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同志做HIV檢測者:有人得知陽性當場昏死10分鐘
原標題：我為同志做HIV檢測 | 口述
20分鐘之後，當我和他說「你的結果是陽性」的時候，那個人的虛汗滴滴答答往下流，突然虛脫休克，倒在地上，沒有知覺。我掐著他的人中，整整10分鐘，他才醒過來。我摸了摸他的臉，很蒼白。
文|新京報記者吳靖 實習生張紫璇 楊林鑫
今年是世界愛滋病日30周年，距離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提出2030年終結愛滋病的願景，還有13年時間。
2014年，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提出，2020年將力爭實現三個90%的防治目標：90%的感染者知道自己的感染狀況，90%已經診斷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療，90%接受抗病毒治療的感染者病毒得到抑制。
然而在中國，第一個「90%」這個初級目標還未實現。
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進行HIV的檢測，HIV診斷的方法以抗體檢測為主，分為初篩檢測和確認檢測兩個內容。初篩檢測在疾控中心、三甲醫院和非政府公益組織都是免費的。
2017年1-10月北京市疾控中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北京市新報告HIV感染者及病人3053例，其中異性傳播758例，僅佔總數的不到四分之一，佔大多數的是男男同性傳播，共2208例，佔總數的72.32%。
《2015年BLued大數據白皮書》指出，在經濟越發達、人口越集中、社會包容度越高的地區，如東部沿海和北上廣深都市圈，「同志」人群也相對越集中。
此次愛滋病日前夕，剝洋蔥（微信ID：boyangcongpeople）找到了3位在公益機構做同志HIV檢測的人，聊一聊他們和被檢測者之間的故事。
馬躍：HIV檢測員，護士從業者，26歲
我每周都送人去疾控中心
我做這份工作1年半了，周一到周五、9：30-18：30上班。
這是我第4份工作，我學的專業是護士，之前在家鄉做男護士。我也考過會計證、社工證，也在醫療器械供應商那邊打工，從畢業到現在已經5年多了。
我做同志群體的HIV檢測員，能體會到他們平時受到的一些冷眼和歧視，我的同志身份也能讓這些來檢測的同志們得到歸屬感。
我的任務就是每天接觸這些來訪者，給他們提供一些諮詢和檢測的工作。按照流程來說，一個人需要20分鐘時間，10分鐘聊天，10分鐘等待檢測結果。多的話一天能接待20多個人，少的話一天有8個人左右。
工作這1年半，我就記住了一個感染者，就是第一個來檢測的人。
去年5月份，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小夥子來檢測，一起工作的朋友陪他來的，是互相知道對方身份的那種人，來的第一句話是，「我可能會感染，我覺得我的身體不舒服」。
其實，會有一些大體相似的癥狀。有的人可能會出現腹瀉、發燒或者是皮疹，有的人可能會覺得這段時間精神狀態不佳。這個人有段時間身體一直出現各種不適，然後才過來。
檢測的時候我們會把結果放在手邊的抽屜里，不讓他們看見，15分鐘出結果，但是5分鐘可以看到大體的結果了，和孕檢試紙差不多，兩條線就是懷孕，我眼睛一瞥，就發現不一樣，他當時測出來也是兩條線，陽性結果。
我看到結果第一反應是，心裏一驚，該怎麼和他說，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經驗。我就盡量控制了我的表情，盡量讓自己鎮靜下來問他，「你之前有沒有接觸過感染愛滋的同性啊？」他說，「我不太記得了」，然後慢慢誘導他，告訴他愛滋病是什麼，不會影響你的生活工作。說了好多之後，我才把有結果的托盤拿上桌子，告訴他「你的結果有一些異常，可能是陽性」。
一般當我告訴好多人陽性結果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呆住，在那個時間段思維都是空的。
他愣了大概幾分鐘，我也沒有說話。幾分鐘后，他問我怎麼辦，我說，你需要去疾控做進一步檢查，你要去的話我現在就陪著你去。我們檢測點的血液檢測只是初篩，如果確認還需要去疾控中心做檢查。
