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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誰說喜歡異性才是自然――歧視同性戀
我們的社會對同性戀有著種種不正確的認識，比如很多人以為男同性戀就是娘娘腔的男人，女同性戀就是男性化的女人，或者以為同性戀都是由荷爾蒙失調的生理問題所造成的。或者以為同性戀就是一種心理病態，同性戀者的心理人格是不健康的，或者以為同性戀只是一小撮愛好文藝者所特有的變態嗜好。最可笑的誤解，是以為同性戀係一種不良習慣，當事人是可以戒除或改正這種習慣的，所以只要向同性戀者曉以陰陽自然相配的大義，要他們拿出決心與毅力來，就可以克服同性戀這種習慣。凡持這種看法的人，應當想想看，一個異性戀者可不可能由決心和毅力的努力，變成同性戀者？
同性戀者如果心理不健康，多是因為社會的壓力和歧視所致，同性戀本身，和異性戀一樣，是不會導致人格異常的。
同性戀既自然又正常
對同性戀有不少膚淺的反對理由，本文只提出一個最常見的理由來討論。常常有人說，同性戀不自然。「自然」通常有兩種意思：如果說「自然」意指統計的常態分配，那麼說同性戀不自然，就是指大部分人是異性戀者，而同性戀者是少數人的意思。在這個意思下，也可以說異性戀者是正常的，同性戀是不正常的;不過這裏的「正常」，並不指心理病態與否，只是代表大多數而已。
在這個意思下的「自然」(或「正常」)，實在不是構成反對同性戀的理由，因為在一個瘋人國裏，瘋子佔了大多數，因此瘋子是自然而且正常的，可是我們有什麼理由反對不瘋的人呢？只是因為他們是少數嗎？殘障者在我們的社會也是少數，我們有埋由反對他們嗎？以前的社會裏，文盲是多數，我們要因此反對識字嗎﹖
「自然」還有一個意思，是與「人工」或「人為」相對的。這個意思的「自然」，和「原始」「天生」的意思差不多。這種用法下的「自然」，通常讓人很難決定一個東西是否為自然。例如說，比起蠟製的水果，人工配育的水果是自然的，但既然是人工配種，能稱為「自然」嗎？對同性戀者而言，喜歡同性是自然的;對異性戀者而言，喜歡異性是自然的；可是對人而言，我們有什麼根據說，一個人喜歡異性才是自然？喜歡同性就是不自然？我們不能說因為大多數人都是異性戀，所以異性戀是自然的。因為如果說一個社會中大部分初生嬰兒都會夭折，或者大部分人都因空氣污染而有呼吸器官的毛病，我們能說嬰兒早夭或呼吸器官有毛病是自然的嗎？我們頂多能說，若要人順其自然，有的人會自然而然的成為同性戀，有的人則成為異性戀。
使用相似的推理方式，我們也可以對「同性戀是不正常的」這一說法得到相似結論。
剛才我們已經顯示了，「同性戀是不自然的」這一說法，如果意指的是「同性戀是少數」，當然可以成立，只是我們不能因此反對同性戀，說同性戀是壞的，不好的；因為少數不見得是壞的，當政者總是少數，不能因此說他們都是壞人。另一方面，如果說「同性戀是不自然的」意指的是同性戀不是「順其自然」的產物，我們發現這個講法不能成立。但是讓我們在這裏姑且假定，這個講法可以成立，本文要進一步證明：縱使我們假設同性戀不是順其自然，我們也得不出「同性戀是不好的或不應該的」這個結論。
即使同性戀不合乎自然，也並非不好
人類的文明基本上可以說就是違反自然的產物，比如自然的人都有雜交傾向在蒙昧時代，人類都是群婚制的，所以一夫一妻制就不是順其自然的。隨著文明的發展，人類一直在克服其各種自然的生物傾向，有時候，越是不自然越被我們所珍視推崇；比如人都有求生的自然本能，但捨生的人常被我們讚揚；又比如人有饑、渴、性的自然需要，但禁慾的僧侶卸被認為德性高超，由此可見，不自然絕不代表不應該或不好，相反的，順其自然也不一定就是好的或應該的。所以縱使同性戀不是順其自然，也不一定就是不應該或不好。
