不久就病死了，而他辛辛苦苦建立的田園也都在五年以內全部荒廢掉，佃人大都散走，一部分留在璞石閣(今玉里)拓殖，形成聚落。}而開始的呢?
而咸豐三年也有客家人沈私有，陳唐，羅江利等二十人到了璞石閣建立了【客人城】。(請參閱台灣鄉土誌中冊，花松村編纂，中一出版，民八十八年版，180頁)。
如此的發展，對原住民應當是很不利的，更何況是為了逃避漢人壓迫新遷移來剛喘一口氣的平埔族。
臺灣鄉土誌一書中說:
{康熙三十二年陳文至奇萊(花蓮市)與原住民互市做買賣，被通認為漢人中來到後山的第一人；而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之變發生後，朱氏餘黨王忠等率千餘人進入卑南，清總兵藍廷珍派兵往剿並諭土目文結，協助搜捕，凡漢人皆逐之，然後畫界封禁，漢人足跡於是暫時不見於台東。}。
而臺灣通史也說
:{.....王忠竄入卑南。有眾千人。據處大湖。蓄髮持械。耕田自給。....。}；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臺灣史】，也是認為:{王忠千餘人竄入卑南覓，實開漢人墾闢後山之始。}。
不過這我很懷疑，如果有百人，千人，不引起原住先民部落的震動嗎?在花蓮，臺東，當時，有武器的百，千餘人那可是一個很大的戰鬥團隊，會願意分散到各個部落間嗎?
大土官願意冒險與清朝政府做對暗地收留嗎?蔣師轍在臺游日記卷四中這樣地說卑南覓社與清朝政府的合作關係:
{卑南覓番社，歸化最早。康熙，乾隆時平朱一貴，林爽文之亂，其酋長皆負驽前驅，疊受銀牌，文服之賜。}。
即便是，卑南覓舍衰微了，還是奉清朝的正朔；直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軍隊因為以牡丹社事件為藉口侵略臺灣，後山大鳥萬社的潘無南印與研子畢社的潘大老兩位頭目分別代表後山從瑯喬到呂家的十八社向日本軍請求歸順。歸順的原因是聽說通事鄭燦說{日本軍愛惜人民}，並且打敗了牡丹社可以保護他們。而日本軍問到卑南覓社的情況與後山卑南各社和清朝官係時，潘無南印頭目說:
{從紅塗仔，利家，貓裡仔到卑南社共有山後番十八社,近年來，卑南頭目非常兇暴，故各社不再服從；奉清朝正朔的只有卑南覓社。}。(請參閱風港營所雜記，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民92年版168頁)。
百，千的漢人，經過百年後，那是要繁衍多少後代，花東縱谷怎麼還都是原住民的天下?即便是光緒十八年(1892)的統計，臺東直隸州共有五萬六千餘人；其中漢人只有九千九百五十九人；其他都是平埔，阿美，卑南，布農，太魯閣等原住民；共有一百三十七社，分屬南，中，北三路各撫墾局管轄，與漢人的莊與鄉不相統屬。
【撫墾局】；光緒十三年(1887)，改卑南廳為臺東直隸州。當時臺灣省為三府一直隸州。同時於卑南設撫墾局，於秀姑巒(今花蓮縣豐濱鄉)，花蓮港各社分局，於是墾地漸廣。臺東直隸州又分設五鄉。
一，蓮鄉:今花蓮市全部及新城與壽豐的大部分地區；
二，奉鄉:今花蓮玉里，光復，豐濱，瑞穗；
三，三:新鄉:今花蓮縣富里鄉與臺東縣池上鄉，與部分關山鎮；
四，四:廣鄉:今臺東縣成功鎮與長濱鄉各一部分；