我打了個車，把他送到最近一家疾控中心。疾控的結果也是陽性。
後來我加了他微信，讓他有什麼問題都來問我。之後我就移交給其他同事，給他一些後續建議，幫助他服藥。他現在正常生活已經沒問題了，狀態也好。
人的自我調節能力是很強的。人在面對一個大問題的時候，剛開始是拒絕，或者是不知所措、憤怒，但是你幫助他過了這段時間以後，他就好了。
我每周基本會親自送1-2個人去疾控中心。有的人初篩之後是陽性，不敢去疾控，去了以後也不知道找哪個科室。周末疾控不上班，我們就約周一去，這中間還要不斷溝通，不然很危險，有的人就放棄了。
現在再讓我想這些感受最深的，印象就比較模糊了，每天接觸太多人了，他們來的時候基本都是負能量，情緒不太好、有感情問題，也有對病的擔心恐慌。
我用了半年的時候消化這些負能量，現在已經能夠屏蔽掉這些，耳朵聽不進去了。態度慢慢變得平靜，我可能現在沒有那麼多笑容或者那麼體貼，更趨向於常態化。
剛開始接觸這個工作時，有點手足無措。以前沒有接觸愛滋病，就覺得我要時刻小心，有很強烈的消毒意識，來一個人檢測就洗一次手。一滴血滴到我手上，我都會好擔心，摸到了會不會傳染給我。我戴著手套，也擔心萬一這手套破了怎麼辦。
慢慢開始了解傳播途徑，心理障礙就消除了，心理上沒有那麼大壓力，但是洗手的習慣還在堅持。
以前身邊沒有愛滋感染者，現在慢慢接觸到，還跟他們一起吃飯、一起玩、一起看電影，都沒事，慢慢覺得，這些人都一樣，沒什麼差別。
我們自己做過統計，2016年來我們這邊檢測的有4603個人，最大年齡72歲，20-29歲的有3126人，50-72歲的有34個人。
其實現在中國感染HIV的人老齡化在增高，但來做檢測的老年人佔少數，60歲以上來做檢測的一年也就20個。我自己接待過50多歲的。
類似我們這種公益機構只能做HIV初篩檢測，檢測方式有尿液檢測、血液檢測和唾液檢測，現在我們這邊檢測，血液檢測在90%以上。
有人不願意出來檢測，網上也有賣試劑的，質量就參差不齊，貴的300-500一支，便宜的20塊錢一支。需求很大，網站上唾液試劑的銷售量好幾十萬。我們去年在北京贈送了700份尿液試劑，一搶而空。哪怕是7000份我們都能發得出去。
很多人不願意露面。有的人會把試劑寄過來，我們寄給疾控，再把結果寄回去，這樣我們三方全程不見面。
現在來看，這些年下來，很多患者慢慢對HIV陽性都有一些了解，對HIV感染有一定的接受度了，情況正在慢慢變好。
牙套：HIV檢測志願者，金融從業者，30多歲
聽到結果，他休克了10分鐘
我做HIV檢測志願者做了5年。做志願者也是一個巧合，2012年正好看到淡藍公益檢測HIV，當時梅毒也比較流行，我考慮安全問題就去測了，不過後來檢測出來結果是陰性。
很多同性戀對檢測很害怕，不敢去知道結果，還有對自己不認同，怕別人知道自己是同性戀。
更多人不願意去疾控中心檢測，需要身份證的真實個人信息。我們這裏只要昵稱、性別、年齡即可，但是現在來檢測的人還是都會戴著口罩，戴著帽子，全副武裝，就露個眼睛。
我做志願者，第一個人就是陽性。我到現在都記憶猶新。
當時HIV檢測室是設立在三里屯的一個酒吧，不到10平方米，一個桌子，後面一個架子，還有一些檢測設備。
那時候還是夏天的周六，屋子裡還挺涼快。一個30歲左右的人來做唾液檢測，我把唾液試紙放在抽屜等結果，不讓他看見，諮詢過程中看到試劑條有變化之後，他有些忐忑，緊張，我就開始和他普及愛滋知識，但是他並沒有太多耐心在聽。
20分鐘之後，當我和他說「你的結果是陽性」的時候，那個人的虛汗滴滴答答往下流，突然虛脫休克，倒在地上，沒有知覺。我掐著他的人中，整整10分鐘，他才醒過來。我摸了摸他的臉，很蒼白。
當時整個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間就我和他兩個人，我把他扶起來，他躺在椅子上，渾身無力。
突然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他了。我立即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訴他不要害怕，給了他一個擁抱。
如果你第一時間知道他感染，還會給他一個擁抱，他就會很有安全感，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可怕的。
我一直和他說了1個多小時，他基本沒說話，癱軟在椅子上，我給他拿了些紙不停地給他擦汗，最後，他和我說了一句，「你幫幫我吧。」
