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自己的耳語 「就算只有一個也好，心裡只要能喜歡誰，人生就有救了。就算不能跟那個人在一起。」村上春樹(1Q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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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科技進步，我們學習歷史不再局限在紙張上，多媒體的使用已經成為潮流，成為歷史教育的新趨勢。在眾多的媒體當中，我們日常生活最容易接觸到的，就是電視和電影。以中國歷史為背景的電視劇和電影，可謂比比皆是，電視如〈走向共和〉、〈鐵齒銅牙紀曉嵐〉系列等；電影如以辛亥革命為背景的〈十月圍城〉、〈赤壁〉上下集等，都耳熟能詳。詮釋歷史，文字不再是唯一的工具，影像成為現代社會詮釋歷史的新趨勢。

 

隨著電視和電影在歷史教育上，擔當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因而有「影視史學」的新概念產生。在1988年，美國學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發表了〈書寫史學與影視史學〉的文章，提出相對書寫史學(historiography)的新概念──「影視史學」(historiophoty)。根據海登．懷特的解釋「影視史學」是指：「通過視覺影像和電影語來傳達歷史以及我們對於歷史的思考」。[1]此新史學概念傳入台灣後，台灣學者周梁楷先生翻譯為中文「影視史學」，並由復旦大學張廣智先生介紹到內地的史學界。

 

本文以電影為中心，通過比較費穆的《孔夫子》、胡玫的《孔子之決戰春秋》和《史記．孔子世家》的內容，來評論電影作為歷史教育媒介的問題。

(二) 電影背景資料

 

自1937年11月底上海淪陷，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上海租界變成了一個孤島。而費穆先生正是在上海的孤島時期，得到民華公司的負責人金信怡和童振民的支持，於194３0年初開拍《孔夫子》，他用了一年的時間，花費了十六萬元，才完成拍攝。電影在1940年12月上映，不過由於古裝片的熱潮退卻，電影只是上映了一星期便落畫了。雖然電影的票房欠佳，但文化界對此片卻十分推崇，當時《申報》不但為此刊登評論文章，更為電影設立專題介紹，可見它對《孔夫子》的重視。電影在1948年重映，期後散失了。近年，有匿名人士把該片硝酸底片捐贈給香港電影資料館，經過電影資料館的修復後，在2009年第33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放映。

 

在〈孔夫子的新認識〉中[2]，魏如晦(阿英)提出費穆製作《孔夫子》的目的，是為了表現孔子的德育精神，從而「正人心」，使「亂臣賊子懼」。費穆身處亂世，希望藉著電影令人心甦醒，學習孔子經過種種危難，仍然堅毅不屈的精神。魏如晦進一步指出：「孔子認為一定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夠『正名份，定褒貶，辨是非，明善惡』才能夠『正人心』，『救天下』，也是『救中國』。這就是孔子的『救國之道』，也就是我們現在所需建立的『自由中國』的基本精神。費穆先生《孔夫子》影片裡，把這些都強調了，寫孔子如此，寫他的門徒們，也是側重著他們怎樣的『以身殉國』。」[3]可見費穆創作的心志，不單止於藝術上的追求，也為了救時之弊，警醒國人。

 

而胡玫的《孔子之決戰春秋》則在本年(2010年)1月上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綜合國力的提升，令中國成為世界強國之一。《孔子之決戰春秋》的製作不獨針對華人的社會，電影更在全世界上映，宣揚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政府不斷向外推廣中國文化，至今在全世界已經成立了約300間的孔子學院，一方面提高各國人士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增加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從而消減他們對中國崛起的憂慮，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亦銳意向世界展現雄厚的文化實力，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近年，不少中國電影在國外得到認同，例如《卧虎藏龍》等，引起外國人的關注。《孔子之決戰春秋》在上述的環境下產生，有電影評論者認為它是「中國「和平崛起」的「軟實力」展示」。[4]

 

(三) 孔子形象[5]

 

        由於兩齣電影的製作時空不同，所以展現的孔子形象亦有不同。本文嘗試從兩齣電影都有紀錄的孔子生平事蹟入手，比較兩者與《史記》所「製造」的孔子形象的異同。

 

1.          政治上的高峰

 

根據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6] 魯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被任命為中都宰，即中都（今山東汶上縣西）的地方長官。後來，因為孔子的表現理想，得到魯定公的重用，由中都宰升遷至司空，再由司空擢升至大司寇，而大司寇的職位相等於現代司法部長或檢察部長，是孔子職業生涯中的高峰。

