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逢對手☆═─ 我　是個好對手　你不會太輕鬆　愛　引誘了我們陷入僵持中 我　讓你很自由　你好像不管我　誰　暗地裡掌握彼此的行蹤 完美要求　愛絕不能普通　眼看這兩頭　做的是同個夢　越是在乎 就越想佔上風　愛棋逢對手　沒有人有把握　是誰先挑起　這把熊熊烈火 至少一開始　我對你並沒有太過主動　愛棋逢對手　越困難越執著 你手裡握有我愛情的脆弱　而我的溫柔　藏起來放在偽裝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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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嘉敏攝影作品

　　拍攝同志日常透視愛的可能

　　明報專訊：美國奧蘭多同志夜總會槍擊案，反映了看似開放的社會其實並沒有為性小眾(Sexual Minorities)帶來安全而公開的城市空間。謝嘉敏記得，兩年前她與妻子在美國唐人街擺酒，請來了父母，兩老走進餐館一臉恐懼：怕遇見熟人，丟了面子，更怕有人會因恐同症(Homophobia)而傷害他們。他們坐立不安，直到見到侍應親切款待才鬆一口氣。謝嘉敏說：“這次攝影計劃源於性小眾的'可見度'(Visibility)，恐同仍然無處不在，媒體對我們的敘述語言始終單一、淺薄。”

　　九年來，她走遍了美國各個州份，拍攝移民二代與亞太裔同志的生活紋理，讓他們的愛恨纏綿不再局限於櫃內，而乍現陽光底下。

　　謝家移民美國時，謝嘉敏只有三個月大，往後二十多年，他們再沒回過香港。2004年，她一個人回港尋根，先到了父親長大的石硤尾，又到了母親成長的太平山街，但最讓她念念的不忘的始終是當年把她送走的舊啟德機場。香港對她而言，充滿意想之外的複雜與矛盾，它的多元與善變打破了昔日她的空洞想像。帶著木製大片幅相機、鏡頭、腳架與存放底片的便攜式冰箱，她走遍街頭巷尾，因為與兩個少女的偶遇，她決定把美國的攝影計劃延伸到這個出生之地，記錄香港獨特的城市空間與同志故事。

　　沒有洋名的美國移民

　　謝嘉敏在紐約北面細小的工業城市中長大，父母只得初中學歷，在製衣工廠認識並相愛，八十年代初因嫁到美國的姑姐而獲得移民機會，移民後夫妻倆在中式餐館打工，養大了她們三姐妹。謝嘉敏決定出櫃那年，才十六歲。父母因信仰問題而大力反對，隔年她考進巴德學院，2009年於美國耶魯大學修畢藝術碩士，後來成為耶魯大學及帕森設計學院的講師。她從沒為自己取一個洋名，朋友叫她Tse。她說，姓名是移民的她最重要的東西，在美國，一個既多元但其實又存在歧視與對立的國家，她以女性、移民、有色人種與同志的身份成長並生活。

　　這個夏天，她在大學學說廣東話。在這之前，她看無線電視劇或周星馳的電影，聽父母把年輕的日子掛在口邊，談昔日的快樂與移民後得個捱字，一無所有。“有時吵架，阿媽發脾氣會說她要回香港了，不理我們——香港是我們的夢想之地。直到現在我都問父母想不想搬回香港養老，他們說他們不會習慣。而我也不會找到工作，不會說廣東話，又不會看中文。”2006年，她帶父母回來過，那次是他們移民後首次再踏足香港，“阿爸說已經不認得香港了。他以前做過地盤，有份起樓，現在卻沒有一個地方他能記得清楚”，她說。每次回來，香港都變了，每一次她都把這個地方看得更深、更真。謝嘉敏形容，活在香港人人都有sense of loss——今天看到的東西，幾個月回來就消失了，這個社會沒有什麼是實在的。打開小時候的相簿，許多景色再也回不了來。香港人的記憶像錄像帶，一直被灌錄，又一直被清洗……所以Narrow Distances並不是一個單純說LBGTQ社群的攝影作品，同時在探討人與社區、性小眾與空間的問題。為了重新認識這個地方，她拍照時並不躲在影樓。她總是問她的同志朋友：“餵，香港有沒有一個地方你待過又覺得舒服？”