他走之前我留了他電話，周末我們一直電話、簡訊和微信在溝通，害怕他想不開、沒有地方排解情緒。周一我請了一天假，帶他去疾控做進一步檢查，領葯，覺得必須要對這個人負責到底。
現在想起來很后怕，當時應該打120，萬一醒不了怎麼辦？但當時我擔心120那邊會問出現了什麼樣的狀態才會暈倒，當時會不會把他曝出來是同性戀、感染了HIV？想了想還是沒報120。
現在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今天我還在朋友圈看到他發的照片，他現在狀態挺好的。想起那次經歷，我感覺自己好偉大，身後有光環，幫助到這個人了。就像你吃塊糖，你自己會很開心，但是你掰開之後，兩個人一起吃會更開心。
5年多了，當年的志願者好像就我一直在，我想想，還是一直做下去吧。
現在志願者隊伍不斷在擴大，我們這個公益機構有100多個志願者。同性戀偏多，女性也有，佔少部分。
去到其他地方我也會經常留意當地的同志HIV檢測點，有些地方的檢測點做得就不太好。
2012年左右，那個時候大部分公益機構都會在一些酒吧附近設立檢測點，我去一個地方，看見一酒吧門口放了一張桌子，上面放了一些唾液試劑等設備，七八個人排著隊檢測，試劑就放在桌子上，不衛生，不規範，大家也都看得到彼此的結果，這對做HIV測試的人有很大的心理負擔。現在情況應該改善很多了。
陳子煌：HIV檢測諮詢師，公益組織負責人，27歲
要社會各界的力量去共抗愛滋
2012年，我第一次接觸到HIV檢測。檢測到第一個人是陽性的時候，人家在那裡哭，我也在那裡哭，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活的感染者。
第一個感染者是個小男孩，1992年的，又黑又瘦，給我印象特別深。
我剛開始和他做諮詢的時候並不覺得他的風險很高。風險評估我們有一個問題量表，由國家疾控中心和復旦大學一起設計。很多人覺得自己是風險極低的，測完之後發現是極高的風險。實際上，自我評估風險和實際評估風險是不符的。
這個小男孩的結果也出乎意料，是陽性。他來的時候我們快下班了，我們聊了快1個小時，聊得天都黑了。
之前我們都做過培訓，知道陽性結果應該怎麼說，陰性結果應該怎麼說。
如果是陰性，我會告訴他如何去繼續保持，同時強調會有窗口期，在一定時間內是檢測不出來的，要做第二次複檢，告訴他具體複檢時間，再告訴他哪些行為是有風險的，給他一些怎麼降低風險的建議。
用安全套基本可以避免傳染HIV，但我不會直接告訴他，「不用套是錯的」「不用套是不負責任。」別人就不會願意和你聊，而很多機構是不願意花時間和來訪者討論性行為的方式或者做進一步諮詢。
另外，我們會建議，如果不知道對方是不是固定性伴侶，你就要留個心眼，隔三個月你就要檢測一次。
如果是陽性的話，我就偏用陽性諮詢法。我會告訴他陽性的意義是什麼，這是初篩的結果，所以還要做一次確證實驗，即使感染了，有哪些方法可以去治療，「正常服用藥物是不會有問題的。」
也會給他們提供一些策略，比如說確證之前不要告訴別人。我們一般不會第一時間告訴他讓他的性伴侶來檢測，因為他自己的問題還沒解決好，他會覺得自己是個禍害，感染者會有很大的心理負擔。
感染者沒有義務告訴其他人，但是有義務告訴性伴侶。但是我們了解到的現實情況是，很多感染者不會告訴自己的性伴侶。
據我所供職的機構統計數據顯示，在北京起碼30%-40%的同志人群是沒有接受過檢測的，他不知道自己的感染情況，而這個時候他傳播給別人的風險是最大的。
我們在2012年開始做HIV檢測，那個時候政府才放開讓公益組織做快檢。最開始是做唾液檢測，有的人不喜歡刺痛感，抽血檢測沒法做。可以選擇唾液檢測，但我建議血液檢測，目前選擇唾液檢測的人連1%都不到。
有一天，有人在微信上和我聯繫，說之前是由我帶他做確診、服藥，特別感謝。他是事業單位的，說現在開始健身了，開始變好。我其實不記得他了，但覺得挺感動的。
愛滋病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當這個問題不能被科學完全攻克的時候，很多時候是一個社會問題。社會問題需要有人去不斷嘗試，不只是說疾控中心或者是一個預防機構去做，也要社會各界的力量去共抗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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