        費穆和胡玫兩位導演在處理孔子《孔夫子》中，費穆只是簡單交代孔子升官的過程，孔子入見魯定公，聽到他的任命，連升三級，導演利用孔子頭上官帽的變化，表示他官職的升遷。可見，費穆並不著重於表現孔子的在官場上顯赫的一面，不著力向觀眾展示孔子的文成武功。

 

至於《孔子之決戰春秋》，也有講述孔子升官的過程，但敘述的內容則較仔細。電影的開首，孔子拜見魯定公，魯定公讚賞孔子的政績，提拔他為司空。由於當時三桓大夫當權，魯定公有所顧忌，不敢立即提升孔子為大司寇，輔助國政。經過夾谷會盟一事之後，孔子憑著他機智和口才，令魯國在齊國的面前不失去威勢，他的能力得到肯定，被晉升為代理相國的職位。從電影故事的鋪排，可見導演多從孔子的才幹和事功著墨，充分表現了孔子自信和機智優越的一面。戲中的孔子對於自己由中都宰晉升至大司寇，能一展政治抱負而感到欣喜，這對比了後來孔子因為魯定公的懦弱，而被迫退位，導演拍攝孔子在家等候歲祭的豬肉，苦候不果的哀傷，從此孔子決心離開魯國周遊其他國家。前後的對比，更顯得孔子是「不為時用」的英雄。

 

2.          夾谷會盟

 

《史記》記述，定公十年春天，齊國眼見魯國在孔子的輔助下，日漸興盛，於是欲與魯國結盟。孔子陪伴魯定公到夾谷見齊景公。由於齊景公不守周禮，演奏蠻夷的音樂，又請了侏儒倡優表演，被孔子責備，他要求齊景公停止奏樂，更要齊景公當場把倡優正法。後來齊景公對於自己無禮的表現，表示歉疚，於是把以前從魯國奪取回來的鄲、汶陽和龜陰的土地歸還給魯國。《孔夫子》多按照史書的記載，刻劃孔子是一個恪守周禮的仁人志士，齊景公因而感到羞愧，於是把三個城池歸還給魯國。

 

然而在《孔子之決戰春秋》中，夾谷會盟一段與史書所載有別。導演要塑造的孔子，不是一位嚴守禮法和道德高尚的偉人，而是一位能言善辯、足智多謀的政治家。孔子跟魯定公到達夾谷見齊景公，齊國的大夫黎鉏為了顯出齊國比魯國優勝，於是不讓齊景公下台迎接魯定公，孔子眼見上述的情況，堅持不讓步，堅稱齊國是主，魯國是客，按照禮法的規定齊國君主應下台迎接魯定公。其後，黎鉏更要求若兩國結盟，魯國為表示友好必須承諾日後若齊國出兵，魯國定必派兵協助，孔子聽到黎鉏無理的要求後，便立即要求齊國把三座以前屬於魯國的城池歸還，齊景公因怯懦於孔子的威勢，失言把城池歸還給魯國。黎鉏眼見形勢急轉直下，於是發難起兵，當時魯定公並沒有帶同軍隊，千鈞一髮之際，原來孔子早已有預備，利用計謀佯裝在夾谷外有軍隊埋伏，令到齊國不敢造次。其實在電影開首處，也有提及孔子對禮節十分重視的人，魯定公召見孔子，即使時移世易，禮節有變，但孔子仍然堅持執行周禮，一絲不苟。在電影中，孔子的形象不再止於是一位固守禮節的文人，而是一位精於兵法、敢言善辯的政治家，與《史記》及《孔夫子》的孔子形象截然不同。

 

        除了夾谷會盟以外，《孔子之決戰春秋》還以「武子台平叛」一事，刻劃孔子精通軍事的形象。公山狃原是三桓季氏的家臣，後來坐擁費邑，因為知道孔子要拆毀費邑的城牆，知道魯定公計劃重奪權力，於是發動叛變。在影片中，公山狃帶著千軍萬馬到來，魯定公逃走避難，而孔子以季氏武子台作為據點，利用火攻把敵人打退。這段歷史與史書中所記的有大的分別，孔子並沒有運用甚麼火攻把公山不狃擊退，而是派人把敵軍打退罷了。而此段歷史，《孔夫子》並沒有交代。

 

 

 

 

3.          陳蔡之厄

 

