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德威】
我從一九八○年代初期參與小說評點，那是台灣文學的盛世。兩大報的文學獎年年引起熱潮，文學社團興興轟轟，出版業競相推出老少作家，《聯合文學》也剛剛問世。當時的黃凡憑著《賴索》、《反對者》等作品觀察蛻變中的台灣，犀利世故，儼然是時代精神的記錄者。袁瓊瓊一篇《自己的天空》預告了女性書寫的來臨，而李昂的《殺夫》包裝性與暴力，務求驚世駭俗而後已。到了八○年代中，陳映真推出《山路》系列，思考台灣左翼陣線的一頁滄桑，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葷腥不忌，解構鄉土文學神話，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則以精密的文字意象構築了他的原鄉夢土。彼時的張大春已經嶄露頭角，但還沒有後來《野孩子》的氣候，朱氏姐妹也仍力圖在「三三」集刊風流雲散後，為寫作方向理出頭緒。
在這樣的氛圍裏開始寫書評，毋寧是件樂事。原因無他，可供選擇的文本眾多，而文學、新聞媒體也多樂於推動。更重要的，批評作為一種方興未艾的文化觀察和實踐形式，似乎很被當成一回事。曾有些年，兩大報的文學版面為了搶先刊出重要作者的評論，發展出緊迫盯人的作業程式。這套作業程式後來因為競爭諾貝爾獎報導而變本加厲。然而隨著八十年代末期的言禁大開，媒體分眾小眾化，文學的量變和質變已然展開。九十年代的文學界看來繁花似錦，但那是臨去秋波，套用朱天文的名篇來說，那是「世紀末的華麗」。
即使如此，我仍以為九十年代的小說最能代表一個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極致。朱天文的《世紀末華麗》和《荒人手記》將張愛玲的頹廢蒼涼和胡蘭成的華麗陰柔糅為一團；李永平的《海東青》為台灣現代主義創造遲來的文字奇觀。李渝、郭松棻淩厲卻又極端抒情的風格終於得到反響；鄭清文老當益壯持續推出村鎮生活白描。張大春遊戲文本內外打造出「大頭春」狂潮，平路探勘書寫與政治的欲望／權力迷宮。施叔青以《香港三部曲》完成她個人的香港歷史，張貴興藉《群象》與《猴杯》一次又一次召喚馬來西亞華族離散的記憶。蘇偉貞的《沉默之島》私語女性書寫深沉如大海的祕密，李昂的《迷園》、《北港香爐人人插》語不驚人死不休，將醜聞的美學與政治發揮得淋漓盡致。年輕作家從邱妙津到林俊穎，從駱以軍到張惠菁，寫性別，寫都會，寫族群，寫後學（後解嚴、後現代、後殖民……），演義種種神話或笑話，無不引人注目。
除此，大陸和其他華人社群作家的作品也是我關注的另一焦點。二十世紀末的華語文學在各個地區的快速流動，使書評者不能自我設限。舉例而言，由山東到北京的莫言以他瑰麗幻化的鄉土小說享譽，但由馬來西亞到台灣的張貴興筆下的婆羅州雨林不一樣讓人驚心動魄？王安憶、陳丹燕寫盡了她們的上海，而香港的西西、董啟章，台北的朱天心也構築了他／她們心中精彩的「我城」。山西的李銳長於演義地區史和家族史，落籍台灣的馬華作者黃錦樹，還有常駐加拿大的東方白也同有令人矚目的成績。談到盛世的華麗與蒼涼，馬來西亞的李天葆、台灣的朱天文都是張愛玲海外的最佳傳人。書寫倫理和暴力的幽微轉折，余華曾是一把好手，但香港的黃碧雲，馬來西亞的黎紫書，台灣的駱以軍早有後來居上之勢。
而這段期間最值得注意的台灣作家，我以為是朱天心和舞鶴。前者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漫遊者》為世紀末台灣的政治、文化情結作出深刻反省；後者的《悲傷》、《拾骨》、《餘生》等展現本土、庶民經驗最眩惑、也最感傷的一面。在台灣劇烈震蕩的時代裏，這些作家讓我們理解當大歷史紛然散落後，小說以其虛構的力量，反而成為島上記憶的最後見證。
