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逢對手☆═─ 我　是個好對手　你不會太輕鬆　愛　引誘了我們陷入僵持中 我　讓你很自由　你好像不管我　誰　暗地裡掌握彼此的行蹤 完美要求　愛絕不能普通　眼看這兩頭　做的是同個夢　越是在乎 就越想佔上風　愛棋逢對手　沒有人有把握　是誰先挑起　這把熊熊烈火 至少一開始　我對你並沒有太過主動　愛棋逢對手　越困難越執著 你手裡握有我愛情的脆弱　而我的溫柔　藏起來放在偽裝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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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西蒙的名畫到致王爾德的紙條，英國泰特呈現百年同性之戀

　　從拉斐爾前派(1848年興起的美術改革運動)的西蒙到昆斯伯里侯爵寫給王爾德的紙條，從愛德華·布拉(Edward Burra)畫中波士頓酒吧的粗俗水手到1945年極為流行的綜藝《穿裙子的士兵》(Soldiers in Skirts)，正在英國泰特美術館舉辦的酷兒藝術展 (“同性英國藝術展”)通過一系列藝術名作講述了糾結的同性之戀。澎湃新聞特編譯相關報導。

展覽現場，照片中的作品是格蘭特·鄧肯1911年創作的《洗澡》

　　也許你以為這一展覽充滿情慾，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這場虛實相間的展覽以紛紜的繪畫名作與展品呈現出不同的道德觀。這裡有1934年曼·雷為弗吉尼亞·伍爾夫拍攝的肖像，也有1918年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筆下的戴紅帽子的維塔·薩克維爾·韋斯特(Vita Sackville-West，伍爾夫的同性伴侶)；有經年累月的愛情見證、繪畫、照片、親密關係的素描、書信、面具，甚至還有諾埃爾·科沃德的晚禮服，如此龐雜的展品構成，讓本次展覽在藝術性之外似乎又多了一些人道關懷。

《戴紅帽子的女人》(Lady with a Red Hat)，1918年，威廉·斯特朗

　　展品中有幾本肯尼斯·侯利維爾(Kenneth Halliwell)和劇作家喬·奧頓(Joe Orton，侯利維爾相愛相殺的伴侶)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從倫敦伊斯靈頓圖書館借的書。在他們手中，這些圖書館的書變了模樣：埃姆林·威廉斯(Emlyn Williams)的一部戲劇被換名為Fucked by Monty；菲利斯·漢博爾頓(Phyllis Hambledon)的浪漫小說《女王的最愛》(Queen's Favorite)封面上多了一對即將行樂的男子。被剪貼的亂七八糟的書讓圖書管理員大為光火，一紙訴狀將兩人送進監獄監禁半年。但真正“有罪”的，恐怕不是不尊重或者任意剪貼書籍，而是他們所透露的酷兒訊息。

肯尼斯·侯利維爾和喬·奧頓對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煙囪的秘密》進行的拼貼
收藏於倫敦伊斯靈頓圖書館

　　展覽中雖然有許多有趣的地方，卻也常常讓人心碎。比如猶太天才畫家西蒙·所羅門(Simeon Solomon)，拉斐爾前派重要代表，在倫敦與巴黎相繼因雞姦罪遭到逮捕，眾叛親離，生命最後20年蝸居在聖吉爾斯工作室，終日酗酒，鬱鬱而終。觸犯社會道德與法律而得的污名毀掉了很多人的生命與事業，但也有較為幸運的，比如丹尼斯·沃斯·米勒(Denis Wirth Miller)和理查德·卓平(Richard Chopping) ，1937年相識，2005年結為同性伴侶。他們有一隻裝滿鈕扣的餅乾盒，每一粒鈕扣代表一位與他們發生過關係的士兵。

