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奧蘭治周刊》封面專題：他的名字叫公平
他曾經在校園裡努力消除同性戀與異性戀之間的鴻溝，幫助像他一樣的同性戀學生創建了一個避風港。然而，此後發生的事情令人心碎……
作者： Rick Kane 譯者： lovin_you
奧蘭治縣艾爾·摩德納(El Modena)高中525教室是一間化學教室，從它裡面的佈置很容易看出來：裝訂整齊的元素週期表，整齊排放在書架上的各類科學教材，咯吱咯吱響又冰涼不舒服的金屬板凳，學生們用來做那些簡單的和不那麼簡單的實驗的烏黑的工作台。教室裡的一面牆壁上還貼著一張三棱鏡遇光呈虹的原理圖解。
希瑟·澤汀(Heather Zetin)說：“安東尼(Anthony Ray Colin)是我認識的唯一一個出櫃的孩子，他因此有了不少綽號。總體來說，這裡的人的確仇視同性戀者。而當我們要組建同性戀俱樂部的消息傳出後，情況變得更糟糕。”
哦，等等……那的確是彩虹旗。525教室也是艾爾·摩德納高中GSA ( Gay –Straight Alliance/同性戀- 異性戀聯盟)俱樂部每隔一周週三開會的地方，這對於俱樂部來說這絕對有著非凡的意義。教室裡掛著各類讓人引以為豪的徽章：一個人印著“釋恨地帶”的磁鐵黏在衣櫃上，還有其他一些宣揚平等、多樣性的標誌。
儘管這些徽標和標語足夠精彩，但對於聯盟的學生領袖希瑟·卡瑞羅(Heather Carillo)和阿曼達·格萊姆林(Amanda Gremling)來說，一切依然任重道遠。比如他們要保證在募捐會上銷售的印有“愛就是愛”(Love Is Love)的六色彩虹徽標，以及那些印著“我是男同/我是女同/我是直男/我是雙性戀/我是人”的官方T卹有足夠數量。俱樂部的活動依然得按計劃進行，為課後同性戀題材電影的觀看活動購買披薩、零食和飲料——下週的《壁花少年》看起來是個挺有人氣的選擇。
加入這個俱樂部不需要測試什麼的，也不一定非得是同志。卡瑞羅和格萊姆林就都是異性戀者。任何一個想成為這充滿友愛熱情的群體的一分子的人，他 們都歡迎。
卡瑞羅說：“大家都懷有一顆寬容之心，即便對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看待我們，並想了解我們是什麼樣的人也是如此。”
學年開始時，有60名學生把525教室塞得滿滿的，他們對俱樂部充滿好奇。然而現在每次開會只有15人左右，這已經是很不錯的保留率了。
“每年伊始都是學生們接觸了解各個俱樂部的時候。”恩內斯托·諾達多(Ernesto Nodado)說，就是這名化學老師建議將525教室作為GSA的開會地點。“只要GSA實實在在地存在就足夠了。即便學生們四年如一日地在這樣一個教室開會不是那麼令人舒服，但這至少讓他們在來的第一天就知道有著這樣一個安全之地存在。”
安全之地。
就像安東尼一直希望的那樣。
1999年，科林(中)出席奧蘭治學區董事會議(Leonard Ortiz/奧蘭治縣檔案圖)
安東尼·科林是個15歲的瘦高個少年，頂著一頭黑髮，有時他還愛在上面加上些可愛的紫色條紋。1999年，他是艾爾·摩德納學校公開同性戀者身份(甚至是唯一)的學生。打扮入時、十分健談的他，常常因自己的同性戀者身份受到那些不太能接受同性戀的同齡人的嘲笑和欺凌，他從幼時起就經受這一切。
對科林來說，欺凌在小學和初高中都是家常便飯，許多孩子因對他做出近乎不可饒恕的事情，而被停課處理。
13歲時，他決定出櫃，告訴了媽媽。
“7年級時，他帶著滿臉悲傷和驚恐回到家，說：'媽媽，我是同性戀者。'我笑了，告訴他：'你只有13歲，怎麼會做這樣一個成人般的決定呢？'他說：'媽媽，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我說：'好吧，我們再談一次，但你得清楚，你不會遭到我的打罵。'”
剛開始，科林在朋友和家庭中獲得很多愛、支持和包容。“我常常告訴孩子：人無完人。”杰茜(Jessie Colin)回憶道。但他在公立學校的生活還是十分艱難，狀況很糟。直至他來到艾爾·摩德納學校後，騷擾變成直截了當的暴力。
