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逢對手☆═─ 我　是個好對手　你不會太輕鬆　愛　引誘了我們陷入僵持中 我　讓你很自由　你好像不管我　誰　暗地裡掌握彼此的行蹤 完美要求　愛絕不能普通　眼看這兩頭　做的是同個夢　越是在乎 就越想佔上風　愛棋逢對手　沒有人有把握　是誰先挑起　這把熊熊烈火 至少一開始　我對你並沒有太過主動　愛棋逢對手　越困難越執著 你手裡握有我愛情的脆弱　而我的溫柔　藏起來放在偽裝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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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約到秋白，並不容易，足足等待了一個多禮拜。8月29日上午，秋白終於在倉促之中發來了微信語音，背景音是嘈雜的醫院。彼時，她已經在醫院接受了三天的“檢查”。精神科、內分泌科、心理治療科、新生醫學科……在短短幾天內，她迅速熟悉了醫院的科室構造。在連做500多道心理CT測試題之後，一道題目躍入眼中：

　　“和我相同性別的人對我有強烈的吸引力。”秋白毫不猶豫地選了“√”。“看病”是為了搞明白她是否在心理或生理上有問題。喜歡女生，一定是哪裡病了。這是她母親趙玲的執念。

　　有一些醫生看不過，直接告訴趙玲同性戀不是病，但她固執地認為，“這個醫生不夠好，我要換。”另一些醫生則言之鑿鑿，說自家的療法可以治愈同性戀，這令趙玲又心生希望。

　　但秋白心裡清楚地知道，她就是喜歡女生，也沒病。

秋白的慾望復雜一些，她確定自己是正常的同性戀者，但又覺得不排斥和男生做愛

　　覺醒

　　20歲的秋白，人生前19年從未想過性向這個問題。由於性格溫和，男女通吃，秋白的性別意識來得有些遲。高中的時候，她交往過男朋友，但是實在沒什麼特別的感情。但她知道自己並不冷漠。她喜歡張小嫻，那是個情感充沛得要溢出的言情女作家。

　　張小嫻說過，男人都是軟弱可憐的動物，受不住誘惑。秋白深以為然。

　　起初，她隱隱懷疑自己對男生沒感覺，特意帶男朋友去開房。找了家僻靜的賓館，兩人躺在床上，按部就班。男生很快進入了狀態，但是秋白毫無進展。她不死心，又找了另一個對自己有好感的男生，再次嘗試男女之愛。

　　還是不行。看著男生光溜溜的身體，她忽然意識到，自己對男性的下半身如此排斥。但秋白選擇對自己的厭惡視而不見，反正人家也沒對她有“那方面”的要求。此後，柏拉圖戀愛，平淡度日，高中戀情就這麼過去了。那兩個被秋白拿來試水的男生，從不知曉她內心深處的秘密。

　　20歲的尾巴上，她遇見小汐，瞬間被擊中。長發、直率、乾脆，一切都符合她的理想類型。秋白試探性地表露心跡，但小汐透露自己有了喜歡的男生。

　　暗戀的失敗，讓秋白的心如春水般，蕩了又沉。惆悵過後，她感到深深的恐懼。

　　我怎麼會是“那種人”？

　　那種人，是她此前對同誌群體的成見。恐懼之中，秋白開始尋求“答案”。她逐漸認識了一些“圈子”裡的朋友，一開始，由於不清楚圈子深淺，即便是面對認識的同志朋友，她也假笑說，“我是直的。”網絡上，她開始檢索關於同性戀的各種資料，發現嘲笑者有之，鼓勵者亦有之，這令她感覺迷茫，轉向教材“求解”。身為學生的她，覺得書本一定是“權威”的。但她隨即發現，同性戀與異裝癖、戀童癖被不少教材認為是“一丘之貉”，是精神疾病。

　　其實，關於同性戀的“去病化”，在國際上早有公認。早在1973年，美國心理學協會和美國精神醫學會已將同性戀從疾病分類系統中去除。即便在中國，“中華精神科學會”也已在2001年第三版“中國精神疾病診斷標準”中，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分類中刪除。

　　但教材的“偏見”加上社會輿論，動搖了秋白的意志。在她的自我掙扎中，曾是中國首宗同性戀扭轉治療案的當事人，從公開出櫃中破繭而出的彭燕輝拯救了她。彭燕輝嚴厲地打退了她的消極想法：同性戀不是病，這是常識。

　　為了不讓其他人再經歷一次自己的“陣痛”，秋白決定做點什麼：教材不該再污名同性戀群體了。醞釀兩個月之後，2015年3月19日，她和同學在廣東省教育廳門前舉牌，呼籲抵制“毒”教材，並向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廣東省教育廳遞交舉報信。

