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在當今社會依然是個敏感的話題，雖然同性戀經歷了從疾病到正常現象觀念的轉變，世界上也有十幾個國家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對同性戀的歧視與誤解仍普遍存在，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在許多國家仍存在激烈的爭論與巨大的分歧。目前在中國關於同性戀的調查報告的研究都是基於異性戀眼光怎麼看待同性戀的，卻缺少同性戀自己的聲音，由異性戀決定同性戀婚姻能否合法化是不是有失公允。
同性戀的研究歷史
同性戀在很多工業化國家經歷了罪行化——病理化取代罪行化——正常化的過程，同性戀研究的演變也與這個過程互為影響。
同性戀罪行化
古希臘崇尚男性美，愛慕同性被視為強烈男子氣概的表現，古羅馬帝國也寬容同性戀，但基督教的興起使同性戀開始受到嚴厲譴責。作為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礎，《聖經》中的生殖崇拜是反對同性戀的最根本理由，至今如此。
目前已經有一些歷史學家對《聖經》中反對同性戀的條文提出質疑。耶魯大學的約翰·波斯威爾博士對17種語言的歷史文獻進行詳盡考證後，得出結論：對於同性戀的強烈道德譴責是17世紀以後才出現的；教會人士反對同性戀的論據其實是基於對《聖經》的誤解和誤譯。但教會的影響根深蒂固，新考據的社會影響相當有限。
病理化取代罪行化
19世紀中期，隨著行為科學的產生，一些醫學專家開始關注人類性行為。1849年，瑞士醫生剋洛德·弗朗索瓦·米基亞從對一例戀屍案的分析出發，發表了有史以來第一篇有關性變態的醫學論文，他在文中首次提出，同性戀是一種天生的生理缺陷。
奧地利精神病醫生理查·馮·克拉夫特一埃賓根據臨床經驗寫成了《性心理疾病》一書，第一部分《性倒錯》致力於論述同性戀。此書認為同性戀者來自父母一方或者雙方都有疾病的家庭。當時同性戀被列為犯罪或受到道德譴責，而此書獨樹一幟地堅持道德中立的態度，提倡以治療來代替監禁，被視為進步。不過克拉夫特一埃賓同時指出：同性戀者被“治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0世紀初，奧地利精神病學家西格蒙·弗洛依德創立的精神分析學認為，如果男孩來自強母弱父的家庭，他與母親的關係必然過於親密，與父親相對疏遠，長大後勢必缺乏應有的男性氣質，因此他試圖尋找一名男性伴侶來做彌補——“戀母情結”是男同性戀的情感起源。雖然弗洛依德步人晚年時傾向於贊同同性戀非病的觀點，但此時精神分析學已經在精神衛生行業中佔據了主導地位，“轉變療法”成為治療同性戀的盛行方法。
正常性研究的發展
在同性戀病理化的過程中，西歐部分學者斷斷續續提出過同性戀正常化的倡議。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正常性研究最早始於18世紀的社會改革思想家傑洛米·本森。本森從效用主義的原則出發，將社會福利視為個人福利的總和；同性戀行為互惠雙方，且沒有對他人造成傷害，因此禁止同性戀只會降低社會福利——同性戀不應該被列為犯罪。雖然本森的這些文稿到20世紀中期才見天日，但效用主義原則成為拿破崙時期法律改革的理論依據，使法國、意大利等國和德意志部分地區率先擯棄了將《聖經》作為立法依據的慣例，在刑法改革中取締了對同性戀行為的懲罰。
19世紀後期，德國律師卡爾·亨利希·烏爾利克斯借助當時胚胎學的研究成果，認為存在著一個介於男女之間的“第三性”，男同性戀者是“陷於男性身體中的女性”，女同性戀者則正好相反。克拉夫特一埃賓就是受此啟發後，開始研究同性戀。
在克拉夫特一埃賓竭力將同性戀病理化的同時，英國心理學家靄理士寫就《性倒錯》一書，首次在英語世界裡提出了同性戀非罪非病的觀點。雖然此書被禁止在英國本土發行，但外文譯本陸續傳人了其它國家(包括中國)。文史學者約翰·艾丁頓·西蒙茲將自己的一生經歷寫入了《回憶錄》，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第一本同性戀自傳。同時期的英國學者兼詩人愛德華·卡賓特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開始為婦女和同性戀者的平等權益而呼籲。
德國性學家馬格努斯·赫希費爾德於19世紀末成立了科學人道委員會，致力於性健康研究。他在學生和礦工中展開社會調查，結果發現約1%的男性只受到同性的性吸引。這是首次有關同性戀者佔人口比例的社會調查。除此之外，赫希費爾德還徵集到愛因斯坦、弗洛依德、肖伯納和托爾斯泰等人的簽名，敦促德國政府廢除刑法中懲罰同性戀行為的條款。然而，這些努力因納粹上台而受到阻撓和中止，德國同性戀者被斥“辱沒民族”而被關人了集中營，囚徒們佩戴的粉紅三角後來成為同性戀權益運動的象徵。