蘇格拉底那個時代的哲人們，都認為異性戀是比較低級形式的性愛，而認為同性戀才是較理性、重智慧的萬物之靈所應具有的性愛。因此對蘇格拉底等人而言，接近禽獸的異性戀才是不好的。當然我們可以不接受這種看法，但我們似乎沒有理由斷言，未來的人類社會不會接受這種看法。
我們相信，武斷地說未來社會將永遠是異性戀的社會，是一種對歷史傲慢的態度，未來的社會，可能是異性戀的、同性戀的、雙性戀的、或者同性戀與異性戀並行的社會，這不是我們今天就可以預見的。
(也許有人認為，因為繁殖後代的問題，同性戀社會永遠不曾在人類史上出現，但是照人工受孕的科技發展現況來看，這完全不是問題。)
總之，我們實在得不出「同性戀是不好的或不應該的」這個結論，因此，一個人若是同性戀完全不表示此人的道德有什麼問題。固然同性戀中的確有道德的敗類，亦有超越道德的高士(如竹林七賢)，但也有品德操守均可稱為聖人者(如蘇格拉底)。一個同性戀者，可以同時是個誠信仁愛、守禮重義、忠於職責、有守有為、堅毅果敢…等等的人，我們相信沒有證據可以顯示，同性戀「一定」造成道德的敗壞。
從以上看來，對同性戀的歧視，並沒有理性的根據，因為同性戀者並不一定就是道德有問題的人，同時同性戀並不是不好或不應該的。
歧視同性戀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之所以尚非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大部分同性戀者都沒有公開表示自已的傾向，因此也就沒有引起爭論。比如說，我們因為還沒有老師自承為同性戀，所以就沒有「校方可否因老師係同性戀而解聘她(他)」的問題。
愛滋病是同性懋的天註嗎？
最後讓我們討論一個和同性戀有關的熱門話題，就是「後天性免疫失效症」或愛滋病(AIDS)。雖然我們對這個病的性質，所知不多，但據統計，很多得此病的，都是男同性戀。我們是否能因此推論說：．男同性戀是不好的，不應該的呢？
首先我們必須要澄清的是，免疫失效症有害於人們的，是身體的健康，而非道德的操守。所以從「得此病者多係男同性戀」此一事實，我們得不出「男同性戀是道德的不應該或道德的不善良」這樣的結論。
其次，由於不是所有男同性戀都得到此病，所以此病可能和部分男同性戀的性愛方式有關，因此我們只能結論說，某種性愛方式對健康是不好的。這也不能構成我們對所有同性戀歧視的理由。
即使我們假定所有男同性戀都會得此病，我們也只能得出「男同性戀有害身體健康」這樣的結論。可是我們可以用這個理由來歧視男同性戀嗎？政府可以用這個理由來解聘男同性戀的公務員嗎？如果可以，那麼政府也應該解僱抽煙的公務員，不做運動的公務員…等等。因為抽煙，不做運動……等等，都有害健康。如果我們的社會這麼重視身體健康，我們應當先把噪音、空氣污染、水污染、不潔飲食等問題，先解決才對。
如果後天免疫失效症是傳染性的，如果異性戀者也可能因與患此病的人接觸而染病，那麼我們當然應該像處理所有危險傳染病一樣，隔離患病的人，但我們卸沒有理由歧視患病的人：就好像我們有很好的理由隔離霍亂患者，但我們劫沒有理由歧視他。不過就算我們有理由歧視患病的同性戀者，我們也沒有理由歧視所有的男同性戀者，因為異性戀者也有可能患很危險的傳染病(如梅毒亦可能由普通接觸而傳染)，我們不能因此歧視所有異性戀者。或許有人說，所有的男同性戀者都會得此病，因此我們有理由歧視他們全體。不過至今仍沒有證據顯示男同性戀者都會得此病，相反的，一般均相信，不發生性關係的男同性戀者，千會得此病，所以這個說法不能成立。
