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威撰台北報導】

過去幾個月，眼尖的民眾可能發現，一支正在逐漸成形的新社運團體開始登上報章媒體的版面。這支新興的社運團體，是由一群同時關心性別及環境議題的人士所組成，它的名字叫做「台灣綠色酷兒協會」。

將近1年時間的籌備，台灣綠色酷兒協會（以下簡稱綠色酷兒）將於本月7日正式成立。協會至今參與過大大小小的活動，除了在內政部抗議呼籲政府不得撤銷吳氏跨性婚姻、參加同志大遊行、聲援跨性別團體要求取消強制手術之外，1130爭取婚姻平權的場子，同樣也看見他們的身影。不僅如此，協會也關心淡江大橋興建以及6年6百億治水預算等環境保護議題。

招集各國綠黨成員開會

綠色酷兒的創辦緣起，可追溯至2010年台灣主辦的第2屆「亞太綠人大會」，趁著各國綠黨成員來到台灣，綠黨的王鐘銘召開了「亞太酷兒綠人會議」（Asia Pacific Queer Greens Conference）。

當時的會議邀請到時任澳洲綠黨黨主席及國會議員的鮑柏．布朗（Bob Brown）發表演說。1976年出櫃的布朗，是澳洲國會有史以來第1位出櫃的國會議員，並長期領導澳洲綠黨。另外，與會的還有菲律賓的兩位跨性別者。

成立在即的綠色酷兒共有30位發起人，成員除LGBT，有1／3的發起人是性別友善的異性戀者。綠色酷兒創辦人、即將擔任協會秘書長一職的王鐘銘指出，綠色酷兒並不隸屬於綠黨，兩者無直接關聯，但共事的是同一批人。

提出「酷兒生態主義」

有別於平權運動將性少數視為人權主體，談包容、尊重以及接納；綠色酷兒的論述則是從「互需」的角度切入。綠色酷兒強調的是「我需要你」，性少數是「被需要」的，就跟生態環境不能缺少某一物種一樣。

從特定族群的角度來思考生態問題並非新鮮陌生的創舉。過去的女性生態主義就談論過女性小農如何拯救環境危機，原住民生態主義則汲取原民智慧，試圖謀求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同樣的，王鐘銘也提出自己的酷兒生態主義，思考同志族群對生態的貢獻。

從小喜愛閱讀生物學書籍的王鐘銘表示，幾年前在出版社工作，偶然接觸到洛夫加登（Joan Roughgarden）所寫的《演化的彩虹》（Evolution's Rainbow），在這本書的啟發下，催生自己對於酷兒生態主義的理解。

身為一名同性戀者，王鐘銘表示，自己一開始思考的問題是：「不生育後代的同性戀在演化中扮演何種角色？」他表示，基因沒有名字、不專屬於特定的個體，所以個體不需透過競爭或努力繁衍後代才能傳承自己的基因。

就族群或物種的延續而論，合作通常比競爭更有利，因此資源的分配，永續性及分享性比掠奪及獨占更為重要。而這個想法，就是王鐘銘提出的酷兒生態主義的基礎。

王鐘銘表示，性別多樣性不再只是涉及社會包容，它應該在環境運動當中被賦予更積極的意涵。就像從事環境運動的人都曉得，生物多樣性對生態環境至關重要；性別多樣性同樣也攸關社會的整體健康。

性平運動 不能只靠同志

共同發起綠色酷兒、同時也是大直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的黃益中，本身是一名異性戀者，他每年都會參加同志遊行，這是他第1次加入性別團體。談起自己為何要加入綠色酷兒，他說：「我的理念很簡單，同志運動要成功，不能只靠同志，同志畢竟只占人口少數，必須要有異性戀的加入。」

黃益中表示，「綠色」是環保、「酷兒」是性別，但說穿了，綠色酷兒追求的無非就是「正義」兩個字。所謂正義，就是讓最弱勢的人獲得最優先的照顧。他說，正義不光是口號，也強調執行面，綠色酷兒就是要逐步踏實地朝這個目標前進。

運用環境運動之經驗

未來，綠色酷兒特別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試著將環境運動長期累積的know-how應用在性別運動當中。今年8月上旬，內政部門口的吳氏跨性婚姻保衛戰，王鐘銘就率同幾名較少參加性別運動、但對於施壓公部門卻有一定經驗的社運夥伴前往聲援。

抗議過程中，他發現性別運動需要累積更多大大小小的實際戰鬥經驗及技巧。他表示，運動都要設定目標，至於如何才能達到，需要經驗累積。他相信，性別運動未來可以建立起同樣豐厚的經驗。

王鐘銘以近來的多元成家立法運動為例，多元成家是全國性議題，沒有親身參與其中的民眾，不曉得自己可以做甚麼。但在環境運動中，小從保護公園樹木、從事資源回收，大至反核運動，民眾有太多戰鬥的實際演練機會。但王鐘銘承認，性別運動本質上還是有些不同，畢竟參與環境運動不用顧慮出櫃的難題。

關於綠色酷兒的自我定位，王鐘銘認為，性別界最不缺乏的是學界的論述，基於性別運動分工，綠色酷兒未來主要會耕耘政治參與、街頭運動及社區經營等幾個面向。

（圖說）內政部8月7日開會討論吳伊婷與吳芷儀兩人的跨性婚姻有效性，樓下大門口距離許多到場聲援的團體，台灣綠色酷兒協會亦現身其中，右3及右2分別是綠色酷兒的創辦人王鐘銘及協會成員李昀岳。

（圖／綠色酷兒籌備主任委員賈伯楷。文／李威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