至20世紀50年代之前，同性戀研究由於國別與語言差異使交流缺乏，年代的斷層也使其缺乏系統性和連續性，難以對病理化學說造成有效衝擊。“強母弱父”家庭模式一度成為同性戀起源的標準解釋，但它受到各學科的猛烈衝擊，並最終淡出了醫學舞台。
1948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阿爾弗萊德·金賽博士的研究小組發表了《男性性行為研究》。該小組通過對5300名男子的詳細調查表明，有37%的人在青少年至老年時期有過同性性行為，10%的人在一生中至少有三年從事單純的同性性行為。這項統計數字表明同性戀者是一個隱秘而龐大的群體，這對於懲罰同性戀的法律依據提出了質疑：同性戀行為的普遍存在並沒有產生什麼不良社會影響，可見它並非洪水猛獸。研究報告還指出，同性戀是人類的基本能力之一，不應該將異性戀當作唯一正常的生物導向，而將同性戀列為病態；即使將同性戀列為病態而加以壓制，也不能阻止下一代同性戀者的產生。
50年代初，人類學家克利夫蘭·福特和弗蘭克·比奇發表了《性行為模式》一書，通過對跨文化人類性行為的研究，發現同性戀不僅在大多數文化中被視為正常，而且有些社會還特許某些成員如此行為；靈長類動物中也存在同性戀行為；同性戀和異性戀都是文化訓練的產物，人類原始的模糊狀態中包含了同性戀和異性戀兩種性傾向的能力。福特和比奇在暗示同性戀先天性的同時，將它視為與異性戀並行的正常性愛表達方式，並對精神病醫生具有的干涉權力提出了質疑。
從精神衛生角度研究同性戀正常性的先鋒是心理學家艾弗倫·胡克博士。胡克比較了30名已經坦然地接受了自己性傾向的同性戀者和30名在職業背景和智力狀況方麵條件相近的異性戀者的心理狀態，發現同性戀者的心理健康程度絲毫不亞於異性戀者，老練的精神病學家根本無法將兩者區分開來。
她因此得出結論：同性戀的“病態”其實是社會壓制的結果。
金賽、福特、比奇和胡克等人從調查數據出發，嚴厲質疑了同性戀病理化的醫學根據，但精神病學的理論基礎也同時受到了嚴重挑戰。具有醫科學歷的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一書中指出，醫學賦予醫生定義疾病的權力，精神病家從自己所處的正常狀態出發，將偏離這種狀態的人定為患者；殊不知，常人世界從“患者”看來也是偏離正常的。所謂“正常”的標準是相對的，而不一定是對事實的客觀反映。福柯在《性史》中指出，歷史上本來只有與同性發生性行為的人，醫學專家人為建構起來“同性戀”概念，並貼上情緒不穩、墮落等特徵標籤。這樣一來，人們用這些不良特徵來看同性戀，產生反感甚至仇恨，從而導致了對同性戀人群的壓制與迫害。薩斯認為，醫生治療同性戀，貌似人道，實質上承襲了牧師和警察的衣缽，同性戀者卸下道德和法律枷鎖的同時，卻被套上了科學的鐐銬。社會建構主義對於正統理論的顛覆和反叛也成為酷兒理論的基礎。
1968年，美國社會學學會發布聲明，要求社會消除對同性戀者的歧視，這是第一個為同性戀者權益呼籲的學術團體。1973年，美國精神病學會經過對有關同性戀病理化/正常性研究的仔細審查與比較，做出將同性戀剔除出疾病分類的決定，美國心理學會也於次年做出了類似決定。當時的《疾病分類與統計手冊》僅保留“自我不和諧的同性戀”條款，仍將心理狀態不佳的同性戀者視為醫療對象，但這一分類後來也被取消。
1992年，聯合國衛生組織將同性戀剔除出疾病分類，標誌著同性戀正常性完全受到了國際醫學界的確認，美國精神病學會、美國心理學會、英國心理學會和澳大利亞心理學會等還發表公開聲明，反對“治療”同性戀。90年代初，生物與醫學研究技術的進步將同性戀先天性研究提上了日程。其中有關前下丘腦間隙核的大小和染色體研究直接探求同性戀的生物成因，針對女同性戀者的耳波研究和手指長短比較則通過相關性探討來試圖為同性戀先天性提供佐證。為了排除後天環境對性傾向形成的可能影響，英國學者比較了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在驚愕反應方面存在的差異。雖然這些研究的結論還需受到重複實驗的確認。可以說，有關同性戀先天性的研究仍處於起步。
隨著同性戀者的日益曝光和同性戀研究的發展，原被視為恐同主義大本營的精神分析學界內部也發生了根本變革。1998年底，美國精神分析學會召開研討會，全面檢討了精神分析學界近百年來對於同性戀病態說的促成和在歧視同性戀方面所起的推波助瀾作用，這標誌著精神分析學與同性戀病理說的徹底決裂。
正常性的確立為同性戀研究打開了大門，而80年代中期爆發的艾滋病使同性戀人群加緊了社區與學術界的聯繫，探討行為、健康、伴侶關係以至法律權益和同性婚姻等議題。實事求是和不為陳見左右的科學道德使學術界成為同性戀人群的堅定支持者。最近幾年來，美國佛蒙特州和加州開始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美國最高法院全面取締對同性戀行為的法律懲罰，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和卑詩省實施，歐盟議會要求各國法律承認同性伴侶，這些進展與學術界人士的支持性參與是分不開的。