五，五:南鄉:今臺東縣台東市全部地區。鄉等於西部的堡，里。(臺灣史，眾文，348頁)
光緒十三年(1887)本來行政中心是要設在水尾(瑞穗)的。但是因為光緒十四年發生的【大莊。呂家望事件】，
{水尾軍民死亡殆盡，因此州署始終在卑南。}。(請參閱:臺灣先賢先烈專輯。胡傳傳。141頁。)。
假若康熙六十年(1721)王忠率千人逃到花蓮台東，一百七十一年後的光緒十八年(1892)的統計，怎麼花蓮與臺東還不到一萬名漢人呢?這我實在很很困惑。
很懶，又對歷史一無所知，手邊也沒有資料，就這樣困惑了好幾年。今天到了公埔石壁遺址才又想起來，還是困惑一場，真是好笑。
從當時，藍廷珍的幕僚藍鼎元【東征集】一書來看，似乎並沒有落腳於後山。
他認為朱一貴的戰友鄭固的供詞不足採信:
{....據供王忠等有黨千餘人，在內山大湖，崇爻山後。賊口譸張，雖未足憑為據信，然不可不防也。其令千總何勉，把總康賜，由羅漢門，大武壠分道並入，直抵大湖。採探有無匪類蹤跡，並熟視進兵路徑。果有窠巢，即大舉撲滅之爾。}。(檄査大湖崇爻山後餘孽)。
似乎只是前去探路有無王忠等人下落，並且調查進兵路線，好做派兵準備。
而在藍鼎元在【檄淡水謝守成】中更說如果臺灣山後有王忠，那早就被卑南覓等社原住先民給抓到了，那些傳聞都是被逮的【匪】為了多活一點時間講來亂的，他說:
{昨擒獲孽醜黃來，供稱臺灣山後，尚有匪類三千人.....。其詞甚謬。本鎮治賊素嚴，黃來既獲，自料必死，故為危言以延數月之命。豈有他哉。.....。囊者南路擒獲鄭固，亦稱王忠逃匿山後大湖，有黨千人。本鎮經遣弁員，賫往諭卑南覓大土官文結，鼓舞七十二社番黎，以兵搜捕，將山後所有逸賊，盡縛以來。苟有王忠在彼，網不漏矣。....}。
而連橫的臺灣通史在【朱一貴列傳】(同前揭876頁)中還是堅持王忠:
【竄入後山卑南覓，數年乃獲】。
而重修臺灣府志卷十九雜記則記載說一年後王忠被逮:
{雍正元年四月，千總何勉獲逸賊王忠，解省伏誅。}。
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卷四赤崁筆談的【朱逆附略】，提到所上奏的【奏請勒緝餘孽寬免株連疏】則說他曾聽說王忠等逃匿內山，不時出沒:
{臣聞得朱一貴餘孽王忠，劉育等逃匿內山，不時出沒。本年四月九日夜晚，殺竹子腳塘兵。五月三日，鎮臣藍廷珍派兵捕獲林干，林榮，朱崑生等人}；並且審問出供詞說王忠藏匿在內山的清水寮:{王忠等先於四月內欲到三林港偷船出海，因無船隻，退入得寶寮；今又至內山清水寮潛伏。鎮臣令弁兵拗緝未獲，將空房燒毀。雍正元年四月十五日，千總何免在鳳山林拿獲王忠並劉富生，陳郡等三名。}。
如果這段供詞與記載是正確的，而三林港若就是臺灣通史裡所說的三林汛，屬於安平水師左營，歸鹿港汛分防乾隆時彰化縣第二大港；那麼，王忠，康熙六十一年四月還在臺灣的前山活動。
藍鼎元的平臺紀略則說，王忠是在【南路鳳山林】被捕獲；同時，朱一貴事件後清朝政府的【派兵清鄉】幾乎是集中在嘉義，臺南，屏東，高雄之間；除了說:
{夏四月十有五日甲子，千總何勉在南路鳳山林捉獲王忠、劉富生、陳郡等，藍廷珍遣解內地，聽總督滿保題達正法。朱一貴孽黨盡絕矣。臺灣平。}。
似乎並沒有提起到【崇爻八社與卑南覓】用兵清鄉之事。(請參閱平臺紀事，藍鼎元)。
