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阿盛認識甚早，兩人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庄腳囝仔」，是原因之一；在寫作經歷上，大約同時起步，是原因之二；曾經在中國時報有過同事之緣，是原因之三──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我們對台灣這塊土地都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們的寫作不是沒來由的，赤腳走過泥土，我們都為腳下的母土而寫。這使阿盛和我之間，隱約存在著某種書寫的默契。我們的作品有土臭味，因而臭味相投。
阿盛崛起文壇，源於1978年3月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廁所的故事〉，獲得詩人楊牧的讚賞，使他受到文壇的矚目。事實上，阿盛早在高中階段就已經開始寫作，編輯學生刊物；高一就在台灣日報副刊發表小說，較諸同年代作家，起步甚早。可惜的是，考上東吳大學中文系之後，卻忽然停了筆，大學四年間一無作品。直到畢業後，才開始重拾筆桿，第一篇作品〈同學們〉刊登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這篇佳作，讓副刊編輯部驚豔，當時負責督導副刊的楊乃藩召見了他，並要他到報社上班。就這樣，阿盛以一篇散文進入了當時同輩作家稱羨的中國時報，擔任副刊編輯，也開始了他此後寫與編的人生旅程。
這是1978年的事。鄉土文學論戰在1977年爆發了將近一年，來自台灣南部新營的阿盛在這個浪頭下出發。一篇〈同學們〉讓他進入主流副刊，一篇〈廁所的故事〉則使他成為文壇鵠望的新銳。他寫台灣的鄉土，寫日常的瑣事，乾淨俐落、妙趣橫生，而不落前人窠臼。這使他可以無懼於鄉土文學論戰的官方論述，理所當然寫自己的鄉土。
1978年我還在當兵，工兵二等兵，帶著圓鍬十字鎬，跟著營隊流浪於台灣南北做工事。畢業前出了第一本詩集《銀杏的仰望》，是詩壇新人，創作力盛而量豐，投稿副刊，發表作品，是當兵時唯一不覺苦悶的事。人間、聯合等各報副刊和各家詩刊也常見我的詩作，就在這樣的投稿過程中，認識了阿盛。但真正相熟，則是在1979年9月我退伍後，來台北進入海山卡片公司擔任文案編輯的事。這一年，中國時報文學獎增加敘事詩獎項，我寫了三百餘行的長詩〈霧社〉參賽，次年二月獎項公布，我得到優等獎，與我聯繫的就是阿盛。
1980年6月，因為詩人商禽的推介，我進入時報周刊擔任編輯，和阿盛成了同事。這時的阿盛由副刊轉到生活版，辦公室離時報周刊很近，我們有了更多共事的機會。他和我聊得來，我們的文學觀點相近，有時也找林文義、陳煌就近找個咖啡館聊天。在這個階段，作為編輯的阿盛已經實際主編生活版，常常丟一個題目，或者找一張相片來，要我及時寫文章，或者看圖寫些文字，多半是應急之用；但有時則是特別企畫，我印象中，他曾要我為街頭的各種行業寫短文(例如送報生、豆腐店……)，請攝影記者拍照，以圖文刊出，頗獲好評。
1981年9月，阿盛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唱起唐山謠》，這對一個青年作家來說，比結婚還重要，出版後，阿盛送我一本，希望我這個「老兄弟」寫篇評論向讀者推薦，我當然義不容辭，於是以〈質樸而文暢〉為題寫下了我的讀後，刊登於臺灣日報副刊。記得當時我是這樣平價阿盛散文的：
阿盛不是個「美文家」，在他的俚語俗諺中，在他的日常用語裡，我們看不到「徐志摩」的影子，可是我們看到了生命，以及生命的「甜美與苦澀」。通過阿盛，現代散文多闢了一道活水，這道活水從民間來，也流回民間去；不只是見證的鏡，也是引望的窗。
這篇文章距今已經30多年了，於今重看，似乎也沒「走經」多少。阿盛似乎也因此對我的評介產生了信心。從此之後數年，他每有新書出版，我多半成為第一位，為他的書寫序，向讀者推薦他的具有濃厚台灣味的散文，沒記錯的話，我前後為阿盛的書寫了6篇序文，2篇書評，可說是「阿盛讀書會代言人」了。1984年阿盛將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一拆為二，加入新作，分別出版了《兩面鼓》（批判散文）與《行過急水溪》（抒情散文）兩本集子，確定了他完整的散文風貌。這時我已在自立晚報副刊擔任主編，《兩面鼓》收入的大多是批判散文，包括阿盛應我之邀在自立副刊開的專欄「金角銀邊」的雜文；《行過急水溪》晚了半年出版，收入包括〈廁所的故事〉在內的抒情散文。這兩書都由我寫序，我以「不規不矩求規矩」為題，給予阿盛散文極高的評價，指出「散文阿盛」的特色就在於打破規矩、自塑規矩，說他的散文已經「在當代散文中，獨樹冷峻奇峰」。如今看來，我對老兄弟阿盛，果然沒看走眼。
