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0.06.01的《文訊》刊載了政治大學台研所所長陳芳明教授發表的一篇文學評論──季季的十年試煉，據我所知，這是陳芳明教授正在撰寫的70年代女作家系列其中之一。
季季老師是我們寫作班同學熟知的講師，她不但為我們講授過小說課程，同時也是我們閱讀寫作協會的發起人之一；我讀到陳教授這篇精彩的評論後，很希望能轉載在協會的網站給同學們欣賞。
經過聯絡，陳大教授慨然應允，再由詠黛老師徵詢、取得文訊雜誌社封德屏社長的同意，終於得與大家分享此文。
透過陳芳明教授精闢解析，讓我們對季季老師的作品背景有更深層的認識，在此再次謝謝陳芳明教授及封德屏社長的玉成 ~ 淑華
季季的十年試煉 ◆陳芳明 政治大學台文所所長
※洶湧的70年代，幾乎淹沒她的人生，千瘡百孔的婚姻也幾乎毀掉她的生命。但是，她從未退卻，也不輕言放棄。挺起一枝筆，她寫出新舊世代錯肩而過的台灣。※
季季的1970年代是豐收的十年，也是悲愴的十年。豐收是她的文學生產，悲愴是她的婚姻生活。文學上的成果竟必須以婚姻的折磨來換取，放眼70年代，唯季季能夠體會其中的苦澀滋味。對台灣歷史來說，那十年確實是無可磨滅的轉型時期。黨外民主運動與鄉土文學運動的雙軌發展，終於使整個社會找到精神的出口。沒有政治與文學的雙軌批判，是否會延遲掙脫威權體制的囚牢，恐怕是一樁歷史公案。然而，大歷史的改造並不必然就能翻轉小歷史的命運，季季面對一個滔滔洪流的時代，又該如何解釋自己浮沉的身世？
★生命的創傷與創作的豐美
台灣社會見證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之際，季季也正迎接一個暗潮洶湧的婚姻。1965年，她在台北文壇登場一年 ，就與年齡大十七歲的作家楊蔚結婚。早熟的愛情，早夭的婚姻，為她的生命創造巨大的傷害。楊蔚早年是政治犯，出獄後繼續擔任警總的線民。季季從來不知道結褵的人竟揹負錯綜複雜的故事。1968年陳映真因「民主台灣聯盟」的案件被捕，背後的告密者正是楊蔚。從雲林鄉下來的女孩，在最短時間裡就看見人性中的黑暗與殘酷。在生命最低潮的階段，一方面照顧兩個小孩，一方面則投身於小說創作。
在1971年毅然與楊蔚離婚時，季季已是一位多產的作者，可觀的產量，是在支離破碎的感情生活中獲得。《屬於十七歲的》（1966）、《誰是最後的玫瑰》（1968）、《泥人與狗》（1969）、《異鄉之死》（1970）、《我不要哭》（1970），排列出一張亮麗的書單。沒有人能夠理解，這些小說是在家暴、欺罔、恐嚇的凌遲生活中磨練出來。作品承載的是一顆徬徨的靈魂，其中有不少獨白文字暗示殘缺的愛情與生命的絕望。小說色調不是生活現實的直接反映，但是故事中暗伏的情緒與悲傷似乎就是季季那時期的生命風景。
維持將近七年的婚姻告終時，季季並未脫離夢魘。前夫總是毫無預期出現在她的家屋裡面或住宅附近，使她的生活進入前所未有的騷亂。失序的節奏並未讓季季放棄文學志業，1971年之後，她不斷寫出不少引人注目的小說：《月亮的背面》（1973）、《我的故事》（1975）、《季季自選集》（1976）、《蝶舞》（1976）、《拾玉鐲》（1976）、《誰開生命的玩笑》（1978）、《澀果》（1979）；除此之外，還有一冊散文《夜歌》（1976）。
1976年是她創作的顛峰，收獲了三冊小說與一冊散文。正是在這一年，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已經啟開序幕。在戰火硝煙之外，自有季季的文學天地。文學史家每當回顧鄉土文學發展過程時，總是把女性作家放置在視野之外。季季從未追趕風潮，堅守自己的審美與信念。但是，不能不注意的是，包括季季在內的許多女性作家都對自己的故鄉投以深情回眸。季季小說不斷浮現雲林故鄉的意象，就在同一時期，施叔青遠在海外完成一部頗具鄉土氣息的《常滿姨的一日》，而李昂則進入《人間世》時期，寫出系列的「鹿港故事」。
歷史往往是被解釋出來，文學史亦不例外。把1970年代命名為鄉土文學時期，並非一朝一夕的事。至少，在論戰開火之後，王拓仍然還發表一篇辯護的文字〈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這可以證明鄉土文學一詞的確立，是逐漸建構起來。這樣的理解有助於說明，女性作家的位置，她們並未投入鄉土文學運動的漩渦。但是小說方向是朝著現實則無需懷疑。文學史家奢談鄉土文學運動之際，從未注意女性作品中的故鄉形象，從而她們的位置也被隔絕在鄉土之外。閱讀這樣的歷史解釋，禁不住要提出疑問：鄉土是誰的鄉土？鄉土自來就具雄性的嗎？
