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逢對手☆═─ 我　是個好對手　你不會太輕鬆　愛　引誘了我們陷入僵持中 我　讓你很自由　你好像不管我　誰　暗地裡掌握彼此的行蹤 完美要求　愛絕不能普通　眼看這兩頭　做的是同個夢　越是在乎 就越想佔上風　愛棋逢對手　沒有人有把握　是誰先挑起　這把熊熊烈火 至少一開始　我對你並沒有太過主動　愛棋逢對手　越困難越執著 你手裡握有我愛情的脆弱　而我的溫柔　藏起來放在偽裝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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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異性戀家庭中，女性遭到家暴常常會回娘家，從婦聯甚至法律中尋求幫助，但對於性少數群體中的女性，特殊的身份讓愛和痛都更難為人所知，但這恰好為暴力提供了更隱蔽的庇護。

　　激烈的愛也傷得最深

　　“雪懿是一個很鮮活的人。”在一直關注性少數派權益的北京同語組織負責人徐玢看來，生活永遠在雪懿的掌控之中。但是，家暴超出了她的掌控範圍。

　　雪懿和在讀大學的女友Kann第一次見面的時候，Kann差點跑了，因為沒想到還有年齡這麼大的同性戀者，像個長輩。在認識Kann之前，雪懿有過好幾個女友，上一個是漂亮的鋼管舞女郎，因為太鬧騰所以分手，而再上一個女友，一直讓雪懿和丈夫離婚，雪懿受不了，就分手了。雪懿覺得，我丈夫對你那麼好，為何你還要我離婚？

　　雪懿的丈夫一直都不管雪懿的同性戀傾向，覺得她不過是玩玩兒。一直到Kann出現，“她把我玩兒進去了”，雪懿說。

　　三個人在一起的時候，雪懿的丈夫有時候會很生氣，說：“你為什麼對她那麼好，在家你從來什麼活都不干。”

　　有一天，雪懿和Kann在房間裡睡覺，丈夫突然開門進屋，把燈打開，拿著一杯酒坐在旁邊開始喝。Kann生氣了，準備拉著雪懿一起走，丈夫攔住二人，說：“你要出了這個門，你們倆就別想活了。”當天晚上誰也沒走，但此後Kann再也不去雪懿家了。雪懿丈夫開始在網上調查Kann的家庭、學校和電話，打電話威脅Kann。

　　那天雪懿和Kann在酒吧玩到凌晨準備回家時，雪懿丈夫出現在酒吧門口，想找Kann，被雪懿攔住。他拽住雪懿，毆打，把她拉上車。在拐彎處雪懿伺機逃跑，打開車門往下跳，但還是被丈夫逮了回去。再拐彎的時候，雪懿看到前面有一輛警車，又跳車，跑到警察跟前說，這個男人打她。

　　在派出所裡，雪懿並未告訴警察自己的同性戀情況，警察把事情當普通家暴處理結案。從派出所出來之後，雪懿的家人趕到，才知道雪懿的同性戀傾向。雪懿母親對雪懿丈夫說：“她搞的是女的，還沒搞男的，你就打她，你憑什麼打她？”

　　丈夫沒收了雪懿的錢和車，雪懿去Kann那兒暫住，丈夫無法忍受，打算找Kann算賬。雪懿對丈夫說：“她要是出事了，你永遠見不到我。”

　　不久後兩人就​​離婚了，丈夫離開北京，雪懿一分錢沒拿就到Kann那兒去了，孩子跟著雪懿。

　　“我跟他是一個年齡段的人，太難了，”Kann談起跟自己年齡相仿的雪懿兒子的時候，始終難以接受，雖然雪懿發誓說對她最好，對兒子第二。

　　但兩人還是老因為這事打架，就像雪懿的上一段婚姻一樣，對方不允許雪懿對其他人更好。雪懿一開始是那個被打的對象，雪懿說：“我不怕，打吧，打死我吧！”後來雪懿變成那個打人的對象，“只要你動手我就往死裡打你”。

　　雪懿受夠了，她從來沒有受過這麼大的苦。雪懿問Kann：“你這麼愛我，什麼都捨不得我受苦，為什麼能動手打我呢？”

　　徐玢說起雪懿的故事，有點像顧城，複雜又不幸。在家庭暴力被視為家內事的中國，雪懿所遭遇的暴力更為隱蔽。在徐玢和同伴所著的《中國性少數群體家庭暴力研究報告》中，將雪懿歸類為已婚拉拉遭受異性伴侶暴力的情況，包括精神暴力、身體暴力和經濟控制，“這是國際上對家庭暴力的定義標準”，徐玢說。

