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以軍始終記得第一次聽到〈梅雪爭春〉（徐志摩作詞，張志亞作曲）這首歌時的震撼。那並不是他十五六歲校園民歌流行的年代，那時他已二十五六，住在陽明山的山坳裡，一邊在北藝大念研究所，一邊奮力寫著小說，某天音響中傳來楊芳儀、徐曉菁的二重唱：
南方新年裡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靈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殘落的梅萼瓣瓣在雪裡醃，
我笑說這顏色還欠三分豔。
運命說你趕花朝節前回京，
我替你備下真鮮豔的春景；
白的還是那冷翩翩的飛雪，
但梅花是十三齡童的熱血……
〈梅雪爭春〉，民國六十九年，包美聖推出第三張專輯《那一盆火》之中的第七首歌。那年我高二，包美聖的鐵粉，〈梅雪爭春〉是特別喜愛的一首。更因為是徐志摩的詞。小時候家裡有徐志摩詩集、日記、新月選集、愛眉小札，幾乎是我的「兒童讀物」，我都不知道書是哪裡來的，也許是大哥買的，都被我據為己有了。可駱以軍說，他的成長史截然不同。
那是他重度閱讀西方小說的時期，世界是卡夫卡、杜斯妥也夫斯基，又或者，日本的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對中國，無論古典或是現代，都是陌生的。有些接觸，也是魯迅、沈從文這些小說家。
「那一天這首歌，梅雪爭春，歌詞進到我的耳朵，我整個起雞皮疙瘩！這跟我理解的徐志摩不同啊。那時候對徐志摩的想像，一直還是康橋、陸小曼，就是一個浪漫的天才。而這首詩的背景，北洋政府正壓制變亂，報紙、知識分子一片義憤，但是他這歌詞，寫得這麼靈氣。他有一個悲憫的靈魂，遠距離的勾陳。我太震撼了，那陣子一直反覆聽。」
〈梅雪爭春〉這首詩，原作副題「紀念三˙一八」。1926年，軍閥猶在內亂，日艦砲擊國民軍，馮玉祥的西北軍開砲還擊，日本等國竟認為違反《辛丑和約》，對北京政府提出抗議。3月18日，大批憤怒的學生集結，抗議帝國主義、要求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臨時執政的段祺瑞底下府衛隊長下令開槍鎮壓，魯迅稱此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當時徐志摩是北京晨報副刊的主編（1925年10月-1926年10月），這首詩，1926年4月1日原載於《晨報副刊》。
這首歌，在那又濕又冷的陽明山坳裡，如雪，落在駱以軍的心上，讓他重新看待徐志摩這位早夭的詩人。
但這時候，校園民歌的浪潮已過了。我問以軍，國、高中時期聽校園民歌嗎？他說：「我那時候是流氓啊。」
「流氓就不聽音樂嗎？」
「流氓，同時也是文盲。我高中是成功高中。我就是那種，班際合唱比賽時，少數被選出的兩三個：你們只要動嘴巴，不要唱出聲音的那種學生。」
不對啊，我記得在KTV裡，駱以軍跟郭強生合唱的〈One night in北京〉，是我聽過最厲害的版本，「你唱得很好，而且你的節奏感非常好耶！」
「對呀，我現在老了。年輕追我老婆的時候，唱〈菊嘆〉、〈男孩看見野玫瑰〉，高音都是很乾淨的。可是做流氓的時候，被音樂老師叫上去唱歌，幹！這太不man了，是絕對唱不出來的。」
同樣是外省家庭長大，我和駱以軍共同的記憶是，小時候貧窮的家裡，卻有一台電唱機，還有一些黑膠唱片。駱爸教書，駱媽是小公務員，在永和有個小房子。民國六十年代，歲月靜好，很多家庭會覺得要學習新文明，在有電視、冰箱之前，可能先會去買唱機。駱爸會聽〈藍色多瑙河〉，一些優美的圓舞曲之類，並不真懂古典音樂，只是想要接近那個階層。但駱以軍那時是浪蕩子，不會去聽〈藍色多瑙河〉，「我爸其實是聽京劇的，但也不可能跟著爸爸去聽京劇啊。」