或有人說，後天免疫失效症或愛滋病不是一種普通的性病，而是一種可怕的絕症，迄今無藥可救，幾乎可說是「天譴」。
可是從性病的歷史來看，幾乎每一種性病剛出現時，都是可怕的絕症，也都被衛道人士稱為「天譴」。即使今天，像「疤疹」這樣的性病，也尚未找到有效的治癒法。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歧視異性戀者。對任何一種可怕的疾病(如癌症)，我們都應儘速的投入更多的社會資源，以便早日找到治療方法，而不是去歧視得病的人。對於愛滋病，亦當如此。
總之，後天免疫失效症亦不能改變我們先前的結論，所以一般人對同性戀的歧視，只是情緒上的反應，沒有理性的根據。
如果有人不管上面的說理，仍然堅持同性戀不是件好事，他們仍然沒有理由歧視台灣社會中的同性戀。因為同性戀者並不是自願做同性戀，由於社會的壓力和歧視，他們並不喜歡自己身為同性戀，如果他們有可能做異性戀，他們自會樂於做異性戀的，但是他們實在沒有選擇：我們不應該歧視沒有選擇的人―這就像：沒有殘障人士自願殘障，但他們沒有選擇，我們即使可以說，殘障本身不是件好事，但也沒有理由歧視殘障人士，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
2. 我們都是這樣被壓迫的──性偏好解放
性偏好壓迫
近年來我們常聽見這樣的自由派論調：「只要同性戀者不妨礙別人，我們應當學習去容忍她們或他們。」
這種自由派的論調聽起來不錯，但卻掩蓋了一項極重要的事實，亦即，這個社會存在著「性偏好壓迫」。
首先要解釋一下「性偏好」是什麼意思。
性偏好就是對性愛對象的性別偏好，比如，有人偏好異性，有人偏好同性……等等。性偏好一共有二一種型態：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
什麼又是「性偏好壓迫」呢？
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性偏好壓迫就是異性戀團體或社群(community)對同性戀團體的宰制。(為簡單計，雙性戀的問題暫不考慮，但是雙性戀絕不能被他約為異性戀和∕或同性戀。)
正是由於這種宰制關係，多數人才被塑造為異性戀者，而且被剝奪了選擇其他性偏好的機會，在這個意義上，異性戀也受到性偏好壓迫。但是無疑地，異性戀對同性戀的宰制才是同性戀的利益無法實現、受到壓迫的最大原因。那麼同性戀的利益是什麼呢？
同性懋的個人利益
若談的是個人利益，按流行的說法，就是實現自己的人生計劃，這包括了自我實現，與取得達到此目標所需的物質條件。可是很明顯的，同性戀者的自我實現，必須以積極地肯定自己的性偏好為前提，不必在公眾面前隱瞞自己的性偏好，或覺得自己的性偏好「不正常」、「不自然」或「見不得人」。可是任何在異性戀社會中積極肯定自我的同性戀，都會變成「邊際人」，被社會「邊緣化」――如果他運氣夠好，未遭迫害的話。不用說，一個邊際人是不能實現什麼人生計劃的。
當然，在某些情形下，異性戀社會也會允許少數同性戀者實現她們的人生計劃，但是這類人生計劃都不曾擾亂宰制秩序的。例如，如果某個同性戀者的人計劃是要成為人們眼中的小丑、怪物、名中性歌星，那麼她的計劃是可能得到實現的。但是如果地想成為總統，就算沒有別人比得上地做總統之才幹，只要地公開且正面的肯定她的性偏好，她就不可能做上總統。為什麼多數人不可能擁護一個公開的同性戀者？真正的原因倒不在於多數人是異性戀者，因為即使多數人不是禿頭或近視，他們還是可能擁護一個禿頭或近視的總統。真正的原因是，異性戀是宰制者，他們不會選一個受制者(被宰制者)去統治他們。因這樣一來，宰制秩序就受到擾亂。