　　Kann在其中也受到威脅，因為對多元性別的不了解和不敏感，中國警方對此還沒有進行有效的干預。而婚姻外遭到Kann暴力的時候，雪懿只能用以暴制暴的方法來回應憤怒。

　　雪懿這類遭受丈夫暴力的，在拉拉群體中並不佔大多數，最多的是遭受來自父母的暴力，統計數據是49.16%。在異性戀家庭中，女性遭到家暴常常會回娘家尋求幫助，但對於性少數群體的女性，即使自己的父母往往不能提供這樣的幫助，反而會是施暴者。

　　當同語在微博上看到宇軒的求 ​​助時，宇軒的女友小安已經被關進長春的精神病院。

　　孤立無援的傷害

　　2012年，18歲的小安已經記不清第一次被父母打是在什麼情況下了，但她記得，當母親在貼吧里看到她出櫃的帖子時，她遭到母親的侮辱。小安所在的城市長春與中國其他城市一樣，並不太接受同性戀，但這並不能阻止小安和女友宇軒的相識與相戀。伴隨小安的同性戀愛而來的是父母的侮辱、毆打和監視。

　　在準備高考的小安並沒有太多時間和宇軒膩在一起，每天放學後的一個小時，宇軒到校門口接她然後送她回家，是她們難得的甜蜜時光。

　　那天傍晚，宇軒在學校門口等小安，遠遠看到小安走過來，準備上前一把將她牽住時，小安的父母出現了，連同小安的三個姨娘。四個女人把宇軒圍住，拳打腳踢使宇軒臥倒在地，小安上前勸阻，遭到父親的毆打。

　　路過的老師立刻報警，警察到場之後並沒有進行協商，反而堅持讓小安和父母回家，並指責小安和宇軒：“不好好的，搞什麼同性戀。”

　　接下來的幾天，小安被父母軟禁在家。小安嘗試絕食，嘗試不睡覺，以表達反抗，卻遭到父母更嚴厲的打擊。父親將她捆起來，用毛巾塞住嘴巴，用電線抽打她；母親用棍子毆打她。

　　每一個家暴受害者都經歷過伺機逃跑，小安從家裡逃出來找到宇​​軒。父母報警稱宇軒對小安施行非法禁錮，警察無奈將小安送到當地的婦聯，婦聯建議小安可以對父母進行上訴，但對於還是高三學生的小安來說，這是不知所措的辦法。宇軒和小安父母幾乎是同時趕到婦聯的，雙方在樓道上吵起來，小安在爭執中滾下樓梯。

　　宇軒不知道長春在​​2009年出台了一個《長春市預防和製止家庭暴力條例》，裡面把同性同居關係以及父母、子女等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納入家暴干預範疇，長春市婦女權益部負責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本條例考慮到未來我市家庭關係的實際發展趨向。”但似乎婦聯也不知道這個條例的存在，工作人員面對宇軒時說：“家暴這事我們管，但同性戀這事我們不管。”

　　警察和婦聯面對小安與宇軒時，儼然變成了法律條文下的空洞。

　　宇軒開始在微博上求助，“為什麼要這麼對她，難道就因為我們倆都是女孩，我們倆是同性戀麼？”深圳衡平的公益律師羅靜看到求助後聯繫了她。

　　第二天，宇軒接到小安的電話，父母要把她送到收治精神病患的長春市第六醫院進行諮詢。小安告訴了醫生自己的同性戀傾向以及遭到的暴力，兩個小時過後，醫生竟認為小安所說的家暴是幻覺，診斷小安患有“精神分裂症，伴有抑鬱症前兆”。在小安父母的要求下，醫生以“抑鬱症”為病症將小安住院處理。

　　醫生一直沒有告訴小安她究竟得了什麼病，只是每天給她吃半片安眠藥，也沒有醫護人員對她進行其他治療。

　　三天過後，是中秋節，母親心疼女兒，把小安接出來，讓她借住在親戚家。中午時候，小安逃出來和宇軒見面，也見到了羅靜律師，希望委託她幫自己維權。

　　考慮到小安有過精神疾病診斷，委託效力極有可能被質疑，羅律師帶小安到長春市公證處公證。但公證處看到協議內容，了解到小安剛從精神病院出院，拒絕為她公證，要求小安接受精神病司法鑑定，證明自己沒有病。

　　羅律師原本計劃第二天帶小安到吉林大學司法鑑定中心。但晚飯後，小安跟宇軒一同回她的住處，警察已經等候在樓下，小安父母稱小安有精神疾病，作為她的監護人，要求警察將她送回家。