　　個頭只有一米六的瘦弱秋白迸發出勇氣，註冊了一個名為“秋白的自由野”的微信公號，不定期推送她在教材去污名化行動的進程。

　　屢次行動無果，秋白決定進京上訴。這場千里迢迢的“告官”看起來有些孩子氣。她在自己的微信公號上眾籌一個“大白”陪她去北京。大白，是指一個能陪她前去的暖男。“我和'大白'前往北京的往返火車費(852元)及跟進行動的物資費，共計約1400元人民幣。”她在公號裡這樣寫。

　　人們回饋以這個簡陋的眾籌不可思議的熱情。五天之內，她收到了63筆捐款，超過1000元。這個數字最終停留在5383.59元。一位高中同窗給她發去一段話：“我對社會問題不是非常了解，但是你貿然上北京很危險，我希望每次宿舍聚會都是八個人，不缺任何一個。”

　　但秋白執意趕往北京，求助法庭是她的最後一搏。2015年8月14日是這場運動的高潮，這一天，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她對教育部“行政不作為”的起訴，並決定立案審理。

　　這令秋白走上輿論的風口浪尖，並從那個深藏的櫃子裡被扒了出來。

萬青持開放關係論點，覺得併不是只有兩個人的“捆綁”才能帶來安全感

　　出櫃

　　就在秋白成功起訴教育部的前一個月，萬青也乾了件“大事”。她在自己的畢業典禮上公開出櫃。

　　不同於秋白的閃躲，萬青讀高二時就明確知道，自己是喜歡女生的。那時候的她，身材瘦小，愛穿鬆垮寬大的衣服，性格內向到卑微，是正宗的壁花少女。但桃花卻猝不及防地來了。同班一個極具陽剛氣質的女生看上了萬青，對她“循循善誘”。本來還在猶疑是否接受另一個男生的求愛，一聽到這個女生的告白，萬青忽然對前者沒了感覺。兩個人在一起之後，她糾結的不是自己的另一半是女生，而是這個人太花心。

　　由於這個T太愛花間留情，高中戀愛終於告吹。迅速進入成人時代的萬青，獨自從重慶來到廣州中山大學求學，並從此投身女權行動。在一次活動中，她認識了前“男友”，兩人順理成章地在一起。處了兩年，萬青覺得合不來了，便一拍即散，瀟灑得像她短得麻利的頭髮。

　　她從不將自己囿於“女同”這個群體，更愛將自己稱為女權行動派。她的畢業設計做了一部獨立影像《盲人不按摩》，討論那些失明的人們何去何從，這令同院的學生印象深刻。“願意花那麼多經歷去關註一個群體，而不只是在網絡上說說而已，這讓我很是佩服。”一位和她並不相熟的院友，毫不吝嗇地表現出對萬青的欣賞。

　　2015年7月4日，萬青臨時起意，將一面小的彩虹旗裹在了學士服的袍子裡，帶上了台。台上，她輕輕擁抱新上任的校長，“您能為性少數群體加油打氣嗎？”校長隨即和她一起做出加油的手勢。

　　這像一支尚未燃盡的煙丟進了酒精，輿論被噌地一下引爆了。短短兩天，多家媒體向萬青約訪，話題幾乎都圍繞著“出櫃”。有人認為萬青道德綁架了中大的校長，在知乎上正兒八經地討論起這個問題來，但萬青只是淡淡地瞟了一眼，“台上五分鐘，那是我的自由。”

　　她委屈過，但最終選擇不在乎那些與“作秀”“強迫”“道德”相關的字眼。她的微博私信也爆滿了，一些分不清真情假意的人跟她說：我好欣賞你，可以跟你約嗎？

　　秋白和萬青是隔兩年進入同一個學院的。兩人的生活一直處在兩條平行線上，直到2015年5月20日。這天，一位中大學子在朋友圈裡轉發了盧森堡首相與同性戀人結婚的文章，底下評論中，哲學系教授羅旭東的話觸目驚心：“同性戀都是非常人類，若有一天他們變成正常人，男女婚姻變成不正常，人類也就接近滅亡了。男與男用拉糞便的地方進行，真是好變態、好噁心。”LGBT群體為了反擊該教授的恐同言論，組織了一次性少數社群的“獻吻”公益活動，這成了兩人相見的契機。

　　這一次，萬青是踴躍參與獻吻活動的先鋒，秋白是給教材去污名化行動的志願者。為了獻吻活動，秋白在自己的微信公號裡發了第十四篇文章，文章的第一張圖裡，白衣的萬青和一個女生旁若無人地擁吻。兩個人在一篇文章裡，形成了另一種精神上的交匯。