★新舊社會更迭的見證者
重新閱讀季季時，文學理論中的思潮與主義當然是很難套用在她的創作。不過，在進入70年代之前，她的小說確實帶有濃厚的現代夢魘描寫。季季擅長掌握情緒的流動，在獨白與對白交錯中寫出小說人物的挫折與悲傷。早期作品〈沒有感覺是什麼感覺〉、〈屬於十七歲的〉、〈泥人與狗〉，都可辨識她語言中挾帶豐饒的聯想與複雜的情緒，風格與1960年代的現代主義技巧頗為接近。但是，跨入1970年之後，季季開始注入現實的題材，社會的政經變化也倒影在小說書寫。這並不能解釋她是追隨時代風潮，而應該注意她生活環境的劇烈轉折。遭受婚姻情感的重挫之後，她對家鄉的父親懷有沉重的歉疚，也開始思慕成長時期的故鄉人性。季季並非有意要經營鄉土小說，較安全的解釋應該是：她的文學生產加持了1970年代鄉土風格的成長。
《拾玉鐲》是這段時期受到注目的小說集，也是季季揮別內心獨白時期後的重要作品。時間落在1976年高速公路通車後的台灣，城鄉差距的現象越來越顯著。都市化、現代化、資本主義化的社會，究竟改變怎樣的價值？從女性的角度來觀察，主題小說〈拾玉鐲〉無疑是極為悲涼的故事，是舊時代即將隱沒，新社會就要誕生的一聲嘆息。
小說以曾祖母撿骨日子的到來，逐漸拉出一個家族離散而重聚的記憶。在台灣民俗中，撿骨是非常重要的儀式，那不僅是對祖先的嚴肅崇敬，也是家族共同記憶的關鍵聯結。小說中的「我」，以電話聯繫散居城市的家族成員，希望在撿骨的重要儀式中不要缺席。忙碌的都會生活，早已沖淡家鄉與家族的情感，曾祖母的記憶也退入遙遠的歲月。「我」這樣焦慮的女性，陷入失落的感傷之中，未曾預料家族成員把撿骨看得如此淡漠。使整個故事發生轉折，在於堂姊憶起當年曾祖母下葬時的陪葬品，想像中，曾祖父過去是一位富者，曾祖母的陪葬珠寶想必亦極豐厚。心存這樣的記憶，台北的家族終於可以結伴返鄉。
小說中的撿骨過程寫得極為傳神，家族圍觀撿骨師擦拭遺骨，都懷有高度好奇。堂姊、堂嫂對遺骨並不在意，她們關切的是陪葬遺物中的珠寶。出土的銀飾、假牙、銅綠，使家族都感到失望，直到三叔拿出一隻玉鐲時，故事立即起了震動。沒有人關心是否要為曾祖母築造新墓，卻希冀能夠變賣那隻玉鐲。「我」作為旁觀者，也是敘事者，看到的不只是家族的沒落，更看到傳統純樸價值的消逝。
〈拾玉鐲〉除了彰顯女性身分在家族中的邊緣位置，也刻畫功利化之後女性對舊式家族的反噬。小說中渲染一股難以描摹的憑悼情緒，善良忠厚的文化終於失去了家鄉據點，轟然而來的是錙銖必較的資本主義社會。這不僅僅是一篇小說，更應該是台灣歷史在轉型過程中的重要見證，新舊世代交替時人性轉向的真實紀錄。小說並未留下任何批判痕跡，只是感覺深重的悲傷襲擊而來。
《蝶舞》也是在觀察過渡時期台灣社會的世俗面貌，也是對傳統價值揮別的最後手勢。主題小說〈蝶舞〉描述的是相親的故事，女兒來春被安排與一位鍾老師見面。來春從最初的羞澀畏怯逐漸對鍾老師萌生愛意，故事暗示這將是一個成功的做媒故事。穿著蝴蝶洋裝的女兒，對未來懷有強烈的憧憬，卻沒想到父親過於重視聘金，反而使男方無法接受，終而辭退婚事。來春的命運畢竟淪為傳統父權的祭品，即使在70年代的台灣，仍然還未擁有自主的發言權。
★向傷痕告別
季季不是女性主義者，但是她的女性感覺與女性觀察確實開啟70年代寫實小說的另一條路線。男性作家酷嗜強調批判與抵抗時，未曾注意女性身分早已遺落或遺忘在主流的鄉土文學運動中。季季對舊時代的回眸，或是對新社會的瞭望，都深深挾帶著悲傷與嘆息。她不曾使用任何矯情的語言，刻意貶抑或排斥性別或族群。她的小說，可能是本地作家中出現最多外省人物的形象。季季是一位惜情的作家，對於她的處境、她的社會從未報以怨言。在文學中，她不刻意強調性別與族群，唯一重視的更是人的價值。
洶湧的70年代，幾乎淹沒她的人生，千瘡百孔的婚姻也幾乎毀掉她的生命。但是，她從未退卻，也不輕言放棄。挺起一枝筆，她寫出新舊世代錯肩而過的台灣。過了70年代，季季緘默下來。又過20年，她再度以新世紀的書寫重新定位自己的生命。2006年，她完成一冊《行走的樹》，書的封面正式宣告：「向傷痕告別」。
2010.6.1日《文訊》月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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