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逢對手☆═─ 我　是個好對手　你不會太輕鬆　愛　引誘了我們陷入僵持中 我　讓你很自由　你好像不管我　誰　暗地裡掌握彼此的行蹤 完美要求　愛絕不能普通　眼看這兩頭　做的是同個夢　越是在乎 就越想佔上風　愛棋逢對手　沒有人有把握　是誰先挑起　這把熊熊烈火 至少一開始　我對你並沒有太過主動　愛棋逢對手　越困難越執著 你手裡握有我愛情的脆弱　而我的溫柔　藏起來放在偽裝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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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納臉上仍有警察毆打留下的傷痕(攝於2015年6月27日)

　　阿爾多·亞歷山大·佩納(Aldo Alexander Peña)穿過大街，跑向遊行人群。不久之後，他將完成多年的夢想，擁有渴望的性別。6月的這一天是他開始男性荷爾蒙療程的第一天，是他成為男性的首日，更是驕傲遊行在薩爾瓦多盛大舉行的日子。

　　遊行在和平中落幕，佩納與朋友離開人群，在另一條街上等候回家的公交車。沒過多久，一輛公交車出現在眼前，司機瞅了兩人一眼，搖搖手錶示不願意讓他們上車，因為他們身上掛著代表同性戀的標語。佩納非常生氣，和司機吵起來，然後做了一件後悔莫及的事——打電話報警。

　　“八九個警察把我圍起來，不由分說對我拳打腳踢，邊打邊罵'臭同性戀'，還用胳膊鎖住我的喉嚨，”佩納說，“我的朋友苦苦哀求他們住手，但這些警察開始圍毆他，之後我暈倒了。”

　　等到佩納恢復意識，他已經在警局的審訊室裡，雙手被戴上手銬，朋友在他旁邊的椅子上低頭坐著，看上去也被打得很慘。

　　所幸這起事件被另一人目睹，他和佩納一樣都是薩爾瓦多跨性別男性組織成員。他聯繫佩納的室友，帶來一名律師和國際人權組織代表，要警察釋放佩納和他的朋友。

　　就在律師前往警局的路上，佩納被警察打得遍體鱗傷。“血從我的鼻子和口中噴出來，雙眼腫得什麼也看不到。我的朋友甦醒過來，看到他們還在虐待我，便開始祈禱，”佩納說，“他以為，我們今天在劫難逃。”

　　佩納獲救後立即被送往醫院急救，他的下顎骨碎裂，眼球嚴重損傷，靜養一個月都無法恢復視力，只能吃流質食物。檢察官看到後，決定以企圖謀殺起訴暴徒。

　　社會仇視普遍LGBT毫無人權

　　薩爾瓦多是世界上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當地黑幫猖獗，宗教信仰以非常保守的天主教為主，女性與LGBT群體的人權被嚴重忽視，甚至面臨生命危險。

　　根據薩爾瓦多跨性別女性培訓組織的資料，1993年起針對跨性別者的暴力攻擊案多達500起，這個數字還沒有列入尚未通報的案件。

　　僅在2015年上半年，薩爾瓦多就發生27起謀殺跨性別者的案件，導致14人死亡，和去年的人數一樣多。大部分受害者死前遭殘忍虐待，最後被一槍貫穿頭部，棄屍荒野。

　　然而，從來沒有人為這些暴行負責。

　　公共部門無視人權團體譴責

　　除了生命遭受威脅，薩爾瓦多LGBT人群連基本生活都成問題。

　　即使薩爾瓦多已經與多數國家簽署引渡條約，並承諾解決國內的犯罪問題，但該國政府從未獨立考慮LGBT群體，甚至將他們排除在醫療保險之外。無論求學還是求職，LGBT人士都遭受歧視，最基本的安全和正義都沒有保障。

　　薩爾瓦多的跨性別女性平均年齡只有35歲，就業歧視讓她們找不到工作，只能在街頭以性工作維生。健康觀念不足，導致她們每4人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HIV)。

　　與此同時，薩爾瓦多的公共部門也因觀念差異而困窘。

　　2014年，薩爾瓦多最高法院批准跨性別者投票參政，卻在同一年禁止跨性別者更改姓名，同性婚姻法案也在國會保守議員的抨擊下一再拖延。

　　人權辯護律師大衛·莫拉萊斯(David Morales)說：“暫且不談法案能否通過，只要看到國會用這種態度處理同性戀與跨性別問題，就是對人權的藐視。”

　　目前在薩爾瓦多國會，只有少數左派議員呼籲政府正視LGBT群體遭惡意傷害的現實。

　　遠水救不了近火仇殺一再上演

　　最令人擔憂的是LGBT團體成員的人身安全。

　　2013年5月，剛剛為LGBT團體發聲的塔尼亞·瓦斯奎茲(Tania Vasquez)被射殺，半裸的遺體被包裹在塑料袋裡。2015年5月，同性戀權益人士弗蘭切拉·門德斯(Francela Mendez)與好友被殺害，雙雙棄屍家中。

　　美洲人權委員會對這兩起案件高度關注，特意發表聲明要求薩爾瓦多政府積極查辦。然而當地警方刻意忽略三名被害人在LGBT運動中的身份，以“疑似毒品交易”為由草草結案。

　　至今兩案兇手仍未落網，案情如墮五里霧中。負責查案的當地檢察官封鎖資料，把所有證據藏入檔案室，且拒絕接受采訪。

　　佩納：我只要正義

　　卡拉·阿維拉(Karla Avelar)比較幸運，他在37歲那年逃過兩次劫難。第一次，綁架他的人不忍殺他，言論恐嚇並拍下照片後放了他。第二次，阿維拉幸運地躲過殺手槍擊，一連15槍都沒擊中他。

　　“雖然當時僥倖逃過死劫，卻讓我每天都活在恐懼中。在這裡，殺人犯不會被起訴，受害者卻被當作壞人。正義比我們死得更快，因為在薩爾瓦多，LGBT根本不算人。”阿維拉說。

　　對佩納而言，最痛苦的是心靈的恐懼。

　　“我每天都擔心警察在下一秒闖進我家，或者在屋里安裝攝像頭，監控我的行踪。我希望警察能站在正義一邊，懲罰那些因仇恨而傷人的惡棍，”他說，“我只要正義，僅此而已。”


(劉致廷｜風傳媒www.storm.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