“學生們拿滿罐的汽水和吃的東西砸他，”杰茜回憶道，“人們都只想著怎麼拿他取樂。由於在男生浴室會遭到欺負，他從來不去那兒，只能使用一間靠近校長辦公室的浴室。他9年級時開始上體育課，但不久後對他來說體育課就只是一個名字，因為同學們用殘酷的方式對待他。上體育課的時候，大家都叫他'怪胎'、'娘炮'、'基佬'。”
科林最終受夠了。受到一年前發生的馬修·謝帕德謀殺事件(注)影響，他計劃在校園內開辦同性戀- 異性戀聯盟，這樣的話，他和學校裡的其他同性戀學生就會有一個去處，逃避來自四面八方的敵意，即便只是一小會兒。那時，類似的組織也在全國高中流行起來——包括當時正在舉辦20週年校慶的噴泉谷高中——因此，科林想，這為何不能在自己的學校裡實現呢？
杰茜·科林覺得這是個不錯的想法。
但選擇這地方開始實在太糟了。
希瑟·卡瑞羅、阿曼達·格萊姆林(Dustin Ames供圖)
卡瑞羅和格萊姆林是艾爾·摩德納高中GSA現任領導人，1999年的時候還只有3歲。還有顧問諾達多，已經設法從別的地方來到奧蘭治縣。每年該組織第一次會議開始的時候，社會科學老師希瑟·查普曼(Heather Chapman)都會到場為學生們上一堂歷史課，而這段歷史在別的地方幾乎已被忘卻。
“那段時間很艱難，”查普曼說，“現在情況好多了，但人們不會知道我們曾經有多艱難。過去幾年裡，許多學生都想組織GSA，但他們要么得不到支持，要么被直接拒絕。”
在此之前，查普曼是受僱於奧蘭治學區(OUSD)的一名流動教師，艾爾·摩德納學校是其中一所。那時新的非學術型學生組織都必須經過奧蘭治教育協會的許可才能成立。20世紀90年代，擁有大筆資金的秘密組織“教育聯盟”將基督教保守分子無聲無息地滲透進奧蘭治教育協會，他們對於OUSD不審查候選人背景的猜測是正確的(OUSD對候選人背景的忽視讓該組織在2004年受到了高度關注：時年，臭名昭著的娛樂陰謀理論家史蒂夫·羅科僅僅在工作背景方面將自己列為“教師”，就成功當選了奧蘭治教育協會委員)。
1999年，基督教保守分子就已經在7名委員中佔據多數席位，他們非常排斥其他人。教育協會取消了校內指導顧問，還想將區內的一個食品商店私有化：該食品商店開在黑人區，被視為該區農業局給予黑人的恩惠。他們想組織改革進程。為了不被州政府控制，他們甚至拒絕了給予貧困學生作獎學金的25000美元。
還有很多人也想藉此成名。1993年，馬丁·傑科布森(Martin Jacobson)也在爭取席位，當時他帶著一個電子監視手鐲，這是他堵了一個流產診所的門而獲得的“獎勵”。與此同時，莫林·艾什科夫(Maureen Aschoff)和比爾·路易斯(Bill Lewis)從“奧蘭治縣的弗萊德·菲爾普斯”創始人盧·謝爾頓(Lou Sheldon)以及他的保守價值聯盟處得到不少資金。
在這種情況下，就連同性戀學生的存在本身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此時，作為一名同性戀高中生，15歲的科林不僅表露自己的性取向，還想建個俱樂部，裡面都是和他一樣的同性戀者。
科林並不孤單，他得到其他同學的支持，其中一人，希瑟·澤汀，最終成了這個俱樂部的聯合創始人。
“我希望同性戀兒童能有一處安全之地，”澤汀解釋道，“安東尼是我在學校裡認識的唯一出櫃的孩子，有不少綽號。總之，這裡原本就非常仇視同性戀者，而一旦有流言傳出，稱我們正在試圖建立同性戀俱樂部，情況就會變得更糟糕。”
支持同-異聯盟的教師查普曼(左)和諾達多(Dustin Ames供圖)
科林申請成立這個俱樂部，但當時的艾爾·摩德納高中校長南希·默瑞(Nancy Murray)無視他的請求。最終，奧蘭治學區教育協會試圖就此事舉行秘密會議，但當地媒體發現了這件事，董事會不得不將此事公開。問題之一是社團的名字同性戀-異性戀聯盟——很容易被冒犯到的教育協會，對“同性戀”這個詞語在任何環境下的使用都頗有微辭，因此給他們提了個奇怪的建議，包括將社團名字改成“容忍俱樂部”。董事會成員凱西·沃德(Kathy Ward)荒誕地提出：“很多人覺得那個詞是一種直接的冒犯。”
