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逢對手☆═─ 我　是個好對手　你不會太輕鬆　愛　引誘了我們陷入僵持中 我　讓你很自由　你好像不管我　誰　暗地裡掌握彼此的行蹤 完美要求　愛絕不能普通　眼看這兩頭　做的是同個夢　越是在乎 就越想佔上風　愛棋逢對手　沒有人有把握　是誰先挑起　這把熊熊烈火 至少一開始　我對你並沒有太過主動　愛棋逢對手　越困難越執著 你手裡握有我愛情的脆弱　而我的溫柔　藏起來放在偽裝的背後

2,796愛的鼓勵 48訂閱站台

製圖：Denis Carrier / Nature

　　斯坦福大學的神經生物學博士後賈斯汀·特羅特(Justin Trotter)從前是一個優秀的孩子：樣貌俊俏，成績拔尖，14歲開始就在大學的實驗室里工作。然而，他一直在和內心的秘密作鬥爭——從十一二歲起，他就開始感覺自己喜歡男生。但是由於他所受的教育都告訴他同性戀是可恥的，因此從十幾歲到二十歲出頭的這段時間裡，他都一直隱藏著自己的性取向，並表現得很陽剛，就是為了能融入大家。

　　然而，到了本科的時候，他開始感到疲憊、抑鬱和恐慌。直到他在南佛羅里達大學研究生學習的最後兩年，才終於向幾個好友公開了他的性取向。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知道這個消息，他感到抑鬱減輕、精力改善，工作起來精神也更集中了。他說：“當我感覺到我能完完全全的做自己的時候，對科研肯定是有利的。”

　　這個信息傳達到了世界上許許多多的實驗室和研究所。包括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 Gay )、雙性戀者(Bisexual)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LGBT群體一直以來都遭受歧視甚至是更可怕的事情。他們在多數穆斯林國家、俄羅斯以及亞洲一些地區仍被視為異類甚至罪犯。但人們的觀念正在改變，根據皮尤全球態度項目(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去年發布的調查結果，公開的男同性戀者在西歐、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等地區都有較高的公眾接受度，而變化最大的要屬美國。在這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研究事業的國家，公眾對LGBT態度的改變比其它任何國家都要快。一個州接一個州，在保守分子激烈的抵抗面前，法庭和立法機構都開始放開對同性婚姻的限制，而LGBT人群的平等也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公民權利問題。這週發表在《自然》(Nature)和《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的一系列關於科研多元化的文章，就將注意力放在了科研圈裡，像特羅特這樣的LGBT群體身上。

　　走出“櫃門”

　　在這個全新開放的環境中，LGBT科學家發現，公開自己的性取向更容易了。但就像少數族裔或是女性面臨的問題一樣，前面的路還很長。許多LGBT科學家還是害怕公開自己的性取向，因為論文發表、職業發展和晉升很大程度上都基於同行的評審，而他們的態度則會多少受到有意無意的偏見影響，而許多學生可能乾脆不選擇科研道路。特羅特表示：“我擔心科學界可能因此喪失了一大批人才。”而改變這一現狀的唯一辦法，就是科學家群體能夠認真去傾聽他們中的LGBT成員的聲音，並展開真誠的對話，而實驗室正是極佳的場所。

　　不過科研中的道德觀念也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來自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的水文學家薇薇安·昂德希爾(Vivian Underhill)指出：“作為科學家我們都認為自己比較客觀，個人和社會的問題應該與科研工作分開，大多數時候這是件好事；但更多時候人們以為他們不去討論這個問題就能消除偏見，而這恰恰會讓恐懼蔓延。”

　　此外，這也讓人們難以理解在異性戀社會中，LGBT人群的徹底的孤獨感。來自要點基金會(Point Foundation)的運營總監達林·霍爾斯特德(Darrin Wilstead)說：“與女性或少數族裔不同，LGBT人群並不會自動被劃分到一個同伴團體中——他們身處的家庭中沒有人與他們有著同樣的身份，還有可能對他們感到不接受或是不理解。”每個人都會隨著年齡增長接受自己的性取向，而LGBT的成員通常要獨自開始這個歷程。

　　男同性戀、女同性戀和雙性戀的感覺通常開始在青春期出現，不過也有可能出現得更早；相反，跨性別問題可能在很早就開始顯現。來自路易斯安那百年學院的神經生物學本科生伊萊·卡佩羅(Eli Capello)說：“當你還是個小孩的時候，根本意識不到誰吸引你，我3、4歲的時候就覺得有點不對勁了，但卻不知道具體是什麼。”卡佩羅18歲時進行了性別重置手術。

皮尤2013年發布的世界各國對同性戀態度調查報告

　　痛苦劇增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局的數據，男同性戀、女同性戀和雙性戀的青少年通常更易被欺負或是濫用藥物，並有著比異性戀的同齡人高出2倍的自殺率。由於缺乏數據，我們無法知道有多少有能力的學生因為壓力而放棄攻讀具有挑戰性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學位。不過坊間證據表明這些情況確有發生。