演員西蒙·卡洛站在王爾德肖像旁，他身邊是王爾德在瑞丁監獄服刑時的牢房門

　　另一個櫥窗裡是昆斯伯里侯爵寫給王爾德的紙條：“致雞姦犯——奧斯卡·王爾德”。緊挨著櫥窗是一幅王爾德的全身像，還是貴公子的模樣。全身像旁邊是王爾德在瑞丁監獄服刑時牢房的房門。西蒙與王爾德所遭遇的悲劇，以及千千萬萬個被壓制、被忽略愛欲的人，都在這里通過肖像展示了出來。克勞德·康恩(Claude Cahun，原名露西·書沃博)也不斷跨越性別邊界：“中性/無性是唯一適合我的。”拒絕常規定義就意味著她情願與全世界為敵。

克勞德·康恩自拍，約1928年

　　然而酷兒不僅是一種品味或者態度，其中還包含著複雜的關係。例如伊迪斯·庫柏(Edith Cooper)和她的終生伴侶凱瑟琳·布拉德利(Katherine Bradley)就合體為邁克爾·菲爾德，她們稱呼對方為“邁克爾”、“亨利”或“菲爾德”。庫柏還是布拉德利的姨媽。她們的珠寶設計師朋友查爾斯·里基茨(Charles Ricketts)為這對戀人設計了精巧的小盒子，掛在展覽的壁櫥裡。菲爾德稱呼里基茨為“藝術家”、“仙女”或“小妖精”，而他稱這一對為“詩人”。這些稱呼的含義遠不止於命名，而是他們生活與樂趣的濃縮。所以照片之外的文字包含了大量信息，需要認真解讀。

《查爾斯·里基茨和查爾斯·香農肖像》，1904年，雅克-埃米爾·布蘭切，泰特收藏

《打扮成修道士的查爾斯·里基茨和查爾斯·香農》，1922年，艾德蒙·杜拉克，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收藏

　　里基茨的照片也懸掛在附近，照片中還有他的終生伴侶查爾斯·香農(Charles Shannon，相伴至1930年代兩人去世)，兩人裝扮得像多米尼加修道士，背景是一派中世紀田園風，頭上一隻蝙蝠掠過空曠的長空。此二人與王爾德相交甚密，是唯美主義的忠實擁護者。

　　畫家基思·沃恩(Keith Vaughan)，在男性裸體畫上永遠無法擺脫塞尚(Cezanne)和尼古拉斯·德·斯塔埃爾(Nicholas de Stael)的影響，最後選擇了自殺。他筆下的男性多為扁平的色塊，似乎一目了然，又總讓人有坐立不安的感覺。他們表現出的壓抑多於抽象，從沃恩留下的日記便可以看出他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一則受病痛折磨，二來情慾得不到滿足。日記在1977年11月戛然而止，沃恩也在過量的藥物和酒精作用下離世。

《兩位男性的親吻草圖》(Drawing of Two Men Kissing)，基思·沃恩

　　沃恩的草圖中有一位男性努力彎折身體進入一隻罐子，還有一位男性的頭在另一位男性的胯部，另外還有兩位男性在溫柔地親吻。他為什麼不把這些畫出來呢？也許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鄧肯·格蘭特(Duncan Grant)在1930年的肖像畫PC Harry Daley中緬懷了一位名為海默史密斯的警察。他曾是福斯特(EM Forster)的戀人，還寫過一本書記錄他身為警察卻知法犯法的分裂經歷。

左邊是鄧肯·格蘭特的PC Harry Daley 
右邊是愛德華·伍爾夫的《帕特·納爾遜肖像》(Portrait of Pat Nelson)

　　這些人的生活通過肖像畫與神秘的場景上演，情慾則在摔跤運動或平靜的生活中發酵。1932年到1935年間，格拉克(Hannah Gluckstein)創作了一幅盛著丁香與繡球花的花瓶，以此紀念她與插花師、美食作家與裝潢師康絲坦斯·斯普萊(Constance Spry)之間的感情。這幅平靜的畫與格拉克的自畫像截然不同，在自畫像裡，格拉克揚起下巴，目光挑剔，表現出一種近似男性的神情。