所以要保證宰制秩序，就必須儘量使同性戀在各種權力關係中處於被宰制地位。可是有什麼樣的保證使同性戀者不變成宰制者呢？這個保證來自異性戀利用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教育、媒體傳播)，把他們自己的性偏好描繪成唯一的規範，即，異性戀是好的、善的、非變態的、引以為榮為傲的、做為榜樣的、正經的、正常的、自然的……等等。這種「異性戀是唯一模範」的意理，充斥在我們眼所見，其所聽的世界中，不僅在教科書，大眾傳播、語主目之中，而在幾乎一切社會實踐之中。只要人一生下來，她就陷入這重重的意識形態大網之中，她就會覺得同性戀「一些定有點不對」、「不能做為聖人榜樣」……。在這種情形下，一個積極且正面肯定自己的同性戀就沒法不受歧視，也很難實現自己的人生計劃。
同性戀的集體利益
同性戀的集體利益也一樣受到壓迫，無法實現。這個集體利益當然就是同性戀社群的持續發展與擴張、它對社會資源與權力的不斷獲取，亦即，克服異性戀的宰制。
同性戀集體利益無法實現，其障礙主要來自社會中的壓迫制度--父權制度與核心家庭(一夫一妻)。這兩個制度在性壓抑、性別壓迫、性偏好壓迫等許多宰制關係士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因此是件解放、婦女解放、同性戀解放等運動必須共同克服的壓迫制度。
父權制度與一夫一妻制，使同性戀無法追求合法的婚姻、家庭、子女關係，被排斥於社會主流之外，沒有辦法延續同性戀的理想與實踐到下一代去，也無法擴大同性戀社區，以家庭教育與社區教育培養下一代的同性戀偏好。(但父母是否有權塑造子女的性偏好呢？撇開親子的宰制關係不談，我想同性戀團體的短期目標，當然是形成自己的家庭，進而形成自己的社區，並且塑造自己子女的性偏好，正如同異性戀者一直做的一樣。)
同性懋可以有自己的子女
寫到這裡，有些不常反思的讀者可能會問：「同性戀怎能有自己的子女呢？」這類讀者親身所體驗到的經驗是，同性戀無法有自己的子女：這類讀者把一些歷史性的事物永恆化了，以為她所生長的家庭形式是一直存在的，也將在未來永存：或者以為她所生長的家庭形式是最合理的家庭形式，所以應當永遠保存。但在歷史上產生的核心家庭(一夫一妻制)已經出現衰落的跡象，它們遲早也要在歷史上消滅，永恆化的建制只是宰制者的幻夢(詳參《無父母？―親屬關係的歷史性》)。的確，如果我們不預設一夫一妻家庭，那麼設想同性戀有自己的子女又有什麼困難呢？一旦我們看到親屬關係的歷史性―即，某人是否為我「自己的子女」，向來是「社會―歷史」條件所決定，而非「血緣―遺傳」所決定――也就明白同性戀當然可以有自己的子女。同性戀的家庭形式當然不必然是一夫一妻：我們可以輕易想像，多個同性戀與雙性戀者合組一個家庭，這樣的家庭形式甚至不必靠任何「胚胎移植」、「借腹生子」，也可以繁殖後代。問題是法律容不容許這類家庭的存在與推廣？
當然法律問題並非問題的全部。現時關於婚姻、家庭、親屬方面的法律規定，基本土是異性戀的意志表現，是壓迫同性戀的工具。同性戀縱使生存於法律的隙縫間，也只能以「邊緣人」、「次文化團體」的姿態出現，同性戀的家庭形式仍會被主流所排斥。所以，修改歧視同性戀的法律、保障同性戀的權益……這些法律改良的爭取行動，永遠只是「性偏好解放」的一小步而已。
性偏好解放