他們定於1999年12月7日就是否允許俱樂成立一事進行投票。不出所料，這場投票吸引大批媒體的密切關注。幾家電視台新聞人員在董事會辦公室外面為他們的晚間播報作現場報導。支持和反對同性戀-異性戀聯盟的兩撥人群彼此互相吼叫。
“有很多憤怒的反對者誤解了俱樂部成立的目的。俱樂部的目的是促進尊重，”律師戴維·科德爾(David Codell)說，“協會成員把這個社團描述得好像就是為了宣揚同性性行為一樣，因而一定程度上造成公眾現在的歇斯底里。”
實際上，董事會的一些人認為，即便是在同性戀者和其支持者之間進行非常正常的討論，最終也會變成脫褲子辦事的狂歡。
“這些傢伙說的東西既醜陋，又粗俗，內容還完全跑題。”查普曼說。
馬丁·雅各布森就是那幾個下流的反對者之一。他曾痛斥，有些資料被馬薩諸塞州的一個同性戀-異性戀聯盟用來教孩子們如何進行K交、G交、手交。他警告說，艾爾·摩德納同性戀-異性戀聯盟的最終目標是“合法化同性戀行為……我們做的事情是為兒童的心靈而戰”。
“其中一個成員說，艾爾·摩德納同性戀-異性戀聯盟會放映黃色電影，以及其它更'活色生香'的東西，”查普曼回憶道，“安東尼在我耳邊小聲說：'查普曼小姐，那是什麼？'這些孩子根本連協會在談論什麼都不知道。”
可想而知，在協會如此的政治壓力下，7比0的投票結果最終否決了同性戀-異性戀聯盟的成立。
不過，在社團這邊，科德爾和其他幾個律師以及原告也在緊張地申請對奧蘭治學區(OUSD)的聯邦訴訟，認為董事會不僅否定了同性戀-異性戀聯盟擁有的《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權利，也違背了1984聯邦平等機會法。其明文規定這樣的宗教和非學術類學生社團可以使用公立學校的空房間，而且這部法律也支持同性戀-異性戀聯盟社團。
那麼董事會的反應是什麼？它提出禁止奧蘭治學區(OUSD)的全部38個非學術社團，包括像黑人學生聯盟這種看似無害的學生組織，而不是直接打擊如鯁在喉的同性戀-異性戀聯盟。但這個想法在任何一個地方都行不通，因此取而代之的是：通過投票決定，如果學生想加入俱樂部，必須有家長的許可協議。
2000年，科林對奧蘭治學區董事會成員發言(Leonard Ortiz/奧蘭治縣檔案圖)
從媒體那裡也傳來了熱烈反響。科林、澤汀和艾爾·摩德納的同性戀-異性戀聯盟(GSA)上了《時代》、《今日美國》和《紐約時報》。四月，打扮一新、塗著黑色指甲油的科林，發現自己出現在全國同性戀新聞雜誌的封面上。“同性戀青少年的反擊，”封面報導大力宣傳，“安東尼·科林引領新一代高中同性戀運動。”
與此同時，同性戀-異戀聯盟的法律代表，從美國地方法院法官戴維·卡特那裡尋求並爭取到一條預先禁令來反對奧蘭治學區(OUSD)：在法庭審理訴訟案期間，允許俱樂部集會，直到學年結束。
這是一次歷史性的勝利——聯邦法官下令讓公立學校董事會允許同性戀-異性戀聯盟社團在校園裡集會。在這個國家，這還是第一次。
“安東尼非常興奮。我很激動——無與倫比的激動，”科德爾說，“法官的意見是振聾發聵的。他真的非常重視這個案件，而且了解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我認為安東尼很英勇地把握住自己。他被很多同性戀社區的人士視為英雄，不僅是學生，許多成年人也佩服他的勇氣。社團的成立是對那些年來欺凌我們的人們的最好回應。”
奧蘭治學區(OUSD)董事會意識到他們將花費巨額金錢，目前也就沒有應對訴訟的必要了，董事會屈服了。2000年9月，董事會最終投票允許同性戀-異形戀聯盟集會。
從那以後，俱樂部一直可以集會。
“我為我們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自豪，我們開創了先例，因為這意味著同性戀兒童將會度過一段更美好的時光，可以有一個安全並支持他們的地方”，澤汀說，“這對安東尼來說非常重要，他想讓學校和世界成為對同性戀兒童更加友善的地方。”