《孔夫子》中，孔子離開魯國後周遊列國，去到陳國與蔡國之間，準備到楚國去，因為被陳蔡二國的君主為難，被困曠野七天，飽受飢餓之苦。孔子面對困境，以「匪兇匪虎，率彼曠野」自比，他以比干挖心、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介之火焚而死，來勸解弟子，行仁者為求仁義，犧牲自己生命也可以。費穆想突顯孔子是一位仁人，即使在危難中則不改其性，正如孔子所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及後子路忍受不了想衝出重圍，孔子以琴聲緩和氣氛，子路對老師拙怨起來，認為在危難之隙，何以還有雅興撫琴作樂？孔子撫琴而歌：「茫茫山野兮草枯黃，奔走四方夸宿寒荒。誅盡奸亂夸逐豺狼！」[7]當子路聽到老師的心聲，便舞劍相和，並歌唱：「誅盡奸亂夸逐豺狼！」孔子縱然在困境當中，仍舊不忘其志，堅持正道。除此以外，費穆此處也突顯了孔子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師生之間惺惺相惜，感情深厚。除了陳蔡之厄，在電影中也有不少講述孔子與門徒之間的關係，導演也著重標榜孔子是一位良師的身份。例如子路「不免冠」一事，在影片中也有提及。子路的性格一向衝動莽撞，老師很了解他的性格，子路想起天下之事，大聲疾呼「大丈夫當亂世」的話，孔子先阻止子路的話，並對子路戲言：「大丈夫當亂世，豈能不戴冠。」以捉弄衣冠不整的子路。通過師生間的對答，足以顯示出師生的感情真摰。

 

至於《孔子之決戰春秋》也有講述陳蔡之厄一事。孔子失意於魯國，他的弟子即使知道前路茫茫，也誓死追隨老師。到了陳蔡之間，被圍困野外而動彈不得，師生都飢腸轆轆。孔子奏琴了數天，一方面為了排遣心中的鬱抑，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對抗飢餓的感覺。電影中的琴聲，節奏急速，情感激昂，反映了孔子內心的焦急和不安。其後孔子終於不支而暈倒，弟子顏淵拿著最後一碗馬肉湯送給老師，孔子看到弟子飢餓的情況，勉強喝了一口馬肉湯，便把湯分給弟子喝了。這個片段，除了表現了師生之間的感情，孔子對弟子十分疼惜，弟子對於老師也十分尊敬，也表現了孔子人性的一面。在困境中，孔子也會感到不安和困惑。

 

在《史記》中，有關孔子被困陳蔡之間的記載，則著重記述孔子勉勵弟子，對於自己處於困境，孔子處變不驚，有「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容」的氣慨。《史記》記述：「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8]孔子見到弟子們十分懊惱，於是借用《詩經》的話「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引起弟子們的思考，從而安撫他們。司馬遷的記述，當然也表現了孔子對弟子的關懷之情，但似乎「說教」形象的孔子更加深刻，在危難當中，孔子仍不忘持守仁義，不忘君子的行為。

 

        上述三項事件的比較，可見《史記》與兩部電影所塑造的孔子各有不同，《史記》中的孔子多表現出仁者的風度，是我們最常接觸到的孔子形象。而《孔夫子》的內容則多跟隨史書所載，也有改寫之處，除表現了孔子是一位君子以外，也表現了他充滿人性的面貌，更展示出他是一位好老師。《孔子之決戰春秋》中的孔子，則較多與史書有別，孔子仍然是一位仁者，不過他也是一位能言善道和精通軍事的政治家。

 

 

 

 

 

(四)評論電影的歷史教育

 

電影原來的作用是用以娛樂大眾，透過影像為觀眾提供一個虛擬的場景，讓觀眾投身其中，經濟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得到的滿足。近代電影除了有娛樂的功能外，在歷史教育上也擔當了一定的角色。然而電影作為歷史教育其中一種媒介，實有不少的局限。

 

由於電影製作畢竟是一門娛樂事業，編寫電影內容往往會以觀察的意向為重，為觀眾服務，投觀眾所好，因此忽略了歷史的真實性，內容容易失諸偏頗，與歷史事實大相逕庭。如《孔子之決戰春秋》考慮了電影市場的元素，所塑造出來的孔子，與《史記》中的有差別。該電影配合了現代觀眾的口味，把孔子塑造成一個能言善辯的政治家，與現代社會中的政治家可謂十分類同，縱然在電影也有表現孔子恪守仁愛之道，堅持禮法的一面，不過大多被電影中千軍萬馬的場面所掩蓋了，觀眾欣賞的不是歷史中的孔子，而是電影所塑造的現在式的孔子。另外，在《孔子之決戰春秋》中，最引起爭議的地方是顏淵跌入冰水中，為了取回孔子的書卷，而不惜犧牲自己，淹死在水中。有評論者批評此與歷史有異，顏淵是貧病而死的，孔子十分欣賞顏淵安貧樂道的精神，當顏淵死後孔子感到悲痛萬分，傷心得說出「天喪予」的話。如今安排顏淵淹死在水中，很有戲劇的效果，能引起觀眾的共鳴，卻違背了歷史。