現在可以指出的是，與性偏好壓迫相對的「性偏好解放」之意義就是：性愛是一種和性別無關的人際關係。
在性別壓迫的社會中，人際關係都打上性別的烙印，差別只在於性別烙印的深淺程度。比如「鄰居」這個人際關係和性別的關係就較淺。此外，同學、同事、師生、夫妻、朋友、情人、相識等等則和性別有或深或淺的關係。
性偏好解放運動追求的是一個新的社會(結構、分工)，在這新社會中，人際關係中的性交與戀愛，和性別完全沒有關係。性交與戀愛對象是有陽具的或有陰核的差異，完全沒有重要的含意。但是這同時也意味著，在這個新社會中，不存在著性別壓迫：因此，布終極目標上，性別解放與性偏好解放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婦女解放(性別解放)和同性戀解放兩者必然在運動上會產生密切的結盟關係，或必然有共同一元化的策略，因為出標即使相似的集團也會因為所處的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利益落差，因此可能有不同的實踐策略。
3. 你，也有同性戀
第六屆國際愛滋病會議於一九九O年六月二十日在舊金山召開，同性戀者組織起來的大遊行，再度使一些不常見到的畫面，闖入了以異性戀者為預設觀眾的大眾媒體，也使得一些人沾沾自喜地慶幸：「中國人就是不一樣，我們就沒有麼難看的行為，即使有同性戀，也是極少數有毛病的人而已。」
如果中國人「看起來」比較少同性戀者，那絕不是因為我們道德比較高尚或心理比較正常：事實上，那是因為我們通常透過一些被中國社會民俗認可的行為模式，來滿足(發洩)我們每個人都有的同性戀情感需要。換句話說，我們所做的許多行為基本土是出於同性戀的情感，只不過在此間的情境中不被算為同性戀，所以尚未引人側目。
比方說，最明顯的女性與女性挽手，男性與男性勾肩等常見現象，我們當成親暱友情的表現，但是在其他同性戀運動已有長足進展的國家中，這些行為已被顯示為同性戀情感的直接記號。即使沒有身體的接觸，同性朋友間心理上的依賴感與親密感也是同性戀情感的流露，更不用提兄弟之間與姐妹之間的手足情誼了。
這些例子所顯示的是同性戀情感的普及性及多樣性，正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容許(甚至常常高舉)某些同性關係及行為模式的存在，因此大部分人的同性戀傾向得以被置換(displace)成「友情」、「手足之情」、「同志之情」等等所謂「正常」的情感表現，而得以在不受譴責的情況下繼續發展其同性戀情感，也因此對於那些追求解放的同性戀者所發動的運動，缺乏反省後的同情性支持。
同性戀情感被置換的程度及形式因其所在的歷史社會條件而不同。在同性戀運動逐步開展的西方國家中，由於抗爭而形成的高度自覺和自我身分的認同，使得同性戀者強烈要求自主權，拒絕繼續打混仗，他們因而揭露某些常見的行為模式為自身的群體記號;同樣的，反對同性戀解放的人士為突顯自身的「正常」，也會刻意避開那些行為(如同性牽手、同性親近、褲袋中放置露出一角的紅手帕等等)，以示與同性戀者有別，並把那些行為劃為病態或邪惡。
這麼說來，中國社會「看起來」比較少同性戀者，只不過顯示我們的同性戀運動尚未開展，同性戀者尚未「收復失土」，尚未暴露人際關係中處處可見的同性戀情感，尚未向世界宣告：「同性戀行為(例如牽手、勾肩搭背)是正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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