面對這樣的小說大觀，我往往有幸先睹為快，也有機會寫下個人的感想。到了新世紀的開端，竟已累計將近兩百篇書評。其中多數收入了兩本選集，《閱讀當代小說》（1991）和《眾聲喧嘩以後》（2001）。這些文字多是應新聞和文學媒體而作，體例和時效的要求每有不同，但自問所投注的心力始終如一。除了前述較為引人注目的作家和作品外，我的閱讀也及於其他，從新人到所謂的中間作家（middle-brow writers），而且數量不在少數。這使我對那些年台灣和以外的華語文學生態有較全面的理解。文字創作是吃力不討好的手工業，但卻有如此多的作者願意從事筆耕；他們的成績就算出版也未必得到注意，但沒有他們此起彼落的心志，我們的文壇的活力從何而來？而誰又料得到其中沒有被時代（或時尚）忽略的慧心妙手？
我一向認為文學評點的高下當然有其尺度，但這些尺度不是鐵板一塊。書評者的功能在於指認作品在文學史裡和文壇上的位置，並且提出閱讀的可能判準。所謂的文學史和文壇有其實證的存在，或由文本、論述，或由社團、活動所構成。但文學史和文壇也更可以是一種擬態，透射出一個時期、一個空間裏，大眾和小眾此消彼長的欲望品味，政教結構賦予的「經典」力量，市場經濟和象徵資本的運作，還有那說不清但絕不可少的美學信念。在這樣的時空結構裏，批評者所提出的判準自然有了種種可能，從傳統反映論到當紅的文化論述，運用之妙，端在個人。所謂的見仁見智未必是老生常談，而是我們閱讀的預設狀態。
作為有專業訓練的讀者，書評者就算不能總是「說了算」，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既然術業有專攻，書評者必然能夠就個人的判斷自圓其說，並且付諸公論，形成與讀者，甚至作者，對話的起點。偏見和洞見的區別往往是一線之隔。魯迅當年對批評作為一種文化活動的觀察，值得再次引用：
批評者有從作品來批判作者的權利；
作者也有從批評來批判批評者的權利。
與八十年代不同，「批評」這些年來已經成為全民話語運動。等而下之的批評有若喧囂的表演，甚至隱含暴力的種子。這裡的弔詭是，有了「批評」的盾牌，批評者的道德位置彷彿已經高人一等；然而批評未嘗不可能是道德的空頭支票，更可能衍伸出惡意和權力遊戲。曾經有許多年彼岸的文化政治史一大特色就是批評——從三十年代的整風起，各種名堂的批評、批判、公審、自我檢查層出不窮。批評的妙用和濫用，以此為最。比起來台灣當下的「批評」另取一端，眾聲喧嘩到了幾乎自我解構的程度，但是隱含的修辭政治、語言亂象一樣值得深思。
在我們的社會論述環境裏，文學批評充其量不過是學院裏的閱讀技巧，和當代書評接軌的部分更為有限。然而以小觀大，書評的存在未嘗不可以作為學院中人和文壇，和文化市場接軌的界面，也因此成為我們試驗、參與（理想的）社會對話的起點。這些年不少同事像是廖炳惠、李奭學、梅家玲、范銘如等都是台灣文學書評的常客，學院外的南方朔、楊照、袁瓊瓊等也憑藉豐沛學識或創作經驗，提供行家的意見，而後起之秀也大有人在。這些評者與所品評的作者談的是虛構，但比檯面人物那些假土地國家人民之名的大話空話，反更言之有物些。
所可惜者，近年來台灣文學創作急速萎縮，能夠引起話題，也值得品評介紹的作品不多，而傳媒標榜資訊服務和娛樂的取向也不利比較嚴肅的書評空間。一種文類的起落原來應該是文學史流變的正常現象，小說在台灣的黃金時代或許就此不再。但有鑒於少數專志的作家仍然一如既往，書評者自然有繼續奉陪的義務——雖然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空檔似乎越來越多。點評小說近二十五年，我要向新舊作家致敬，也相信文學──不拘任何形式的創意書寫──會持續存在。耐看的文學本身就是對社會，對生命最深刻的想像和批評。
作者介紹
王德威，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灣：從文學看歷史》等。
【詳見273期《聯合文學》七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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