　　除了孤獨和壓力以外，還要為到底要不要公開自己的性取向而糾結。不公開的話就要一直忍受著這種情緒煎熬，但是公開也有可能帶來很糟糕的後果。比如，卡佩羅在16歲公佈了自己的跨性別身份之後，他與家人的關係逐漸惡化，他不得不離家而到一個寄宿學校上學，由他的外婆支付學費。

　　來自斯坦福大學的神經科學家丁俊(Jun Ding 音譯)說：“中國可能也有同樣的問題。”雖然中國禁止同性戀的法律在1997年就被修改，但是對這個問題還是沒有出台保護性法律，也極少有公開的討論。丁俊表示，每當他試圖向父母解釋他和同性配偶一起生活時，他們還是表示無法理解。

　　同行壓力

　　即使不擔心家裡的反對，公開性取向的決定也不見得會變得容易。與其它領域相比，科研人員的事業是基於最廣泛意義上的同行評議的。在基金、合作、發表、僱傭、晉升等幾乎所有問題上，同行的意見都非常重要。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LGBT科學家不得不考慮公開性取向是否會引起同行無意識的偏見，毀了自己的前途。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過去幾年的研究結果顯示，這種偏見對其他少數群體已經引起問題，因此沒有理由認為LGBT科學家會不受影響。

　　特羅特說，這些擔心並不是空穴來風。當他在研究生學習期間公開性取向之後，同一研究小組中更保守和宗教觀念較強的學生在他周圍明顯表現得沉默寡言。他說：“科學界還是由社會思想觀念處在不同階段的人所組成的。”他表示在斯坦福大學比較沒有壓力，但是當他的博士後學習結束之後，他可能就要回到弗洛里達州或是其它接受度較低的地區申請終身職位，“而在那些地方，我獲得終身職位或是運行一個成功的研究項目可能會很成問題。”

　　而這僅僅是在美國，科學家和學生在對LGBT態度友好的西歐也很謹慎，而在中國就更小心了。此外，在中東和非洲許多地區，LGBT活動會受到法律懲處，在一些案件中甚至會被判死刑。

　　溝通困難

　　對於跨性別者來說，公佈性取向就更讓人畏懼了，特別是剛好在開始接受性再造治療的時候。不僅要承受心理壓力和擔心職業問題，還要處理荷爾蒙干預治療產生的生理反應。

　　此外，就是那些尷尬的對話了。來自哈佛大學的神經科學博士後盧卡斯·奇爾德(Lucas Cheadle)說：“每當開始一門新課程時，我都要和任課教授私下討論一些問題，例如對我使用男性代詞。”讓情況愈發困難的是，他是在一所女子大學就讀時完成變性的，他說：“因為我的情況太難解釋，因此讓我錯過了許多接受教授指導的機會。”

　　就連普通的文書工作也能成為一個大包袱。剛完成跨性別的人們由於改了名字，因此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試圖讓心存疑慮的官員們相信他們是自己大學記錄、出版列表、出生證明、駕駛證、信用卡等等的合法所有人。即使是在西歐，官員們可能也會要求出示額外的文件。不過，英國在這一方面就比較特別，每個人可以決定自己的性別，並按照這個性別重新開據一張出生證明並擁有所有合法權力。美國與英國相比，對LGBT人群的接受度還沒有那麼高，但對年輕LGBT人群的狀況有了較大改進，而這一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互聯網。

　　此外，LGBT群體內部也變得更加團結了。原來，只要不是異性戀就屬於LGBT，群體內部也四分五裂——白人男同性戀者為主導，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少數族裔都各自覺得被邊緣化了。而直到過去的5年間，跨性別者才漸漸被人們所注意。

　　不過，年輕一代更關心是否融入的問題。開放和團結讓年輕科學家更容易找到導師和榜樣，但是科研機構可以做得更好。例如，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擁有關於美國科研人員中的少數族裔和是否殘疾等信息，但卻沒有調查他們的性取向，也沒有系統的、大範圍的關於LGBT科學家所處的社會環境的研究。來自萊斯大學的艾琳·切赫(Erin Cech)希望開展一項包括2000至3000名LGBT科學家和工程師的調查，但還未獲得資金支持。

　　特羅特說：“沒有這樣的數據，資助機構就無法了解LGBT人群在科研​​領域是否被忽視了，是否需要更多的支持項目和意見，是否需要像對女性和少數人群一樣為年輕的LGBT科學家們設立特別的獎金。但是我們沒有數據，這讓作為科學家的我們感到很失望。”

　　雖然還未戰勝已有的挑戰，老一輩的LGBT科學家還是強調了世界在短時間內的快速變化。斯坦福大學的神經科學家本·巴雷斯(Ben Barres)在1997年時完成變性，是科學界LGBT問題的著名發言人。他說：“當年輕人聯繫我的時候，我總是告訴他們事實上沒有那麼恐怖，我鼓勵他們放開自我，因為那樣他們會快樂得多。你在進行優秀的科研，你是一位好老師，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作者：M Mitchell Waldrop (自然Nature) 
　　譯者：IvyP (果殼網科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