王忠不幸被逮捕前究竟是逃到哪裡?連藍鼎元都覺得煩。
他在除了在前揭的【檄淡水謝守成】裡說，有到卑南覓早就被原住民給抓了之外，他在【檄擒舊社紅毛寮餘孽】裡敘述，有人宣稱羅漢門，阿猴林等地方有王忠等數千人準備接應舊社，紅毛寮地方的黃耀與卓敬等【亂黨】；他認為這是很可笑的。
他說:{王忠亡命山谷，只二，三賊相從，晝伏夜奔，飢餒無所得食；無論人眾數千，即百人亦無有也。......}。
甚至，在康熙六十年十二月的【請班師書】中把王忠看得扁扁的說:
{.....雖王忠，劉富生二人未獲，亦已狼狽顛連，無地逃生，旦暮就擒。此後或有妄報訛言，執事亦不必聽矣。....}。
他認為，此地雖然【莠民】很多，但是:
{捕風生事，獻腴邀功之輩更復不少。一紙入報，雷厲霆飛，非賊而加以賊名，無故移人之村落，驚疑四起，家家自危；此召亂之道也。.....。}。
這倒也是真的，一有點風聲就要派人查，不是人民怕而已，官廳也累；【檄淡水謝守成】中就說，今天只有基隆，宜蘭，花蓮到卑南的北邊還沒去查:
{雞籠與蛤仔難，下抵卑南覓北界，搜捕未周，併未遣有偵緝之人。}。
於是，就命令通原住民語的:
{大雞籠社夥長許略，干豆門媽祖宮廟祝林助，山後頭家劉裕，蛤仔難伙長許拔....前往後山採探有無匪類......。}。
南路鳳山林?那到底是在哪裡呢?是會卑南覓嗎?重修臺灣府志是將卑南覓畫歸給鳳山縣的，至於崇爻則屬於諸羅縣。(卷三，山川。 61頁)
而清史稿二八四卷則說王忠是在鳳山縣的深山中被抓的。
{何勉字尚敏，福建侯官人....}。他；
{.....。時一貴餘黨王忠等出沒內山，巡視臺灣御史吳達禮督捕治，總兵藍廷珍檄勉偵緝。遣降卒為導，入鳳山深箐中，獲賊黨劉富生，思拒捕，立擒之。}。(鼎文書局，楊家駱標點本清史稿，10187頁)。
續修台灣府志則說是在【鳳山】。:
{辛丑之變，群賊俱已伏誅，惟王忠潛匿年餘未獲。巡臺御史吳達禮、黃叔璥奏請勒限緝拿，總督覺羅保以中營千總何勉竭力用命，專委搜緝。勉備歷險阻，訪知蹤跡；獲其親信羽翼，為內應。四月十四日夜，擒王忠於鳳山，解省正法。(臺灣文獻叢刊第121種，660頁)。
重修鳳山縣志卷九則說:
{辛丑之變，群賊俱已伏誅；惟王忠潛匿，年餘未逸。總督覺羅滿保以中營千總何勉竭力用命，專委搜緝；勉遍歷村莊，訪知蹤跡，謀其親信人使為內應。四月十四日夜，擒忠於縣治，解省正法。}(台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卷九)
只是，這些都只是部分文獻。改天還要再找資料與認真地請教專家。當然啦，那可能又是好幾年。
王忠與一千位起義者如臺灣通史與許多著作認為是漢人中開發花東的先驅嗎?不過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朱一貴事件部分的戰場似乎就在花東平埔族的原鄉。不過，就不多說朱一貴了，會說個不完的。
不過值得再一提的是這本臺灣紀略，關於朱一貴這事件，藍鼎元結尾的一段話，認為臺灣山高土肥，最適合開墾；如果不讓【人民】來開墾，那麼，不是歸給了【賊】，便是歸給了【番】；甚至是日本人或者荷蘭人。
藍鼎元說:
{ 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為綢繆者也。閒居無事，燕雀處堂，一旦事來，噬臍何及！前轍未遠，不可為寒心哉！}。