《領主和女士》，約1936年，格拉克

《大獎章(你們我們)》，1937年，格拉克。這幅雙重肖像後來成為小說《孤寂深淵》的封面

　　在雷頓男爵(Lord Leighton)的畫中，代達羅斯正在幫伊卡洛斯穿戴他那雙致命的翅膀。代達羅斯皮膚乾癟暗啞，與他漂亮的兒子形成鮮明對比。伊卡洛斯除了腰間一抹輕絹遮羞，渾身一絲不掛，但仔細看卻能發現其實並無“羞”可遮；《紐約時報》之後發現了另一處異常：伊卡洛斯胸部的輪廓與女性的胸部一樣。難道雷頓男爵是同性戀？

　　同性戀的究竟藝術家還是藝術？或者一切都是旁觀者的臆斷？有些藝術家會用紅帽子、孔雀羽毛、領口的花等，來暗示同性戀因素，而另一些則會藉古典神話來暗指同性戀愛，比如西蒙·所羅門畫中的薩福(Sappho)在曖昧地擁抱埃麗娜，她們上方有一對親吻的鴿子，說明她們不是閨蜜，而是情侶。畫中的人物之一薩福是公元前7世紀的希臘女詩人，傳說她是同性戀，而“蕾絲邊”(Lesbian)一詞就是從薩福居住的地方“萊斯博斯島”(Lesbos)演變而來的。

《薩福和埃麗娜在米蒂利尼的花園》(Sappho and Erinna in a Garden at Mytilene)，1864年，西蒙·所羅門

　　亨利·司各特·圖克(Henry Scott Tuke)以康沃爾海灘游泳或者曬太陽的裸體男孩這一主題而享譽數年。他的模特包括意大利男模和英國橄欖球隊員，擺著希臘神明的姿勢，使畫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為同性戀發聲的英雄。但圖克如果明白性學家靄理士的想法，應該就不會在利明頓溫泉藝術畫廊展出那幅《曖昧的猜想》(岸上兩位少年欣賞水里的少年)了。

《曖昧的猜想》(Encouraging Speculation)，1927年，亨利·司各特·圖克

　　展覽的第二條畫廊中有一幅靄理士(Havelock Ellis)的肖像，不協調的因素逐漸顯現出來。靄理士是優生學家，他研究同性戀與跨性別陣營只是為了徹底抹殺這類人，從而實現優生優育。同樣，威廉·馮·格魯登(Wilhelm von Gloeden)著名的照片——裸體的西西里島男孩擺出經典運動員的造型，並沒有透露他與這些少年的關係。這一部分的展覽似乎企圖平衡並協調性別身份與主流社會的關係，求得共存，但或許並無進展。

《自畫像與裸女》(Self Portrait and Nude)，1913年，勞拉·奈特

　　勞拉·奈特(Laura Knight)是展覽中的另一個亮點。她是皇家藝術學院的首位女性成員，以自畫像著稱。這裡展出的奈特穿著工作服，手裡拿著畫筆，背對著觀眾，她筆下的裸體女模也以背示人。此畫作於1913年，婦女正在爭取選舉權，藝術學院仍然不對女性開放，所以這幅畫暗示了歷史的走向與進步。但它為什麼會出現在酷兒藝術展呢？因為一個女性畫另一個女性所帶有的情慾暗示？或許有些牽強。另外，大衛·霍克尼那幅絕對應該入選的《我們兩個男生一起緊擁》(We Two Boys Together Clinging)卻不見踪影。

《我們兩個男生一起緊擁》(We Two Boys Together Clinging)，1961年，大衛·霍克尼

　　展覽中不協調的存在或者令人遺憾的缺席儘管不盡如人意，但在拓寬人們對同性戀的認識上邁進了一大步。

　　從西蒙·所羅門到弗朗西斯·培根 (畫家)和早期的大衛·霍克尼，這一百多年見證了從1861年廢除雞姦死刑到1967年男同性戀無罪化的歷史進程。1960年，霍克尼可以自由地給畫作命名為《今夜我將為女王》(Going to be a Queen for Tonight)，培根也可以大膽地呈現男性在草地上尋歡的場景(雖然有些模糊)。

　　(作者：李亞迪|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