這個時期的阿盛，來到創作的高峰，但他對自己的書寫又抱持甚麼看法呢？我從書房中找出1984年4月阿盛親手書寫的一篇未落題的自述文章，用「中國時報稿紙」(一張200字)，寫了8頁。我在首頁上用鋼筆標註「阿盛自述/ 73年4月」；頁邊又有「呈致 方梓」字樣
(阿盛老師手稿)
──我已經忘了這篇阿盛自述是否曾發表過？但是它一直留在我的書房內，並且攀爬著歲月泛黃的爪痕。這年34歲的阿盛，如此述說自己的寫作觀點：
「個人」的看法是，別離開共通的人性、別脫開群體的社會，倒也不一定實用，說實用太玄，不過，私心式的呢喃，關門式的夢話，我極不喜歡，一篇敘述小時候祖母如何為自己把尿的文章，好過一篇失戀後寫給女孩看的衷心話，還要動人。我出生在戰後破敗的鄉下，一切都很簡陋，懂得很多活在泥土上的人該懂得的人類活動，這對我的寫作很有幫助。我不喜歡水泥鋼筋及三房兩廳兩廁，那是生力麵，小攤子小飯鋪最好，只要衛生點，則幾乎無缺失，寫作亦如此。
(阿盛老師手稿)
這段自述，很有個性地表現了阿盛不同於流俗、不喜於呢喃夢囈、風花雪月的創作觀：人、社會和土地，才是他關注的對象。這就是阿盛的本質，散文阿盛獨樹一格的文風就由這樣的本質發散開來，如台灣野地的百合。
也在這個時期，阿盛忽有改用筆名的念頭。這年8月27日，阿盛寫了一封信給我，前段先說《兩面鼓》已要再版，想請林文義寫篇書評，在自立副刊，問我可否。次段則說：
我決定更改筆名為「盛其躬」，自日前「犬養十一郎正傳」後，不再使用「阿盛」筆名，特此奉告，此中涵意，在於寫作風格力求更新自我突破，嘗試不同的筆調、方向，盡力而已。
(阿盛老師手稿)
我收此信，頓時愣住，一個已經成名的作家，要改筆名，這也是大事，詩人「葉珊」改名「楊牧」的時候，詩壇就有過一段難以適應的期間，最後還是因為楊牧以新作品、新路向來昭告一個傑出詩人的存在。當時我猜想，阿盛也是在這樣的心情下「厭棄」了帶有泥土味的「阿盛」的嗎？而想以「盛其躬」來調整文風，要「躬逢」一個「其盛」的新的文風嗎？
我贊同阿盛想要突破舊有文風的想法，但我不贊成他想想要改筆名的做法。我沒有回應。一個半月後，阿盛又發了一張明信片給我。說「盛其躬這筆名不好」，「他日再作研究可也」，又說「你若有意幫我想一個筆名更佳」。我可不上當，好好的「阿盛」，沒有特殊原因，改筆名幹嘛。
這可算是「秘辛」了。我若不寫，大概連阿盛也忘了28年前他曾動過改筆名的念頭了吧。
幸好阿盛沒改為「躬其盛」，否則台灣文壇可能少掉一位足以表現台灣味的散文大家。阿盛繼續寫著，1985年他推出散文集《綠袖紅塵》、1986年出版《春秋麻黃》，更加鞏固了他特有的文風，同時也顯現了他由鄉村事物寫到都市風情的傑出筆力。屬於散文阿盛的年代由此展開，到2007年出版《夜燕相思燈》為止，他總計出版了27本文集，包含詩集《台灣國風》和兩部長篇小說。阿盛創作量之豐、質之佳，已經可以由這些作品來說話了。以近著《夜燕相思燈》來看，我認為這是散文阿盛的另一個高峰，我在為該書寫的推薦詞是這樣說的：
阿盛散文雜糅古典與現代、鄉土與都會，隨心運轉，隨意鋪排，展現俚俗和典雅爭勝、詼諧與嚴肅共存的獨特文風。這本新著《夜燕相思燈》以常民社會為素材，寫人間生活的百般無奈、人性深層的萬端矛盾，左刨右削，上諷下刺，笑中帶淚、淚中見笑，允為替小民吐怨氣，為亂世開不平之佳構。讀後拍案，無錯！
春夜燈下念老友，翻出阿盛寫於1984年的文稿、信函，重新回想我與阿盛的文字往來，閱讀曾經為阿盛著作寫過的書評與序文，這才感覺時光如此催人，歲月如斯易逝。阿盛與我已不再是當年的青壯作家，滿懷雄心，欲開文學新路。唯對書寫台灣土地與人民，則從不休止。
我想到2010年11月，阿盛以他散文書寫的成就榮獲吳三連獎，我以基金會副秘書長身分主持頒獎典禮，用台語朗讀評審委員會評定書。兩個交往30多年的「老兄弟」，當年初識時豈知會有今日這一幕？而阿盛上台領獎後，發表得獎感言的一段話，則令我動容。就以阿盛當天說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吧：
我執筆像是拿鋤頭，在文學土地上耕作。三十多年來我很感念我母親，她從不干涉我要走哪條路，有一次她上台北找我，看我半夜趕稿，問我寫作這麼久，是一直無法合格嗎？我說寫作可以賺錢。快截稿時，她問我說，怎麼不多寫一點？…我常在想：寫作真的是給大家看爽就好嗎？我不認為如此。寫作像是耕種一樣，根植於這片土地，發芽、開花、結果，永遠有著最深的感情。這塊母土雖小，但沒有第二塊，不可能再多或再少，我的寫作就是為了這塊母土。
─刊載《南一國文教學誌》，2012年7月，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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