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有溫度的台灣史》。（摘自博客來）
孩子上國中以後，我很少關注他們功課，有一日女兒拿著歷史來問某事，我仔細一讀，才驚覺不妙。課本仍是舊的，不管是藍或綠，課本彷彿只有政治史，差別只是對日本統治、台灣光復、國民黨來台、兩蔣時代、黨外運動等的評價有所不同，但內容大體如是。
可是，我們曾有過的記憶呢？那屬於民眾的台灣史呢？我們曾經在三合院的曬穀場，半夜一起看棒球轉播，為中華少棒隊加油，我們所認識的第一個世界城市不是紐約、巴黎，是威廉波特那個棒球場。我們所認識的國家是美國、日本、古巴和那幾個很厲害的投手。1960年代，白先勇在辦現代文學，陳映真開始寫小說，台灣剛開始有電視機，人們還相信文學可以改變人的靈魂。
而那個時代，我的姑姑、堂姊妹們都在一家紡織廠上班，為國外的百貨公司做成衣，我的母親在農閒時也接縫紐扣的工作，大批衣服用三輪車搬到家裡來。那時我們的小客廳堆滿成衣，政府叫它「家庭即工廠」。那是唱著陳芬蘭的《孤女的願望》的時代。
十幾萬個女工同時進出高雄加工出口區，那是何等壯觀的場面！那時代裡，像大車陣一般的摩托車、載滿了女工的交通車，曾擠滿了高雄、台中潭子一帶，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刻。台灣製造連接全世界。
與此相伴的是許多離開家的女工，懷著青春之夢，從農村出來尋找自己的幸福。所以我們流行鳳飛飛那一首《我祝你幸福》，我們看瓊瑤的電影，那反覆播放的三廳電影，在訴說著一個少女離開農村之後，在工廠奮鬥建構自己的夢：有一個女人的房間，一個自己的廚房，有一個自己的家。那是現代化過程中，多少青年男女的夢。（即使是現在，哪一個離家的年輕人，不是這樣想呢？）
1970年代，失去聯合國席位的時候，台灣產生自我認同的危機。正如武俠小說寫的，反覆自問「我是誰」的人，將陷入更大的自我懷疑。然而台灣在那時代，卻以文化上的自我認同克服危機。林懷民回來台灣，「中國人跳自己的舞給中國人看」，鄉土文學用現實主義的冷靜，逼視現代化過程的危機與轉機，李雙澤喊出「唱自己的歌」，擺脫對美國的文化依賴，要找回台灣的根。這些努力，共同形塑著台灣。
1970年代末，和美國斷交的時候，台灣曾如此緊張，我們特別坐公車去火車站前，看美國新聞處是不是搬走了，沒有了美國，中共會動手嗎？然而，故事繼續著，我們讀完了大學，我們看到美麗島事件，看到台灣戒嚴30幾年的現實，像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年輕的世代覺醒了，社會的改變也開始了。
1980年代，我們擁有汙染的環境、雜亂的社會、衝突的文化、激情的夢想，充滿荷爾蒙和生命力，也充滿隨時爆發的街頭暴力、社會危機。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從民間底層的反抗開始，進行一個社會「再結構」的工程。它不是要革命造反，推翻重來，而是要求一個現代化社會的制度性建構。因此，在蔣經國的宣告「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開放兩岸探親」之後，台灣很快平靜下來，走入下一個階段。
這些都是我們迷惘、追尋、奮鬥、成長的歷程，是民眾共同的記憶。可是，這樣的台灣民眾生活史，在中學生孩子的台灣史未曾看見。彷彿台灣的過往只剩下政治，而且很多時候是帶著仇恨的政治，不是藍就是綠，而沒有活生生奮鬥的民眾生活。
我忍不住想，台灣人的好故事這麼多，我自己演講就說了許多，何不來好好說一說台灣的生命故事。寫出的故事，不管主角是誰，都是平凡的人，沒有偉人，沒有神話。寫出的人，要像真正的人一樣，是有溫度的。有時正義凜然，有時陰險狡詐；有時堅毅剛強，有時軟弱退縮；有時光明磊落，有時迷茫昏噩；有時義氣，有時小氣。一如人的內心，總是充滿矛盾。因為有矛盾，才有痛苦；有痛苦，才有記憶；有記憶，才能帶來力量。
於是我決定以說故事的筆法，懷著歷史的溫情與敬意，開始寫《有溫度的台灣史》。現在，這一本書終於完成出版。我想和讀者分享書中的這些故事，那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記憶，我們的歌。
（本文刊於2018/07/03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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