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歲的前芭蕾舞演員茜拉·瑪麗·帕吉特是跨性別者
去年秋天的一個週五晚上，位於紐約地獄廚房區的一處公寓樓內，50位衣著光鮮的客人接踵而至。他們前來參加為紐約市芭蕾舞團前舞蹈演員、57歲的茜拉·瑪麗·帕吉特(Sheela-Marie Padgett)舉行的派對。
侍者們供應著酒水。之後，客人們享用了印式精緻美食自助餐。甜點是來自“情慾麵包房”的一塊巧克力蛋糕。蛋糕的形狀是一個穿了緊身胸衣卻有著男性性器官的歌舞女郎。蛋糕被切成小塊以償賓客。
這真是再應景不過了。第二天早上，茜拉——她之前的名字是布魯斯——就要飛到亞利桑那州的斯克茨戴爾完成她從男性變為女性的最後一步：變性手術。
朋友們一個接著一個走到中島風格(Nakashima-style)的餐桌前，向茜拉表示祝賀。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註意到：之前的布魯斯憤世嫉俗、孤僻、愛嘲諷，而茜拉卻溫婉活潑。
“她完全變了一個人，”自由職業攝影師埃德溫·帕波恩說，“就好像之前燈是關著的，現在它們打開了。”
“這是真的，”帕吉特女士說，“以前，我的朋友們都怕我。我不是一個好相處的人。我非常不快樂。這影響了我所有的人際關係。”帕吉特身高一米七，穿著一件黑色的蕾絲上衣，頭髮的樣式模仿了拉斐爾派畫像裡的女性。如果肖像畫家約翰·辛格·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還在世的話，他畫的麥當娜可能會和她別無二致。
另一位朋友，蘿莉·奧格(Lori Ogle)說：“她做這件事真的很有勇氣。考慮到她的年齡，她尤其顯得勇敢。我們是同一年出生的。帕吉特給了我激勵，儘管我不知道我想改變什麼。這就好像有人告訴我：'放手去做吧，還為時不晚。'”
對於跨性別話題的關注從去年開始高漲。電視劇《女子監獄》(Orange Is the New Black)的主演之一，變性女星拉弗恩·考克斯 (Laverne Cox)在去年六月上了《時 代》周刊的封面。珍妮·莫克(Janet Mock)的回憶錄《重新定義真實》(Redefining Realness)記述了她從男性到女性的轉變，去年春季躋身《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像安德烈·佩伊齊(Andreja Pejic)這樣的跨性別模特在紐約和米蘭的秀場嶄露頭角。而諸如巴尼斯(Barneys)這樣的零售商巨頭也在廣告宣傳中啟用了跨性別人士。
而很少人會去關注那些在人生後半段——有些甚至是到了六七十歲，在經歷了好幾十年的缺憾後才開始轉變性別的跨性別人群。亞馬遜出品的《透明家庭》(Transparent)改變了這一情況。這部人氣高漲，備受好評的電視劇講述了一位耄耋之年，養育了三個子女的跨性別父親的出櫃故事［電視播出的同時，媒體正大肆報導1949年出生的前運動員布魯斯·詹納 (Bruce Jenner)變性後大為改變的外貌］。
出櫃對跨性別人士來說並非易事。對那些構建了好幾十年人生，有了家庭和事業的人們來說，想改變身份的核心成分更是難上加難。
社會身份的變化會在年輕人心目中紮根，然後在數年甚至數十年後體現出來。到了該退休的年齡再想改變性別，這無異於一個悖論：本是熟齡人士，卻剛獲得新生。
此外，這些高齡變性者成長於一個性別觀念僵化的年代。他們被這些觀念壓迫，而這些觀念也成了他們當中某些人自我意識的一部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已成家，有了子女。對後代來說，要接受養育他們的家長現在就要變為另外一個人，這會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另外還有一些現實的和身體上的挑戰，尤其是對於女性跨性別者(女性跨性別者指的是生下來是男性，後來轉變為女性的人士)來說。男性的下顎和肩膀會隨著年歲增長變寬。這使得他們更難獲得較為女性化的身材。他們的體毛變得旺盛，但是頭髮卻逐漸脫落。這樣他們不得不進行頭髮移植，或是戴假髮。
