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和情感投入
“女同性戀者的性存在緊緊圍繞情感連結”這一說法甚囂塵上，對此假設的直接測試卻寥寥無幾。最明晰的數據之關注焦點是[女同性戀者]從事[女同性戀]性行為的動機。 Leigh（1989）請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闡明從事性活動的理由。她總結說，女性比男性更強調表達情感親近的重要性，而男性表示肉體的、肉慾的動機更加重要。同性戀和異性戀兩個陣營均反映出這一相同的性別差異。 荷蘭一項抽樣調查（Schreurs, 1993），要求女同性戀伴侶被試陳述“耳鬢廝磨”（cuddling）和“真格去做”（having sex）的原因。該調查結論是，“耳鬢廝磨”和“真格去做”的動機難以分辨。若目標是雙方身心的緊密結合，“耳鬢廝磨”與“性互動”的重要性高於純粹為了 性高潮釋放的“直奔主題”式的性活動。在女同性戀配偶當中，雙方身心的緊密結合似乎是性活動的一大驅動力。
關於隨意性行為的調查結果，提供了性活動和“動感情”之間聯結的間接證據。在此領域，結伴的和非結伴的同性戀女性，與同性戀男性的區別最為顯著。 Blumstein和Schwartz（1983）跟踪調查了結伴被試，問他們：假若沒有情感牽掛，是否會跟萍水相逢的人發生性關係？回答說“會”的，在女同性戀被試中有14%、已婚／同居女性被試中有20%、異性戀男性被試中有34%、男同性戀被試中有73%。
在 發生性關係的時候，女同性戀者比男同性戀者更重視感情投入（Jay & Young, 1979）。同樣面對剛結識的伴侶，女同性戀者比男同性戀者更少從事“直奔主題”式的性活動（Bell & Weinberg, 1978; Jay & Young, 1979; Schäfer, 1977），當發生性關係的時候，女同性戀者比男同性戀者更多地墜入愛河（Schäfer）。
在[男女性存在和情感領域的]整體研究中， 這一顯著差別具有學術意義。 Califia（1979）對女同性戀者進行的調查研究發現，60%被試自稱“即使沒有很深的感情投入，”照樣能“享受性活動的歡娛”（p. ???）。 Califia這項研究，特別集中在女同性戀者的性存在。她要求被試完成的問卷，所列提問詳盡、具體，緊緊圍繞性活動的技巧，其中還包括比較罕見的性行 為。 Califia的調查取樣有可能代表某特殊類型的女同性戀者。
專偶
鑑於女同性戀者在發生性關係時強調感情互動這一特徵，我們推測，女同性戀者重視專偶制。多項研究證實了這一推論；約75% 的女同性戀被試自稱更喜歡專偶制的關係（Blumstein & Schwartz, 1983; Peplau et al., 1986; Schneider, 1986; Schreurs, 1993; Tanner, 1978 ）。 Califia（1979）的研究結果再次與眾不同，在其女同性戀者的抽樣中，36%的被試明確表態更喜歡非專偶制的關係。
同性戀關係中 的女性，認為性愛是排她的。這與異性戀女性和[與男伴]同居的女性一致。在這一點上，男同性戀關係中的男性顯得最不在乎。這造成同性戀女性跟同性戀男性之 間最大的觀念反差（Blumstein & Schwartz, 1983; Kurdek, 1991; Schneider, 1986）。
在行為方面，我們觀察到同樣的模式。同性戀女人“紅杏出牆的”[在關係之外發生性關係的]，不比異性戀女人和同居女人的少。 通常來講，男人“吃野食的”更多；其中同性戀男子比異性戀男子更活躍（Blumstein & Schwartz, 1983）。多項針對同性戀男女個案的比較研究為此提供了佐證。在這些研究中，堅持對伴侶忠貞的同性戀女性多於同性戀男性（Bell & Weinberg, 1978; Kurdek, 1991; Schneider, 1986）。結伴的同性戀女性發生過“背叛行為”的百分比[，眾學者每次調查得出的數據]各不相同，從不足20%（Blumstein & Schwartz, 1983; Schreurs, 1993）到大約25%（Akkerman et al., 1990b; Peplau et al., 1978），到42%（Peplau et al., 1986）。
既然大多數[被試]認為忠誠穩定的專偶式關係至關重要，我 們可以推論：專偶之外的“事件”對伴侶關係來講，有負面衝擊。 Bell和Weinberg（1978）認為，導致女同性戀關係破裂的，往往是一方跟“第三者”發生了性關係。當然了，不光女同性戀者如此。看過 Blumstein 和Schwartz（1983）的跟踪訪問研究結果，你會得出結論：一但“同床異夢”，分手概率就高（當然有些男同性戀關係天長地久）。上述研究人員同時 指出，當女同性戀關係因“配偶不忠”而破裂的時候，罪魁禍首很可能是“紅杏出牆的”一方，因為她跟“第三者”弄出了“事端”。
