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作者是一位記者，他因赴京採訪首位台灣官員及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而親眼目睹了民運的整個過程。書中，作者探討了六四事年的性質、起因及六四事件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影響。作者對六四天安門學生運動抱肯定的態度，他認為是人民對中國黨政府腐敗、追求民主的一次正義的行動，反之中國政府卻以無理和暴力的手段打壓人民，是不義之舉。作者分析了六四事件的成因：中共壟斷了全國的權力，國內缺乏了能制衡黨的力量；政府內部的腐化；鄧小平改革的失敗──政治改革的不徹底，再加上中國「老人政治」，最終造成悲劇的發生。
本書的作者尚能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剖析六四事件的情況，而且因為作者是一位記者，他運用了對新聞的觸覺，闡釋了事件的始末，再加上作者當時身處內地進行採訪，這無異增加了此本書的可觀性。然而筆者認為作者的分析，部分過於激情，一面倒的指斥中國政府的不是，不能顧及全面的討論。
作者提出六四運動的失敗，是由於中國當權者的強力鎮壓所致。筆者對此是沒有異議的，但這次民主運動的失敗，真的完全是因為中國政府所導致嗎？天安門事件的發始，是胡耀邦逝世，學生由最初悼念胡氏，發展至後來的愛國民主運動。一個沒有「預謀」的民主運動，縱使學生具有多麼高自律性，我們仍不難想像學生組織實難以在瞬間妥善起來，即使我們不認同學生是「烏合之眾」，但我們仍不能對他們有過高的期望。另一方面學生對中國政府天真的幻想，期待黨領導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再加上學生領導的稚嫩，英雄主義作粹，與政府官員談判的時候，難以取得優勢。無異當政者的壓逼直接使民主運動失敗了，但學生的表現不應該負上部分的責任嗎？作者在書中，並沒有詳細論述學生的表現，這是本書的缺失所在。
《四．二六社論》中，中國政府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繼而再升級定論為「反革命暴亂」。作者對此深惡痛絕，痛斥中國政府把學生愛國運動，誤斷為推翻共黨政權的暴亂，導致了學生後來過激的反應。天安門學生運動對於中國政府來說，的確是一個嚴峻的威脅，雖然學生叫喊的口號是「反貪污」、「反腐敗」等，是針對政府官員不當的行為，但政府憂心的是，學生高漲的情緒最後發展至推翻一黨專政的領導方式，這的確對政權有很大的威脅。中國政府把運動定性為「動亂」，甚至「反革命暴亂」，一方面是為了警告學生，一方面也是為保衛政權而作好準備，一旦學生有難以控制的現象出現，「動亂」和「暴亂」便成為鎮壓學生最好的理據。因此在扞衛政權的大前題下，不難理解中國政府對學生運動的反應。如果中國政府探用較溫和的手段，這不是間接肯定了學生對政府的指斥嗎？也不就等於承認政府內部的腐敗不堪嗎？最後也引發對中共統治的威脅。中國政府的保守派乘時而起，支持以強硬的手段來處理「學生問題」，不但可以保持黨政府的顏面，更可以保護政權。
筆者很認同作者分析六四事件發生的成因，一黨專政缺乏其他的聲音，使中共的統治走上權力腐化的道路，這當然引起群眾的不滿，危機也是一觸即發的。鄧小平對於經濟改革是持開放的態度，但對於政治的改革卻相反。中國在經濟改革上，取得空前的成就，而伴隨著經濟改革而來的，是西方的新思潮，人民對於政治改革的渴求，但由於為了保持執的優勢，為了緊握政權，中共的政治改革可說是舉步維艱的。鄧小平在位期間，也曾提出不少的政治改革方案，但都是表面的並沒有貫徹執行，中國政府仍然是以「人治」為主，所以根本沒有扭轉政府內部敗壞的情況。再加上，中國政府仍然有不少開國元老，他們的權力很大，影響力不小，對於政治改革多持保守的態度，甚至否定，無異對中國政治更新形成阻力。在種種阻塞下，政治改革當然不能順利推行，也無從推行，這加深了政權的腐化，最後結果就是群眾對此表示不滿，引發學生運動。
總括而言，本書多從單一角度去探索天安門事件，而欠缺了多角度的分析，但本書仍有一定的可讀性，因為作者敘述分析的脈絡很清晰，而且用辭也很簡單，這可能與作者的記者身分有關。讀者可視本書為研究六四事件的入門書籍，讀完本書後再進一步深入研讀學者的著作，會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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