所有這些困難對高齡變性者的情緒影響極其深刻：他們既為自己的性別身份而苦苦掙扎，同時還要面對因為衰老而喪失尊嚴和即將到來的死亡所帶來的困擾。許多人都不會像他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年輕變性者那樣美貌。還有許多人的變性結果並不會獲得社會“認可”。
“在攝入荷爾蒙後，我有點失望。”63歲的芭芭拉說。芭芭拉住在紐約的上東區，她接受記者採訪的條件是不透露姓氏。“我想，現在該怎麼辦？我不可能變成二三十歲電影演員那樣美麗。我不可能變得像拉弗恩·考克斯那樣。”
如今，芭芭拉參加了名為Sage的互助小組，這是全國最大的老年LGBT人士互助小組。“我們小組裡沒有一個人在約會。”芭芭拉說。
儘管如此，能過上自己所渴望的生活——哪怕只是很短的時間，並有各種不盡如人意——這種吸引力還是巨大的。接受采訪的一些人說，為了不至於乾擾自己的事業，或是使事業毀於一旦，他們等到退休後才開始變性。另一些等到他們父母去世或是子女們成人離家後才開始有所動作。
但是所有的人都說他們已經付出夠多，偽裝夠長。他們想在有生餘年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們現在的人生目標清單只有一項，那就是做回自己。
就像帕吉特女士所講述的那樣。在她人生的上半段，她一直都以為自己想要變成女性的渴求會隨時間消逝。她的父親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位浸禮會牧師。母親是小學一年級教師。當她來到紐約成為一名舞者後，她以為自己找到了人生歸宿——更加開放和寬容的世界。
她和安迪·沃霍爾 (Andy Warhol)一起在印度支那(Indochine，紐約著名餐廳——譯註)用餐，在54工作室 (Studio 54，紐約的俱樂部——譯註)和薄荷舞廳(Peppermint Lounge)尋歡到深夜。
但是置身世界上最有名的芭蕾舞團之一的這些年裡，她卻一直是一個邊緣人物。她不想當《天鵝湖》中的王子，卻一直想出演白天鵝奧傑塔。
她沒有如願。反而，在過了50歲之後，她覺得自己越發孤寂。她的父母於2007年和2008年先後過世。“怎麼會這樣？”(帕吉特女士的原話語氣更為強烈)是她這段時間裡的口頭禪。生活的不如意促使她思考。
她繼承了一小筆遺產。一位朋友在20年前做了變性手術，這會兒剛做完了使臉部女性化的手術。“手術很成功，”帕吉特女士說，“她完全變了樣。”不久，帕吉特開始告訴周圍的人她在變性。
大多數人對帕吉特女士變性消息的反應是正面的。儘管如此，變性的過程相當艱難，充滿了許多障礙，而如果帕吉特女士早一點決定變性的話，這些障礙可能並不會存在。
“你的祖母年歲越大長得就越像你的祖父。”杰弗瑞·斯比格爾(Jeffrey Spiegel)——一位波士頓的整容醫師說。斯比格爾醫生的客戶大多是跨性別女性。他也是帕吉特女士的醫生。“女性隨著年齡的增長眉毛會下垂，鼻子也會有所改變，面頰變平，上唇變長，下顎變寬，膚質也變差了。”
“斯比格爾醫生給我的額頭做了些改變，”帕吉特女士說，“我之前的眉骨非常男性化，所以他把它變得柔和了一些。他還把我的眉毛提高，這樣我的眼睛和眉毛之間距離就大了一些。他割去了我眼皮下的一些老皮。還給我的鼻子做了手術，讓它變得小巧玲瓏一些。他提升了我的上唇，縮小了我的鼻子和上唇的距離。他還給我的面頰和下巴放入了填充物。他除掉了我的喉結，並給我做了下頸部和臉部的拉皮。”
斯比格爾醫生做的這些一共花去了53000美元。除此之外，帕吉特女士還進行了好幾年痛苦的電解治療，使她臉上和身上的毛髮停止生長。所有這些和變性有關的治療，包括變性手術和乳房填充術，帕吉特女士的醫療保險公司幾乎都不受理。帕吉特女士估計在變性上的花銷一共有差不多10萬美元。“我已經成了窮光蛋。”她說。
許多比帕吉特女士年長的跨性別人士都說，在他們成長的那個年代，甚至沒有一個詞彙來描述他們這群人。
“唯一的一個詞就是'異裝癖'了，人們對此真的是一無所知。”84歲的葆比·斯萬(Bobbi Swan)說。斯萬來自位於密歇根州緊鄰底特律南邊的科林頓。她在72歲的時候開始了變性歷程。
高中畢業後，嚴守自己跨性別身份秘密的斯萬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並在那兒拿到了航天工程學位。之後，她參加了朝鮮戰爭，在空軍服役。