從經驗主義調查研究的角度看，“非專偶制”和其它關係模式之間的相關性比較模糊。 Blumstein 和Schwartz（1983）發現，“非專偶制”和性滿足、情愛關係的完美程度和情感投入之間，存在一些負相關。在荷蘭，女同性戀伴侶“紅杏出牆”往往是因為對“牆內的”性關係不滿意，而不是對整體關係感到絕望。 在“專偶制”和“非專偶制”的女同性戀伴侶當中，性接觸頻率、性行為動機和性親密程度沒有顯著差異（Schreurs, 1993）。與此相反，Peplau等人（1978）沒發現“紅杏出牆”和“跟原配之間的性滿足”或高潮次數之間存在顯著相關。 Peplau等人倒是發現，在“紅杏出牆”[having sex outside the relationship]和崇尚個人自主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Peplau et al., 1982）。
性滿足 性滿足可被視為評判其它相關可檢驗變量的一個尺度。在形成女同性戀伴侶的性存在方面，性別若佔重要地位，女性性存在指數和性滿足指數之間，應呈明確相關。在檢驗這一假設之前，讓我們先大致描畫出性滿足概況。多數同性戀女性對其性生活質量感到滿意。約75% 被訪者報告其當前的性生活讓其感到滿意或極其滿意（Jay & Young, 1979; Peplau et al., 1978; Peplau et al., 1986）。
Loulan（1987）調查是一個例外——42%被訪者稱其當前的性生活質量讓其感到比較滿足或極其滿足。此調查抽樣包括非結伴的同性戀女性。在20% 被訪者中，對性生活不滿的原因是獨身。除性不滿指數相對較高之外，女同性戀被訪者還提到，跟女性的性經歷之滿足程度高於跟男性的性經歷（Akkerman et al., 1990b; Schäfer, 1977）。女同性戀者經歷的非渴望的（undesired）、飛揚跋扈的性行為較少（Bressler & Lavender, 1986）。
Coleman等人（1983）歸納，對性生活滿意的同性戀女性多於對性生活滿意的異性戀女性，而對性生活不滿意的同性戀女性少於對性生活不滿意的異性戀女性。然而其他研究人員沒發現在同性戀關係和在異性戀關係中的女性在性滿足程度上的區別（Blumstein & Schwartz, 1983; Kurdek, 1991; Schreurs, 1993）。假 設性別至關重要，則可推出：伴侶關係質量指數和分享情感指數，與性滿足指數一致。許多研究者指出性生活與伴侶關係質量二者之間的相關。
Loulan（1987）稱，女同性戀伴侶對關係滿意的話，即可對其性生活保持滿意。其他研究者發現，性滿足指數和關係滿足指數在女同性戀伴侶中呈相關 （Peplau et al., 1978; Peplau et al., 1986; Schreurs, 1993），而在男同性戀伴侶中亦呈相關（Kurdek , 1991）。雙方親密無間、雙方互動感情投入和頻繁的性生活，促進女同性戀 伴侶的性滿足程度（Peplau et al., 1986; Peplau et al., 1978）。 Blumstein和Schwartz（1983）發現，性接觸頻次與性滿足度之間的相互關係，女同性戀伴侶、男同性戀伴侶和同居／已婚異性戀者相同。荷 蘭一項關於女同性戀者的抽樣調查發現性親密（sexual intimacy, 即，過性生活並在性方面感到安全踏實）和性滿足之間存在相關（Schreurs, 1993）。
性滿足還跟下列變量有關：發生性接觸的頻次、旨在感受靈肉合一的做愛、感受慾望和高潮的做愛、積極主動發生性關係、對情愛關係的滿足程度、對 “專偶制度”的觀念。什麼是影響性滿足的最重要變量？為求此解，進行了逆行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到目前為止，性親密是伴侶中性滿足的最重要因素。對伴侶關係的滿意程度和性頻次變量也在逆行分析之內。由此得出，性滿足程度與伴侶關 係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高於跟“做愛動機”等個人方面變量的相關。在女同性戀伴侶關係當中，權力失衡似乎對性滿足有負面衝擊。跟權力平衡的 把女相比，權力失衡的伴侶報告出較低的性滿足度（Caldwell & Peplau, 1984）。當面臨經濟紛爭或分工分歧時，女同性戀伴侶和男同性戀伴侶並未報告出較低的性滿足，這一現象與異性戀配偶形成對比反差（Blumstein & Schwartz, 1983）。