謝嘉敏說，這次展覽不止關於同志

　　同性戀人安身之地

　　她期望他們說出一個地方，容得下安靜思考，既安全又舒服，因為她想去那裡拍他們。“2006年，一個潮濕的夜晚，我帶著單軌式的相機在太子拍攝需時半小時曝光的相片。碰巧遇到兩個少女，她們走在廣場有意無意地調情，傳出陣陣笑聲— —那是年輕人探索身體和抒發慾望才做的事，像人們第一次的碰膝。看到她們幾乎無視世界，我想可能她們根本無處可去。”那是謝嘉敏首次在香港的公共空間遇到同性戀人。她心中躊躇，想換走那張未完成曝光的底片，把相機轉向她們，又因不知怎樣開口向她們提問而猶豫。最後，相片沒拍成，兩女已消失得無影無踪。自此她回到香港，總是想起她們，她們的身影像窒息空間中肆無忌憚的宣言，這幅錯過的畫面一直在她的作品中盤旋，她在鏡頭下尋找城市空間的千種可能性。

　　每次拍照前，她都約被拍者飲茶吃飯，甚至做採訪，希望從談話之間更多了解對方。她用木製的大片幅相機拍攝，配上雙面底片匣，使作品恍如唱片中的B-Sides，呈現各種同志的日常、記憶與他們對空間的敘述和迷戀。“數碼相機太方便了，動輒就能拍三百張相片，又需貼臉操作，不能與被攝者有所交流。但我的相機需更換菲林、冷藏底片，拍攝變得珍貴。它拍出來的相片色調、層次也比數碼相機更好看。”沒有了數碼的快速與方便，換來了平靜與沈淀，她專注攝影過程，猶如時間慢下來，與被拍者一同呼吸，待一秒瞬間按下快門。這幾年，她去過墳場，爬過大馬路上的天橋，又到過離島的海邊，走進鬧市的天台。現在，香港比美國更似她的家。

　　說不出口的“我接受”

　　“有一位朋友，他和他的同性丈夫結婚好幾年，父母始終不接受。直到許多年後，父母打電話給他，說要來探望他們。來到時，他的父母帶了一雙筷子，上面刻了他丈夫的名字，要送給這位女婿。我在一旁拍他們吃飯，他的父母夾了一隻青口給他。我一邊拍，一邊默數時間，終於也見到他媽媽夾了一隻給她的女婿……雖然那隻是微小的gesture，背後卻藏著很大的感動——有時父母永遠沒法開口表達他們的情感，說不出'我接受'三個字，但他們夾菜給他，和他們一起吃飯，讓他們知道其實他們已經接受了。”她 ​​慢慢明白自己以同志為拍攝對象，並不是想改變這個社會，而只是因為這些接納的姿態使她獲得了勇氣，她要拍的不止是LBGTQ這個社群，而是更廣闊的——愛的可能。

　　與出生地重新連接

　　向父母出櫃後，謝嘉敏聽過他們說她“不正常”、“變態”、“畸形”、“落地獄”。她總是三番五次向他們“重新出櫃”，但他們照樣生氣時拂袖而去，她試過好幾個月都沒再找他們。碩士畢業展覽，她叫父母來看，但他們一聽到她的女友也在，就推說無論如何都不會來，又是叫，又是喊，直到姐姐幫口，他們才到場。紐約同性婚姻合法的第二年，她和女友決定結婚，於是她又寫信，又打電話，懇求父母前來觀禮，都被一一拒絕。她回家問他們原因，他們板著臉不回答，氣得她轉身要走，又不得不沉住氣回去對他們說：“I will wear you down with love.”最後，她在唐人街安排了酒席，把餐牌寄給父母，她說父母都為食，見有龍蝦便會來。不出所料，飯後彼此關係重建，父母過節總叫她帶妻子回來吃飯，每年她都拍照留念。“John Szarkowski提出過窗和鏡的理論，說一些照片具有窗的作用，讓人認識外在世界；有些照片則是鏡，不注重呈現客觀的事實而反映攝影師的心境。我覺得兩者其實可以兼之。一個鏡頭不止一面。我的攝影理順了許多人作為同志的想法，而我也因而得以和這個出生地重新連接。”她 ​​說。

　　謝嘉敏說，這是等待了十多年的畫面，拍攝於2014年聖誕節，她的妻子(左)與她的父母穿著同一種顏色的衣服同桌進餐。

　　Narrow Distances 謝嘉敏攝影展

　　日期：7月23日至8月28日
　　時間：11:00至13:00、14:00至18:00 (週一和公眾假期休館) 
　　地點：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10光影作坊
　　備註：另設藝術家講座與攝影工作坊
　　查詢：3177 9159

　　(文：黃雅婷|圖：劉焌陶、謝嘉敏|編輯：蔡曉彤|來源：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