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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大偉專文:同志文學,何去何從?(2016.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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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傳媒 2016年09月16日 06:40
圖為科隆同志大遊行。(美聯社)

圖為科隆同志大遊行。(美聯社)

「同志文學,何去何從?」面對這個常見問題,我不願輕易宣稱「同志文學前景看好」。我受到英語世界酷兒學者影響,不願吹捧「未來」。這些西方學者紛紛質疑主流價值的時間觀,改而提倡脫離常軌的同志時間觀。他們不願樂觀謳歌「雅觀的」「未來」,反而搶救「不雅觀的」、被現代性摒棄的「過去」。



我也要迴避「寫同志文學還有前途嗎?」「同志文學,還值得寫嗎?」這類問題。這類問題都預設了一種執念:文學被限縮為獨尊寫作者的文類,而不被認為是開放給讀者群的公共領域。我強調,讀者群(包含編者、翻譯者、研究者等等)也都投入了文學的生產──讀書心得,書評,學術論文,讀書會,都是文學「場域」的參與者。「同志文學」的研究者跟「馬來西亞文學」、「以色列文學」的研究者一樣:都不可能只讀「文學文本」,而都要讀「不算文學文本」的周邊文字,例如各種舊報紙、書市情報、文壇野史等等;這些周邊文字是誰寫的?都是(廣義的)讀者寫的。沒有讀者,就沒有文學領域。

 

我將「同志文學何去何從?」這個問題拆解為二:一,對寫作者來說,在同志文學,還能做什麼?二,對閱讀者來說,在同志文學,還能做什麼?

一,對寫作者來說——

在國內外種種印刷品紛紛告急的二十一世紀,文學寫作者當然難受。面對困局,同志文學的寫作者固然可以跟其他文學寫作者「一樣」,不再完全依賴紙本印刷品這種舞台,轉而進攻各種視覺文本的平台,爭取更多曝光機會。

可是「同志文學」畢竟跟其他文學「不一樣」。對於「曝光」機會這種事,同志文學往往心內彈琵琶。同志文學的核心技術就是處理「不可告人祕密」──同性戀──的手工藝。其他文學並沒有像同志文學一樣將「祕密產業」視為核心技術。同志文學的參與者殫心竭慮,研發各種寫作技藝,讓讀者「感受」(而非「看見」)祕密被揭露、祕密被隱匿、祕密被捏造的各式情境,讓讀者「感受」祕密牽連的罪惡感、羞恥心。就算同志偶然遇上丁點喜悅,這種喜悅也被祕密產業改造為「竊喜」。其他文學通常巴不得讓讀者「看見」過目難忘的人物,但是同志文學經常反其道而行,祭出不讓讀者輕易「看見」的主體。同志文學的寫作者固然可以投入視覺至上主義的熱潮,但是也大可以跟熱潮唱反調:與其讓讀者輕易「看見」噱頭,不如讓讀者「感受」竊喜。

 

二,對閱讀者來說——

在研究同志文學史的過程中,我發現驚喜連連:學院內外的讀者並不必擔心「同志文學被研究完了」這種問題,反而要擔心沒有精力處理「持續增生、研究不完」的文學課題。「不雅觀的」、被現代性摒棄的「過去」,仍待新血投入搶救。我發現,台灣享有長達一甲子的同志文學(我以前也沒有想到同志文學歷史至少綿延一甲子),參與作者繁多(我以前沒想過多位名家也跟同志文學有緣),文本散置歷史各處(我以前沒想過一九五○年代報紙是同性戀寶庫)。這番文學榮景,在其他國家、其他年代,並不多見。

加拿大著名文學學者琳達‧哈虔(Linda Hutcheon)提倡「弱勢文學史」。她強調,弱勢的文學史不能只求「保存」歷史材料,還要力求「介入」主流文學史稱霸的局面,並且要爭取「文化詮釋權」。作為弱勢文學的同志文學,並不是要讓讀者「看見」史實,而是要讓讀者「感受」放在歷史中的種種感覺:文學並沒有「展示」歷史真相的義務,卻有讓讀者「回味」(即,再一次感受)種種委屈的力量。文化詮釋權的工作,並不是要還原「歷史真相」(歷史真相,有誰能夠客觀說清楚?),而是要為種種委屈提出多軌的解釋。一甲子以來,國人對於情慾的恐慌、對於身體的嫌惡、針對女性的歧視、對於警察國家的畏懼、對於美國霸權的膜拜、漢人對原住民進行的「物化」,共同造就了層層疊疊的難言之隱,都在文學留下痕跡。回味歷史座標上的同志文學,也就是換個角度回味台灣歷史。

印刻文學生活誌九月號。
印刻文學生活誌九月號。

*作者為知名作家著有小說集《感官世界》、《膜》,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等。主編《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另有譯著多本。正在撰寫同志文學史。本文選自《印刻文學生活誌》九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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