不過，Loulan（1987）稱，在約20%的情況下，對性生活的不滿是由伴侶關係緊張導致的。在兩年或更久的女同性戀伴侶關係當中，對“床地之事”意見不合，再加上性滿足度較低，則加劇分手概率（Blumstein & Schwartz, 1983）。
性行為 在 女性性藍本[female sexual script ]基礎之上，我們假設：女同性戀伴侶的性技巧比較有限。遺憾的是，該假說尚未得到女同性戀伴侶的直接試驗證實。 [女同性戀者]性行為方面的數據，多數來源於對女同性戀者的個案考察，其中部分被試在調查進行時有穩定的伴侶關係，其他被試沒有。多數（約90%）女同性戀者自慰[2][譯註1]（Akkerman et al., 1990b; Califia, 1979; Loulan, 1987）。
對自慰行為感覺良好的[女同性戀者]佔75%強（Califia）。約半數不僅自己手淫，還將其作為與伴侶進行的性接觸的一部分；另有一些人將“自我刺激”視為只對自己做的一種性活動（Akkerman et al., 1990b）。女同性戀者之間最常用的性技巧是手- 生殖器的接觸和口-生殖器的接觸。 用摩擦的發生概率較低。進行[過]手-生殖器接觸的女性佔60%到98%，承認有口-生殖器接觸的被試佔60%到80%，用身體摩擦的佔17%到63% （Akkerman et al., 1990b ; Bressler & Lavender, 1986; Califia, 1979; Jay & Young, 1979）。
除Califia之外，這些研究人員都報告說，手-生殖器接觸的發生率，高於口-生殖器接觸的發生率，而對此兩種性行為的看法和態度沒有差 異。另外，別看用身體摩擦的發生率不算太高，對此類行為的看法和態度，比想像的要積極肯定得多（Jay & Young, 1979）。1985 年之前進行的調查，都沒詢問女性被試對陰道進行刺激的情況。把手指放入陰道似乎跟口-生殖器接觸一樣常見（Akkerman et al., 1990b; Loulan, 1987）。用假陽具插入陰道、用其它物品插入陰道、使用震盪器、進行肛門刺激、施虐／受虐行為（sadomasochism, S&M）相對少見，被訪者承認的這些技巧的發生率為1%（施虐／受虐）到40%不等（使用震盪器、進行肛門刺激）（Akkerman et al., 1990b; Califia, 1979; Jay & Young, 1979; Loulan, 1987）。Blumstein 和Schwartz（1983）集中調查了被訪伴侶的口-生殖器接觸。
他們總結說，在女同性戀伴侶當中，口-生殖器接觸越多，性滿意度和關係滿意度越高，對“性”的意見不合越少。進行口-生殖器接觸的，未必是“男性化”（外露、進攻性、強有力）的。稱自覺“女性化”（溫柔、憐憫、體貼）的女性，報告出較經常的口-生殖器接觸。此外，越年輕、性經驗越豐富，口-生殖器接觸越多。女同性戀伴侶在做愛過程中的親吻行為，比異性戀配偶和男同性戀伴侶的多（Blumstein & Schwartz, 1983）。親吻、緊緊的熱烈擁抱、依偎蜷伏、耳鬢廝磨，似乎是多數女同性戀者之性存在的一部分（Akkerman et al., 1990b; Loulan, 1987）。在做愛過程中的親吻行為，跟性生活領域之外的矛盾衝突之間未見相關（Blumstein & Schwartz）。這與異性戀配偶和男同性戀伴侶不同。當身邊環境不便於親吻的時候，女同性戀伴侶很可能不做愛。
性高潮的發生頻次似乎相對較高。跟伴侶做愛的時候，76% 到89%的被訪者幾乎總能達到一次高潮（Akkerman et al., 1990b; Coleman et al., 1983; Jay & Young, 1979; Loulan, 1987）。同性戀女性報告的高潮機率，和異性戀女性報告的相同（Bressler & Lavender, 1986），或高於異性戀女性（Coleman et al., 1983）。對方的高潮似乎比自己的高潮體驗更重要（Akkerman et al., 1990b; Jay & Young, 1979）。所以約20%的被訪者承認，有時或經常假裝達到高潮（Akkerman et al., 1990b; Califia, 1979; Jay & Young, 1979）。多數女性說，對於滿足來講，情感上的親密感比達到高潮更重要（Akkerman et al., 1990b）。在對女同性 戀伴侶和異性戀伴侶進行的實驗室觀察的基礎上，Masters 和Johnson（1979）總結說，女同性戀者對對方進行性刺激的時候，不像男人那麼“直奔主題”。
女同性戀者刺激對方的整個身體和乳部，刺激的時間比 男人的長；對生殖器的刺激，目標是給予快感；較高級別的興奮喚起，與較低級別的興奮喚起交相輝映、交迭進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