她於1954年加入了賴安航天公司。在那裡，她的工作職責之一是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期間操控無人機在中國上空進行偵查。她是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的成員，給眾多共和黨候選人捐過款，先後與不同的女性結了三次婚，有兩個孩子，管理著一個狩獵場。在九十年代，她秘密地編輯了一本給變裝者看的名為《我行我素》(Our Way)的雜誌。
“我的工作禁止我露出一點易裝或是諸如此類的苗頭，這麼說我想並不為過，”斯萬女士說，“我會丟了工作。我們的主要客戶是國防部。我根本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到了2000年，斯萬女士退了休。她的孩子們也已長大成人，父母也過了世。她決定，夢寐以求的做出改變的時機已到。
就這樣，在斯萬女士開始每天攝入荷爾蒙並按女性著裝的三年後，她在泰國接受了變性手術。她兩個兒子中的一個給了她一張5000美元的支票，用來支付了手術開銷的大部分。兒子在支票上寫道：“有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自我。”
家人的這種接受程度並不常見。斯蒂芬妮·詹姆斯(Stephanie James)是一位住在聖路易斯的跨性別女性，今年64歲。她說她很高興自己不用再在欺騙中生活。(“能這樣花出去的錢都值了。”詹姆斯女士說。)但是她的三個兒子的反應卻令人失望。她在2007年向兩個小兒子說出了實情。“他們根本不理解我。”詹姆斯女士說。她的大兒子一個星期後知道了真相，從此沒有跟她說過話。
直到現在他們的關係依舊疏遠。“我甚至都沒有見過我的兒孫。”詹姆斯女士說。
2009年的時候，她被Graybar Electric公司從戰略客戶經理的職位上解僱。她在公司工作了五年，並在其間開始變性。［凱莉·約翰遜(Carrie Johnson)是Graybar的企業與營銷傳播部主任。她說詹姆斯女士由於“個人原因”離開了公司。她拒絕進一步解釋，“我想你能理解”，她說。］
在Graybar的最後兩年裡，詹姆斯女士說她連福利帶獎金一共掙了125000美元。今年，她給一位86歲的老太太做護工，每週的工資加上醫保是480美元。“你自己做乘法吧。”詹姆斯女士說。
這些年下來，詹姆斯女士不但對人們對跨性別者的恐懼有了認識，她還對性別歧視有了新的看法。在之前做為男性生活的50多年裡，她並沒有覺得性別歧視是個問題。
“在白人男性社會失去地位是一件微妙的事，但是你時刻都會感知到這個事實，”詹姆斯女士說，“我記得，在我被解僱前，我們在開一個公司會議。一個副總裁問： '誰買了麵包圈？'沒有人買。於是這個副總裁說：'斯蒂芬妮，你介意跑出去買一下嗎？'外面下著瓢潑大雨。會議室三面都有窗戶，我們都能看到。在我變性前，這種事是絕對不會發生的。我變性之後，就屢見不鮮了。”
58歲的格瑞岑·林特納(Gretchen Lintner)居住在舊金山灣區。在她被一家商業地產公司解聘不久前，一位經理問她道：“像你們這樣的人是不是都搬到一個新地方重新開始？”
不久前的一個週五，她坐在位於舊金山聯合廣場附近的一個酒店大堂裡。她穿著一件Coldwater Creek的仿香奈兒上裝，Jones的襯衫，Gap的仔褲和一雙鱷魚皮的高跟鞋。她留著金色的長發，帶著銀色的大圈耳環。就是這樣一幅裝扮，在她走進酒店時，門衛對她的問候是：“先生，你好。”
“這就是我的人生，”林特納女士說，“我不得不應對生活中的這種小小苦悶。”
她接著說：“但是最艱難的是工作被減薪以及被迫終止我的職業。這些只不過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一個跨性別女性，當然還有2008年經濟形勢混亂的因素。我不責怪任何人，但這是事實。我已經50多歲。任何一個50多歲的人要想找工作都不容易。”
另外還有一些別的改變。現今，林特納女士的約會對像有男有女。“對我來說，在兩性關係裡扮演哪個角色是可以商量的，”她說，“我從前一直對女性有性趣，在我變性後，男性對我更有吸引力。”