我說：「我就是啊，跟著爸爸去國軍文藝中心看平劇。」
「我那時，照我爸媽的講法，交到壞朋友，學壞了。」高中重考，念國四班時，認識一個高高帥帥，很會把馬子的本省男孩，日系的白馬王子形象，玩電吉他，玩Band，他爸是三重那邊的黑道。「他把了一個滿漂亮的女生，後來那個女生考上北一女，他考上附中。當他跟我們講，他把那女生破處了，對我衝擊很大，那時我們才十六歲，還是小孩啊。」兩人雖然背景、個性南轅北轍，但這個男生對駱以軍很好，還特別錄了一捲錄音帶送他，都是英文歌。現在回想，品味還真不錯。有木匠兄妹的〈Yesterday once more 〉、〈Superstar〉：
「Long ago, and, oh, so far away……」
還有Juice Newton的〈晨間天使〉（Angel of the morning），當然，賽門與葛芬柯的〈沉默之聲〉（The Sound Of Silence）是一定有的。都是挑他自己喜歡的歌，那種純粹的少年之愛，就像這些歌曲一般令他懷念。
駱以軍去溜冰，也是他帶去的。冰宮放的多半是Michael Jackson、Air Supply的舞曲。他們上了高中之後疏遠了。民國七十年代前期，台灣還在戒嚴。「那時如果你是一個十六七歲正常的好學生，大概就會聽民歌。但我逸出軌道了，跟那些在冰宮出沒的小流氓鬼混，看到的女生，也不是你們這種好學校的，她們頭髮會弄得像中森明菜。我其實很單純，又很暴力。身邊的流氓朋友，有從北港來的，他會教我台語歌。〈出外人〉（凌峰原唱，游國謙作詞，陳彼得作曲）是我少數會唱的台語歌：
「不通問我，不通問我，阮是出外的人……」
「哈哈！」
「他是台西、北港一帶出來的，因為我台語很爛，他教過的，我好像只會這首。可能還會幾句〈行船人的純情曲〉。我是後來才知道台語有像〈南都夜曲〉、〈港都夜雨〉這種很文氣的歌。不過，我的台西朋友，還會唱〈鹿港小鎮〉咧！」
噢，鹿港小鎮，「你是羅大佑的粉絲嗎？」
「不是啊，我就是一個尼安德塔人，就是一個文盲啊。後來突然有一天被電到了，瘋讀文學。可是從一開始接觸的文學就完全是西方的，雖然我爸爸是教中文系的，對我沒什麼影響。我把中國歷史、古典文學重新補課，是四十歲以後的事。」
這個尼安德塔人到底是怎麼被電到？文盲，是怎樣變成大小說家的呢？
「在高四班遇到一個漂亮的英文老師。她叫婁敏兒，應該是假名吧。因為英文太爛了，她上課我都在打瞌睡。有一堂課，她放〈Vincent〉這首歌，然後跟我們講梵谷，講著講著自己哭了起來，好激情。她把〈Vincent〉的歌詞寫在黑板上。對一般要考大學的人來說，那英文不難，可是對我來講，全部都是單字。而她講的這個畫家，梵谷，簡直就是我創作這條路的模版！」
重考班旁邊就有書店。駱以軍去看了余光中翻譯的《梵谷傳》，「不是受到文學的啟蒙而已，整個就是地動山搖，像宗教一樣。所以創作之路對我來說，很像是朝聖。後來又看了張愛玲的《半生緣》，又是一次天搖地動。好像覺得我只要把這本書背下來，就會天下無敵了！後來上了大學，讀大量的西方小說，到了研究所，老師教的也都是後結構主義、後殖民論述，傅柯等等。」
而〈梅雪爭春〉，這一首徐志摩短暫副刊主編生涯中，為三˙一八慘案寫下的一首小詩，在駱以軍整個沉浸西方文學的生命裡，如飛雪，如春梅，至今回想，仍有種澈骨的冰，異樣的美。
（本文刊於2023/04/19聯合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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