 

另外，不同的電影拍攝相同的題材，往往會有不同的效果，令觀眾無所適從。以上述兩齣電影為例，兩者皆記述了孔子的事蹟，然而因為不同時代背景不同，導演取向不同，演員不同，而使電影所反映的歷史面貌各異，那麼哪一齣電影所講述的孔子是真實的孔子呢？寬容一點來說，哪一個最接近歷史的真貌呢？我們學習歷史不是要學習真實的歷史嗎？如果電影不能反映真像，何以我們還要通過電影去學習歷史？美國哥倫布大學柏納學院歷史系主任馬克．卡爾尼斯(Mark. C. Carnes)提出：「電影和戲劇、小說一樣，可以激發想像，娛樂大眾，但是絕對沒有辦法取代廣泛收集材料，縝密推理分析的嚴謹歷史著作」。[9]

 

即使以電影進行歷史教育，被很多人所質疑，但仍有批評者認為以電影進行歷史教育仍有其可取之處。史學家萊克(R.J.Raak)提出傳統的書寫史學表達方式過於單調和狹隘，難以表達複雜的人類世界，反之電影則可以通過。而且電影可以「通過一種融入情感的重演，能構傳達歷史中的人們是如何見證、理解、度過他們的生活」。[10]由於電影的拍攝手法是多種多樣的，可以在同一齣電影裡展示不同的角度，這是書寫歷史難以做到的，而且電影所展現的內容較歷史書豐富，再加上電影受眾階層廣闊，所以電影作為歷史教育的媒介，仍然有其價值。

 

此外，也有人對歷史真實性的問題提出質疑。有學者提出即使歷史書所記載的，也不是歷史的真象，指出過去的歷史事實，其實是不能客觀地、完全地復現在我們眼前的，不論是史書還是電影都是一樣。史學家懷特提出：「其實，任何歷史作品不論是視覺或書寫的，都無法將有意陳述的事拿或場景，完完整整的或者其中的一大半傳真兇來，甚至於連歷史上任何小事也無法全盤重現。每件書寫的和影視的歷史作品都一樣，必須經過濃縮、移位、象徵、修飾的過程。」[11]其實哪一個人能夠擔保在《論語》及《史記》中的孔子是最真實的？畢竟《論語》是孔門弟子所撰，不免在紀錄時帶有個人的情感；司馬遷撰寫《史記》時，與孔子身處的時代已有一定的距離，即使他有參閱其他歷史書籍，哪有人敢說他所參考的歷史書均是準確無誤的？既然歷史書也不能把事實和盤托出，那麼我們也不能夠過於苛求電影要把歷史真相展示在觀眾眼前了。

 

 

透過影像播放來進行歷史教育，似乎是大勢所趨，當然以電影來進行歷史教育有其局限性，如上述所言因受市場的限制，而「將貨就價」，以迎合大眾的興趣為先，其次才是反映歷史事實。但隨著人們對於以歷史事件為背景的電影要求提高，我們不難看見有些電影在撰寫劇本時，會邀請相關的學者提供意見，這是在商業社會中可喜的現象。而作為電影觀眾的，在觀賞電影的同時，也要有批判的思考，不要盲目相信電影內容就是歷史的真相，正如我們閱讀歷史書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完全相信書中所言，必須要有批判的精神，否則只是盲目的接收資料罷了。

 

  

參考資料：

 

書籍：

香港電影資料館：《費穆電影──孔夫子》(香港電影資料館，2010年)。

 

期刊論文：

1.      張廣智：〈影視史學：歷史學的新領域〉，《學習與探索》，1996年第6期，頁116-122。

2.      蔣保：〈關於「影視史學」的若干問題──與周梁楷先生商榷〉，《社會科學評論》，2004年第2期，頁48-52。

3.      陸旭：〈影視史學再探討〉，《蘭州學刊》，2006年第2期，頁49-52。

4.      李友東、王靜：〈影像史學與歷史教學〉，《歷史教學》，2008年第15期，頁23-28。

5.      〈孔子是誰？──評《孔夫子(2010修復版)》與《孔子決戰春秋》〉，amPost 第七十七期 (2010年5月)。

6.      趙丹、柳敏：〈影視史學漫談〉，《電影文學》，2010年第12期，頁9-12。

 

網上資源：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http://harmonia.arts.cuhk.edu.hk.easyaccess1.lib.cuhk.edu.hk/~sinica/hand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