我國各地區、各個年齡層次、各個職業人群都普遍存在同性戀人群，近一半以上居住在大城市，可能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大城市普遍有更多的機遇，而且大城市相對於農村思想觀念更加開放，更加能包容同性戀人群。邊遠地區的同性戀因為所在地區交往不便，更容易感到家裡、周邊環境的壓力，跑到城市來。80%的同性戀發現自己是同性戀就能接受自己，而超過10%的同性戀者本身也會因為社會與家庭的觀念影響，無法接受自己是同性戀的現實，選擇逃避或接受心理輔導。正因為網絡是超過60%同性戀者結交同性戀朋友的方式，因此本文引用目前網絡微博的部分內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目前在一些國家或地區已經批准同性婚姻合法化，或同性伴侶民事結合，它們是荷蘭、丹麥、比利時、加拿大、芬蘭、德國、法國、英國、挪威、冰島、瑞典、格陵蘭、巴西、捷克、斯洛伐克、烏拉圭、美國等國家。而在中國，同性戀目前面對困難的處境：一方面，由於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強調生育，而同性戀不可能生育，就被這些人視為沒有價值或者是一種不幸。我國學術界認為崇尚生育的傳統文化是我國社會歧視或反對同性愛現象/人群的淵源和基礎。“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多子多福”等傳統思想深深地印在中國人的思想中。但是婚姻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子孫的繁衍？還是平等的自由感情和一生的結合？如果同性戀因為無法繁衍後代而不允許結婚的話，那麼超過50歲以上的老年人的男女異性婚姻是不是也被禁止呢？其次，由於大眾普遍對同性戀的無知和誤解，往往同性戀關係被視為道德敗壞。甚至有孫海英等名人站出來公開反對同性戀，認為同性戀是犯罪。近一半同性戀的性觀念還是中間的，近五成同性戀從來沒有一夜情，八成多同性戀與異性交往無障礙。可見，同性戀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是受西方性解放思想的影響，思想道德敗壞，或者是被異性傷害拋棄而產生的變態心理，並非社會上所說的一夜情氾濫，甚至說是犯罪。再次，中國人普遍有從眾心理，努力使自己和大多數人一樣，是不能接受有人會跟自己不一樣。但是每個人都是唯一的獨特的不同的，不只在同性戀這個問題上，在很多事情上每個人看法都是不一致的。雖然同性戀對於主流文化說是少數人群，但是少數人群就要受到排擠打壓甚至歧視嗎？同性戀人群雖然在人數上佔一小部分(3%~5%)，但是他們其實就可能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你的子女、同事、朋友，他們同樣在你身邊為這個家庭、國家做著自己的貢獻。
在中國，同性戀還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同性戀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遭受歧視，調查中總共有八成多同性戀認為中國同性戀的處境是弱勢群體，嚴重的歧視與不公。面對現實的壓力，同性戀往往隱藏自己的性取向，有的甚至走入異性婚姻。據張北川教授估計約有1000萬中國女性嫁給了男同性戀者，並且有80%~90%的男同性戀者正在打算結婚或已經結婚。目前保守的估計，國內的“同妻”(注：因社會文化壓力等原因，許多性取向為同性戀的男人與異性結婚，他們的妻子被稱為同妻)人數不少於1000萬。同性戀者違背自身性取向，違背“夫妻相互忠實的義務”，背著“欺騙”、“不忠誠”的罵名走入異性婚姻，不僅對自己造成傷害，而且也侵犯了配偶的知情權、配偶權甚至健康權。著名性社會學家劉達臨教授等據其調查結果指出，中國90%以上的男同(含男雙性愛者等)已經或將會與異性結婚，而他們的異性伴侶卻並不知道實情，這就形成了兩個情感畸形的婚姻家庭。當異性伴侶得知實情后，可能會引發悲劇的產生。2012年6月15日凌晨，成都某高校外國語學院韓語教師、剛考取博士研究生的羅某，因無法接受自己作為一個同妻的事實，從科華南路一座公寓的13樓墜下，當場身亡。這是同妻的極端例子。張北川說，當前中國有關性取向和性別弱勢人群的政治、法律環境，不僅與發達國家相距遙遠，也明顯不如南非、巴西等新興大國，甚至落後於古巴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同性愛者所處人權環境之惡劣，讓科學與博愛痛心和恥辱；而同妻遭遇的不幸，同樣讓平等與自由神傷和蒙羞。