高中畢業後，科林做了好幾份工作。他在美容院、餐館工作過，還幫他的父親(一位建築師和承包商)做建築活。
杰茜說：“他白天拆除房頂或者安裝地板，然後回到家，淋浴後，播放爵士樂，開始用毛線編東西。”
音樂是他的生命。他喜歡唱歌，經常到附近的卡拉OK去，鍾愛煙熏系列的歌曲，如：妮娜·西蒙(Nina Simone)，薩拉·沃恩(Sarah Vaughn)，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 。他開始化濃妝，參加位於布納維斯塔公園(Buena Park)的Since-Demolished Ozz夜總會的變裝表演。
沒有一個響亮的女裝名字是不能穿女裝的，科林有一個：公平女士(Lady Justice)，是對他贏得整個奧冶蘭學區支持的認可。他還在胳膊上紋上愛因斯坦的名言“偉大的心靈總是遭遇庸人的強烈反對”，以示紀念。
“他選擇'公平'作名字是因為他為勝利進行的鬥爭，”莎蒂婭·古茲曼(Shadya Guzman)說。她於2004年和科林相識，經常和他粘在一起。“有一天我們在看電視，奧普拉出來了，我才知道他是同性戀者。那時我們認識已有幾年。他說：'噢，我上了那個節目！'我好像說：'是啊，是的。'然後他說：'不，我是認真的！'就在那時，他把一切都公開了。”
科林的好友莎蒂婭·古茲曼(Riley Kern供圖)
在某些方面，科林經常在同性戀活動上講話。因為他在艾爾·摩德納中學所做的事，他被授予好幾個獎項。GSA是由奧蘭治縣人際關係委員會和西好萊塢共同發起的。但這樣的關注度讓人吃不消。
“我想，有一些人想和他成為朋友，就是因為他與GSA的關係，因此他不再告訴人們這些事，因為他不希望人們知道這些事，除非他知道他在這段關係中出於什麼位置。”古茲曼說。
“托尼為其他想發表自己意見的青少年打開一個全新的通道，”杰茜說，“但他說過，他從來不想成為領導者或追隨者，他只想成為獨立的人。”
杰茜說，相反，他的兒子更希望單獨行動。
“他總是為那些打電話給他或是臉書上的同性戀年輕人提供建議。他甚至還和那些未婚媽媽交談，幫助她們，把她們帶回我家，這樣我們可以供養她們。對托尼來說，最重要的是尊重。他希望每個人都互相尊重。”
但科林的自我價值問題逐漸顯現，他開始嘗試酗酒、吸毒。他有嚴重的間歇性抑鬱症。2008年左右，他被檢測為HIV陽性。雖然在朋友和家人看來，他常顯得那麼開心、快樂、開朗，其實，他的內心一直在掙扎。
古茲曼回憶：“如果有人情緒低落，他總是第一個給他們鼓勁。儘管他的內心傷痛，但他還是會逗我笑，給我男子漢的建議。我告訴他，他很堅強，他已經歷風風雨雨，他只需要奮鬥。”
2011年秋天，科林面臨許多健康問題。憂鬱症總是陰魂不散，為了治療讓人疼痛不已的足底筋膜炎，他又做了腳部手術，不得不靠拐杖走路。數年以來，他一直是莎爾·傑克遜(Shar Jackson)的密友。莎爾·傑克遜是電視女明星，因出演熱門美劇《梅莎》(Moesha)而聞名。她也是凱文·費德林(Kevin Federline)兩個孩子的母親。凱文·費德林後來與布蘭妮·斯皮爾斯(Britney Spears)有過一段短暫婚姻。
《奧蘭治周刊》(OC Weekly)通過一位代言人，就此事和傑克遜有過幾次不成功的接觸。以下信息來自河濱縣治安部門2011年的報告：
科林告訴傑克遜，他過去經常自殘，砍傷自己的胳膊和腿。在2011年11月打給傑克遜的好幾通電話中，科林表達了他的絕望。“我得提供什麼？我覺得噁心……我吸毒了。”柯林說他感到深深的孤獨，對傑克遜說她是他唯一的朋友。2011年11月21日，大約中午時分，傑克遜把科林從他父母位於奧蘭治的家中接走，然後兩人驅車去洛杉磯購物。在一家布法羅雞翅燒烤店(Buffalo Wild Wings)停下來喝了點東西，之後他們回到傑克遜位於科羅拉的家裡。當晚柯林不停地喝酒，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某一刻，柯林說他出去抽根煙。半小時過去了，柯林還沒回來。