　　搞事

　　但她們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作為性別教育在國內超前的高校，中山大學的這個夏季有些刺目。人們還沒來得及從萬青身披彩虹旗的事兒中回過神來，“某高校一女同性戀者起訴教育部”的新聞又出現了。

　　2015年8月18日，趙玲收到了傳設學院輔導員李某發去的這則新聞。驚慌的母親第二天就開著貨車趕到學校。她小心翼翼地問女兒：“輔導員說的是真的嗎？”秋白默認了。

　　秋白成長在中山市的一處小村莊，那裡民風傳統，一直以來讀書爭氣的她，是家中乖女，也被父母寄予頗高的期望。她讀高中時，因為怕丟女兒的臉，父母甚至不敢將家裡的貨車開進校園。但秋白的突然出櫃讓他們計劃落空。事發之後，甚至有親戚說她家女兒是“妖怪”。

　　從前，秋白父母非常健談，如今見了人卻期期艾艾。他們怕被人提起秋白、怕被人說成是“變態”的家人。趙玲去廠裡上班，有人問她，那個搞事的是不是你女兒？她感覺羞憤，只想死了算了。

　　正讀高一的弟弟是秋白在家中唯一的慰藉。羞澀的男孩年紀還小，說不出冠冕堂皇的話，但他找來了網上關於同性戀的視頻，對秋白說，“姐，我覺得這樣挺酷的。”

　　世代

　　為了支持秋白，萬青寫過一篇《學生天然有被免於被輔導員“侵擾”的自由》，不過，她的重點並非聚焦在女同上，而是輔導員。“我會很認真地聽他們講話，然後分析他們的邏輯。”萬青很淡定。事實上，這種邏輯性也貫穿了長達兩小時的談話，她言必談女權、公民行動、非暴力溝通，聽起來像新世代的性別甘地。

　　在她的學院導師艾曉明教授看來，“90後比80後受到的負面影響更少，內心沒有那麼多對自己的苛刻審查”。同時，也會更鮮明地為自己的權益揮舞旗幟。

　　2003年，艾曉明曾和宋素鳳帶領學生們排了舞台劇《陰道獨白》。劇本驚世駭俗，要把“陰道”講多次，還提到了那些令以往中國人羞於啟齒的“自慰”、“叫床”等字樣。十年之後，艾曉明的學生柯倩婷也做了教師，帶領學生完成了新的劇本《將陰道獨白進行到底》，“復活”了老劇本中不少禁忌片段，更加敞亮地談論起性別話題。

　　而僅僅兩年後，秋白和萬青又橫空出世，走上性別運動的尖峰之地，這種世代更迭的速度之快，令艾曉明有些恍然。“在談論社會進步時，我們不應該只關照個人命運。她們肯定是有壓力的，但是這對性少數群體來說，非常有必要。”

　　90後的內心，有著艾曉明想像不到的隱秘和大膽。譬如萬青，她是持開放關係論點的人，覺得在一段感情裡，並不是只有兩個人的“捆綁”才能帶來安全感。

　　某天晚上，萬青心血來潮去幫女朋友月亮搬家，打車剛到，發現月亮不在家。第二天她才知道，月亮是去跟前女友開房了。她竭力保持一種女權主義者的瀟灑，但是內心仍然受傷。

　　“後來你們怎麼和好的？”

　　“就自己消化了一下，也還好。”萬青說，她介意的不是對方跟別人去開房，而是沒有很好地處理這件事。

　　相比之下，秋白的慾望更複雜一些。儘管她確定自己是個正常的同性戀者，但又覺得自己並不排斥和男生做愛。“只要不讓我觸摸下半身。”和男生上床、SM……是她曾經有過的性幻想。她喜歡李銀河的書，《虐戀亞文化》裡系統地梳理了人們為什麼會迷戀這種“非正常”的東西，在這本書裡她明白了：儘管有些事情並不在自己經驗範圍之內，但並非不正常。

　　很小的時候，秋白在自家的雜貨店看到過成人光碟，年幼的她看著錄像裡光著身子的​​男人女人，感覺非常奇妙。

　　她想，為什麼會有男人女人之分？那時候的她，還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種新的理論叫酷兒，性別其實是可以流動的。那時候的父母，並不能理解她腦袋裡在想什麼。十幾年後的今天，秋白被父母嚴密地監控在家中，他們翻看著關於她的微博、微信，但仍然無法理解，此刻坐在身邊女兒的大腦裡在構思著什麼。

　　她在想如何從一個傳統的秩序社會逃離。

　　(南都周刊2015年度第20期｜記者何潤萱實習記者王雅馬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