李銀河說，我們不僅落後於歐美，而且落後於非洲國家了。春晚的“找力宏”事件之所以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台灣電視連續劇《兩個爸爸》的熱播，都顯示出了同性戀這個群體廣泛的群眾基礎。2013年1月30日下午北京平谷，兩名老年男同性戀者在支持者的鑑證下舉行“婚禮”。兩人還在微博上積極發布信息，尋求網友支持，並反駁部分身邊人和網友的歧視看法：“我們兩個老頭相愛了。”2013年2月25日北京有一對女同性戀欲結婚登記遭拒，隨後廣州女同性戀人欲登記結婚遭拒，此次調查顯示，84.69%的被調查者支持中國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如果中國通過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有50.43%的被調查者表明會立即註冊申請結婚。但是鑑於目前中國同性戀婚姻還未合法化現實，超過30%的同性戀者不會對任何人表明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五成的同性戀目前最大的煩惱是社會和父母不能接受自己，49.89%會考慮形式婚姻，4.24%目前已經是形式婚姻。形式婚姻是一個男同性戀與一個女同性戀結婚，給父母家人社會一個交代，雖然婚姻受國家法律保護，實際上就是一場戲，夫妻間沒有性關係，雙方在生理和人格上保持獨立，這樣的婚姻往往因為經濟、孩子等諸多問題產生矛盾分歧。有42.56%調查者希望自己能和相愛的同性戀伴侶共度一生。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的今天，我們應該尊重每一個人，支持同性婚姻，這也是體現中國人權進步的標誌。
近年來，作為社會學知名性學專家李銀河幾乎每屆兩會期間都會公開邀請人大代表能夠幫忙提交或吸收相關議案，卻始終沒有得到回應。李銀河在同性婚姻提案中提出，中國允許同性婚姻有百利而無一害。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可以使同性婚姻得到法律保障，並可以減少與其他同性間短期性關係，減少性病傳播機率，同時也是控制人口的手段之一。2013年2月16日，李銀河曾公開呼籲今年兩會期間能有代表提交和附議該議案。此後，一直從事同性戀群體公益工作的梁文輝在微博上@了多位較為活躍的全國人大代表，但未有回复。最近，百餘位同性戀父母又聯名公開致信全國人大代表呼籲修改《婚姻法》，希望同性戀者能擁有平等的婚姻權利。受此啟發，梁文輝決定通過寄信的方式“希望會有回音”，經過一天一夜搜索，終於找到百名全國人大代表的辦公地址。對於寄信的回复率，梁文輝表示有一定的擔心，“有一封回复都是希望，我們主要還是希望通過行動讓人大代表對此問題給予關注。”
希拉里說，同性戀人群“是完全平等的公民，享有公民權……包括婚姻權”。她表態，“從個人及政策法律角度”支持同性婚姻。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公開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這體現一個公民基本的人權。指導AIDS防治工作反歧視的政策背景與人權理念有關。我國學術界已從反歧視和人權建設的角度明確提出這一問題。在當今這個自我權利早已推崇的社會，我們卻用著自己的力量去干涉別人的私人生活，而且不受法律制裁，我們認為這是有悖於中國法律精神，甚至是有悖於憲法基本人權精神的。公平對待同性戀人群，不僅有利於婚姻家庭的和睦，在社會範圍內也有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人無高低貴賤之分，每個群體都有爭取平等、爭取自己應有的社會地位的權利。在中國這個注重傳統觀念，但又強調法制、人權的國家，是不是也應該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雖然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但是一旦中國同性婚姻合法化，會給更多中國公民帶來婚姻與家庭的幸福，給中國的同性戀人群一個美好的明天。隨著社會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得到進一步認可，我國同性愛/艾滋病問題將有望得到較好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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