高瞻遠矚，藍鼎元的愛國心是沒話說的；不過從原住先民的角度來看，說來說去，就是身為台灣主人之一的【土番】沒有自主權，臺灣歷史的主導者，當時，是自認為天朝的大清。
而事實上，所代表的是沒有成立國家的觀念的臺灣原住民，包括有如芒花種子飄到花東去的平埔族，生根在肥沃的土壤上終必然被的更強勢的外來植物給驅趕的悲哀命運。
朱一貴事件後臺灣東部還是封山；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藉口丹社事件侵略臺灣，沒有主權的臺灣的原住民就面臨了更大的壓迫。
【紀臺灣山後崇爻八社】中說起了後山花東與清朝的接觸是起始於康熙三十二年的陳文與林侃等漢人；之後清潮政府康熙三十四年前往招撫崇爻八社。也就是【筠揶椰】，【斗難】，【竹腳宣】，【薄薄】，【芝武蘭】，【機密】，【貓丹】，【丹郎】。
文件裡說臺東自古以來是【人】跡未到的地方:
{...自古以來，人跡不到。康熙三十二年，有陳文，林侃等商船，遭風飄至其觸，住居經年，略知番語，始能悉其港道。於是大雞籠通事賴科，潘冬等前往招撫(康熙三十四年)，遂皆嚮化，附阿里山輸餉(八社與阿里山社合輸銀一百五十五兩二錢三分二厘)。}。
這份文件同時也確認台東卑南覓社在內的{七十二社原住先民，遍山搜捕之後，並無【逸賊】與漢人蹤跡}，然而山後險阻並沒有到崇爻八社探訪。只是崇爻八社在道路不通的崇山峻嶺中，【奸匪安得有容身之地夫?】。
打字打到這裡，不禁又胡亂猜測著，要封山了，還可能允許王忠等一千人眾拿著武器在後山耕田嗎?
【檄査大湖崇爻山後餘孽】更認為臺東地區，窮深極遠，不適合出兵；同時，認為此地是【人跡】所未到，如果有，那也是逃亡人，總不是善類，殺之無妨。雖然推測王忠不可能竄入內山，但為了保險起見，還是派了
{.....千總何勉，把總康賜，游羅漢門，大武壠分道並入，直抵大湖，採探有無匪類蹤跡，併孰視進兵路徑。果有窠巢，即大舉撲滅之耳。}；
同時敘述了藍廷珍派了千總鄭惟松與十數位強健的士兵帶著豐厚的禮物搭海船到卑南覓社去拜託大頭目文結捕捉或撲殺王忠或者是看得到的漢人。說:
{其令外委千總鄭惟嵩，率健丁十數人，駕舟南下，由鳳山，郎嬌至沙馬磯頭，轉折而東，賷檄往諭卑南覓社大土官文結。賞以帽靴，補服，衣袍等物件，令其調崇爻七十二社壯番，遍處搜尋，將山後所有盜賊，悉所解擒，按名給賞。拒敵者殺死勿論。凡擒解山中漢人一名，該番賞布三十尺，鹽五十斤，煙一斤。獲巨盜者倍之。.....。番性嗜殺，本鎮不得已而用。但山後地方，乃自開疆以來人跡不到之境，當今並無甲籍居民，所有逋逃，總非善類，殲之亦不妨爾。窮深極遠，兵不可入。.....。}。
這【人跡】，就如同【人】，【民】，【百姓】一樣是與非清朝人的【番】兩相對照的。也包括了所有的外國人。
比如說雍正九年(1732)年爆發的大甲西社事件，動用了官府三千官兵，【福建總督郝玉麟恭報蕩平臺番大捷摺】就說:{竊查臺灣北路土番逞兇，不法殘害百姓，擄掠村庄，阻梗道路。}。百姓指的是漢人。
而外國人如馬偕，畢麒麟等都曾被原住先民稱呼為【親戚】，因為都是臺灣漢人眼中的【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