許多人的性別身份都發生了改變。這些改變很難用語言描述。在同性戀和跨性別者群體裡，出現了許多所謂的“跨女同性戀”關係，指的是兩位跨性別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異性戀男性變性後成了異性戀女性。同性戀女性變性後成了同性戀男性，60歲的尤金·珀岑·韋伯(Eugene Potchen-Webb)就是這樣。他在50歲的時候從女性變成了男性。這之前他一直是位跨性別女同性戀者，變性後卻發現自己只對男性有性趣。“這真令我吃驚。”他說。
64歲的蕾切爾·索羅住在舊金山，60歲左右開始變性
64歲的蕾切爾·索羅(Rachel Sorrow)是舊金山的一位建築師和業餘滑稽說笑演員。變性後她沒有和原配偶離婚。她們在卡斯特羅區共同擁有一處公寓。她們各自約會，睡在不同的臥室裡。
“當我和男性做愛時，我覺得我百分百是個女人，而當我和女性做愛時，我就又回到了男性的角色，”索羅女士說，“我之前一直以為，如果你生來是男性，在你做了變性手術後還是和女性交往，那你就是一位女同性戀者。因為你有女性的外表，你也和女性約會。這種想法聽上去很合理，但是如果你認識許多跨性別者，你就不會這麼認為了。”
“這種觀念對我來說就完全不適合。我要有靈活性得多。'跨'(trans)這個詞根的意思就是有進有退，就像'交通'(transportation)這個詞。我認為這是'跨性別'這個詞含義的一部分。”
對於性別身份問題，跨性別人士的觀念頗為進步，但這並不意味著那些老套甚至有點性別歧視的觀點被完全摒棄。許多年長的跨性別女性成長於《廣告狂人》那個年代。在那個年代裡的家庭裡，女性是附屬品，孩子們不能隨便講話。有時這些觀念根深蒂固，並被帶到了跨性別者的日常行為中，這讓女權主義者時常感到不安。
“確實，我有時覺得我必須得比別的女性更加有女人味兒一些，”曾經是紐約市芭蕾舞團成員的帕吉特女士說，“有好多次，我意識到我是街上唯一穿裙子和高跟鞋的。和普通的女性相比，我會選擇那些更女性化的東西。我生來不是女性，現在的身份來之不易，所以我要比別人付出更多。”
聖路易斯的詹姆斯女士也這麼認為：“如果我不上眼妝的話，我就會覺得像沒穿衣服一樣。能到今天這樣，我付出了太多努力。”
幾乎所有年長的跨性別男性都受到過歧視和壓制。但是他們卻有一項優勢——在他們成長的年代裡，女孩子渴望做男生情有可原，而假小子的行為也至少會被原諒。
85歲的杰弗瑞·迪克曼(Jeffrey Dickemann)是加州索諾瑪州立大學的一位退休人類學教授。他在60多歲的時候開始變性。他回憶起當他上大學時，學校有規定不許女生穿褲子。但是他卻有一位關係親密的父親，帶他進行體育活動，並指導他著裝。“高中時，父親把他的軍用靴子給了我，我穿上了它們，”迪克曼先生說，“我那會兒甚至都沒有意識到我是多麼與眾不同。”
凱瑟琳·拉切林(Katherine Rachlin)是一位給跨性別人士做諮詢的心理醫師。她說她時常能在治療中聽到這類話題。“一位一米九的女性比一位一米五的男性相比，前者作為變性者要艱難得多，”她說，“人們看女人有另外的一套標準。”
拉切林的觀點和凡妮莎·法博的看法一致。法博是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布朗社會工作學院的副教授，也是研究高齡變性人士為數不多的專家之一。“我聽到許多年長的變性男性說他們年輕時是假小子，人們並沒覺得這有什麼，”她說，“但是對於那些生為男性卻身份認同是女性的人群來說，並沒有一個和'假小子'相應的詞來形容他們。我們必須給那些想表達他們女性一面的男孩們一個真正的選擇。”
三年前，法博女士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她把她的博士論文選題定為了高齡變性人士。她和她的伴侶、28歲的攝影師傑斯·T·杜根一起創建了一個名叫“此岸生存”的網站，記錄了許多高齡變性人士的生活。這些人受到社會排斥，並被視為異類，網站上的照片可能最讓人震驚的地方就是他們在其中看上去跟普通人並沒有區別。