一位傑克遜家的朋友正要出門，看見科林正靠在附近的一棵樹上。這位朋友沒有停下，而是打了電話給傑克遜，告訴她科林在哪兒。傑克遜開車來到現場，搖下車窗對柯林說話，但他沒有回應。下車後，傑克遜發現科林是吊在樹上的，一根2.5厘米寬的紅色皮包帶套在他的脖子上。他自殺了。
傑克遜開車回家，讓一位親戚打電話給911。他們又回到安東尼那裡，把他解了下來。醫務人員趕來了，試圖救活他，但是沒有用。3點35分，他被宣告死亡。
安東尼·瑞·科林，公平女士，27歲(莎蒂婭·古茲曼及科林家人供圖)
“這讓許多人感到傷心，太多人了，”古茲曼說，“我和他的家里人關係並不太親近，但是託他的福，我去見了他的母親杰茜卡，然後她給了我一個最大最溫暖的擁抱。她告訴我她有多愛我，她多麼感激我會在那兒。她這個剛剛喪子的母親，卻成了真正安慰我的人……”
“但是我真的太想他了，”古茲曼接著說，“我懷念他微微一笑的樣子，我懷念他捧腹大笑的樣子，還懷念他對我說，我是個瘋狂的小蕩婦！ ”
“這真是讓人心碎的一擊，”科德爾說，“我在他去世的幾星期前和他說過話，我只是順便看看他最近忙什麼。他當時十分開心，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而且他還和我討論他的計劃呢。我認為那一天原本可以發生一千種不同的事，會有完全不同的結局。”
“當初我們商量著建這個俱樂部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幫助同性戀者不去自殺，儘管這一點也讓他的逝世變得格外令人傷感。而且當法官同意這個俱樂部成立的時候，他在決定中寫下'這是生死攸關的事'，之後又談及同性戀年輕人的自殺率為何這麼高，他這個俱樂部如何在這個問題上提供援助。”
“僅僅一時的不好評價，並不足以概括我兒子的作為，”杰茜說，“這個男人身上還有更多你們沒有來得及看到的東西。”
GSA爭議過去十四年後，不僅僅是對艾爾·摩德納的同性戀男生，甚至是對奧蘭治縣所有高中的男同性戀者來說，情形都好轉了。在這裡有近50個學校成立了GSA社團，艾爾·摩德納也有了反欺凌政策，每年還會有一次集會來探討這個話題。
查普曼已經不會看到現在的OUSD董事企圖要關閉一些學生組織了——“他們遠比董事們所想的聰明得多，更加合理且更有節制。”(2001年，一些董事會成員— —包括“拳頭先生”馬丁·賈格布森在內——已被選民們選了下去。)
現在的艾爾·摩德納學生領袖卡瑞羅和格萊姆林深切地意識到，這是科林、澤汀，以及所有來這個俱樂部並參與其中的成員，留給大家的財富。每次他們到那兒，都會有學生來感謝他們親臨現場，感激此類組織的存在，感謝對他們的充分信任，可以傾訴著在家中和學校期間積壓在心中的秘密。
“我們今年還有不少人，尤其是新生，他們對我們說，'耶，繼續保持吧'，”格萊姆林說，“看起來今年有不少新生都對我們感興趣。我們的過去是瘋狂且重要的。如果我們就這樣放棄了，在這之前來的人都會極為失望。如果我們就這樣放棄了，會讓人傷心的。”
“我們現在有點名氣了，這樣蠻酷的，”卡瑞羅說，“成為GSA的領袖之一，是我最大的成就。”
“現在成為GSA的領袖真是我們的特殊優待啊，”格萊姆林說，“查茲曼小姐說，每當她和我們說起GSA的故事，她總會提到現在已經不會有人因為簽名加入我們而遭到過激反應了，這真是一件好事。現在加入這個組織已經不是個難題了。每天都佩帶我們的'愛就是愛'鈕扣，也已不成問題。”
全都不成問題了。就如同安東尼一直希望的那樣。
譯註：馬修·謝帕德(Matthew Shepard)，懷俄明大學學生，同性戀者，1998年10月7日在拉勒米遭反同性戀暴徒殘虐，送醫後不治去世，年僅21歲。
(協作翻譯：languageholic、narlus、MONOKlaus、一草、獨眼一點五/來源：譯言 )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