　　從那以後，小安再也不能走出家門。她曾發短信告訴宇軒，家裡加了幾重鎖，就是害怕她再次出去和宇軒見面。

　　後來，小安電話再也無法接通。

　　深圳衡平、長春的​​拉拉組織“右域拉拉”等機構曾和小安父母聯繫，希望調解父母和女兒的關係，勸父母接納或者不干涉女兒，停止家庭暴力，恢復小安的學習和生活，並且為小安尋找心理諮詢師，安撫這個事件給她帶來的影響。

　　但是，幾天之後，小安父母的電話全部關機。

　　此後的一天，小安再次出逃，隻身來到瀋陽，靠宇軒資助在瀋陽生活了半年。小安父母上訪，剛上任的長春市長委託刑警隊調查這個案件，刑警隊告訴小安父母，他們沒有權力限制小安的自由，宇軒覺得這是第一次她們沒有被歧視。

　　“我就是覺得應該等她”，宇軒肯定地說。2014年，當同語再次和宇軒聯繫時，她已經和小安穩定地住在一起。父母並沒有就此接受這一切，小安也還是不敢在父母面前提起宇軒的名字，但一切算是相安無事了。

　　小安和宇軒是同語接觸的眾多遭受原生家庭暴力案例中的一個，在調查過程中，開放的熱線常常會接到求助電話，同語的無力感來自於此，“那時候2008年，無論是婦聯、警察還是同誌社群，能為家暴受害者提供的幫助都很有限。拉拉也會因為自己身份的隱秘性，不太相信這些部門會對自己進行救助”，徐玢說。

　　同語做過很多與拉拉相關的調查，關於身份認同的，關於性的，都是調查對象們熱衷去談論的話題，但面對家暴議題時，隱私和痛苦讓調查對象難以敞開心扉，她們或許此刻正處於暴力過程中。

　　調查的另一個阻礙是對暴力的不認知，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同語才對家庭暴力有了一次系統的學習。“那時候的同誌社群，以及受訪者對家暴都沒有太多認識，當你被家暴的時候可能會覺得是因為對方太愛你了，這和異性戀的一些情況 ​​是一樣的” ，徐玢說。

　　愛很自私

　　曉文和女友阿木第一次吵架的時候，阿木的哭泣讓曉文很傷心，她心疼到不知所措，並下定決心要更愛阿木。但在此後的一年裡，曉文卻越來越難以應對女友的激烈情緒和自虐。矛盾產生得越來越頻繁，阿木開始更嚴重地傷害自己，打自己的頭，用指甲撓牆……曉文感到深深的自責，卻無處傾訴。

　　父母在電話中感覺曉文情緒不對，一再追問，同學發現曉文常常精神恍惚，鄰居也目睹過曉文和阿木打架，但曉文只敢在心裡聲嘶力竭，拉拉身份讓愛和痛都更難被人所知，但這恰好為暴力提供了庇護。“我後來學了一些家暴知識，才知道暴力本身是控制，”曉文說，“我一再妥協，但她的控制是逐漸加強的。”

　　事情發展到了曉文無法忍受的地步。有一次兩人在街上爭吵的時候，女友躺在地上哭起來，回家以後女友監視曉文的微博和QQ。曉文找到在同志機構工作的朋友傾訴，被女友發現後，大發雷霆。“我覺得施暴者在這個施暴過程當中是很怕受暴者跟外界有聯繫的”，曉文說。

　　但在同志機構工作的朋友也沒想到這會是暴力的一種，而是從心理學溝通的角度勸導曉文。“我覺得暴力的識別很重要，在你意識到是暴力之後，才能針對性地去解決”，曉文儼然變了一個人。

　　不知道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不愛女友的，曉文決定分手的時候，只對女友充滿憐憫和愧疚，但她清楚這或許只是她的“受暴婦女綜合徵”。分手之後的一年，曉文仍舊生活在女友的恐嚇和騷擾中，社交網絡上突然出現的名字和頭像還是讓她非常煎熬……

　　2014年年底，國家層面第一次進行反家暴立法，徐玢在做的工作是參與民間建議稿的撰寫，一定程度上希望國家層面因為她們的調查而將法律進行調整。

　　早前的法律認為有戀愛、同居等關係人員之間發生的暴力行為，與一般社會成員之間發生的暴力行為沒有實質區別，因而由《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等法律調整。而同語的調查已經顯示，在同性親密關係中，暴力具有隱蔽性、反复性、長期性，同時是一種權力控制關係，與社會層面的暴力不一樣。

　　在徐玢看來，把同性親密關係暴力寫進法律，這部法律才具有現代意義。

　　(南都周刊實習記者／劉璐／北京報導|。攝影／盧慧明|。製圖／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