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在密切地關注布魯斯·詹納的新聞。帕吉特女士也是。她說早在《人物》雜誌核實詹納先生確實在變性之前，她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我一眼就看出來了，”她說，“我一直在說，'我認為他在變性'。他經歷的過程我都經歷過。但是我不能想像如果我是他的話會是怎麼樣。人們反复跟我說'你所做的真是太勇敢了'，但是我從來不覺得這和勇敢什麼關係。這就像一種渴求，當我看到滿足這種渴求的辦法時，就好像一個挨餓的人看到一卡車食物沖他而來。像布魯斯·詹納這樣的人卻要在全世界面前做這件事，這才是勇敢。”
偶爾，她注意到一些小報報導採用了一種譏諷的口吻，質疑竟然會有人隱藏了這麼多年，直到這麼大年紀了才採取行動。但正因為如此，帕吉特女士認為詹納出櫃這件事會成為一個轉折點。
“這件事讓上百萬的美國人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她說，“這件事說明，不論你出生時的性別是什麼，你是跨性別者這個事實是不會改變的。我從前以為自己想變成女性的渴望不會持續，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但是，當我50歲時，這種願望更加強烈。那時，我想：'我就豁出去了。'我的餘生之年屈指可數，是該做些自己一直想做的事了。”
凡妮莎·法博和她的攝影師伴侶傑斯·T·杜根，一起創建了名叫“此岸生存”的網站，記錄許多高齡變性人士的生活。他們中有(從左上角起順時針方向)：米基·馬霍尼，61歲；斯蒂芬妮·詹姆斯，64歲；尤金·潑特琴·韋博，60歲；葆比·斯萬， 84歲；海倫娜·布松，63歲；康納·麥多克斯，62歲。
57歲的紐約市芭蕾舞團前舞蹈演員茜拉·瑪麗·帕吉特女士拿著自己六歲時的照片，那時她還是名叫布魯斯的男孩。她的父親是密西西比州的浸禮會牧師，母親是小學一年級教師。在人生上半段，她一直都以為自己想變成女性的渴求會消失。
她來到紐約成為舞者後，以為自己找到了人生歸宿——更加開放和寬容的世界。但是在世界上最享有盛名的芭蕾舞團之一的這些年裡，她一直是邊緣人物。她不想當《天鵝湖》中的王子，一直想演白天鵝奧傑塔。
她沒有如願，反而在過了50歲之後，覺得自己越發孤寂。她的父母於2007年和2008年先後過世，她繼承了一小筆遺產。一位朋友在20年前做了變性手術，這會兒剛做完了使臉部女性化的手術。“手術很成功，”帕吉特女士說，“她完全變了樣。”不久，帕吉特開始告訴周圍的人她在變性。
變性者要面對一些實際的和身體上的挑戰，尤其是對女性跨性別者來說。男性的下顎和肩膀會隨著年歲增長變寬，使得他們更難獲得比較女性化的身材。他們的體毛變得旺盛，但是頭髮卻逐漸脫落。這樣他們不得不進行頭髮移植，或是戴假髮。
“確實，我有時覺得我必須得比別的女性更加有女人味兒一些，”帕吉特女士說，“有好多次，我意識到自己是街上唯一穿裙子和高跟鞋的。和普通的女性相比，我會選擇更女性化的東西。我生來不是女性，現在的身份來之不易，所以我要比別人付出更多。”
出櫃對跨性別人士來說並非易事。對那些構建了好幾十年人生，有了家庭和事業的人們來說，想改變身份的核心成分更是難上加難。到了該退休的年齡再想改變性別，這無異於一個悖論：本是熟齡人士，卻剛獲得新生。
“人們反復對我說'你所做的真是太勇敢了'。但是我從來不覺得這和勇敢什麼關係。這就像一種渴求，當我看到滿足這種渴求的辦法時，就好像一個挨餓的人看到一卡車食物沖他而來。”
所有和變性有關的治療，包括變性手術和乳房填充術，帕吉特女士的醫療保險公司幾乎都不受理。
帕吉特女士估計在變性上的花銷一共差不多10萬美元。“我已經成了窮光蛋。”她說。
“我從前以為想變成女性的渴望不會持續，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消失。但是，當我50歲時，這種願望更加強烈。那時我想：'我就豁出去了。'我的餘生之年屈指可數，該做些自己一直想做的事了。”
(紐約時報· 國際生活| 作者：Jacob Bernstein | 翻譯：王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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