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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卓瑪！〉略帶自傳色彩。第一人稱的女主人公卓瑪，是自由知識分子，也是向佛的人，但她身處腐敗社會，內魔也蠢蠢欲動。小說開篇對拉薩的描繪，既來自作者的親見親歷，也帶有卡繆《鼠疫》的象徵色彩：「……如今的拉薩，不知怎麼搞的，老鼠多如牛毛，大如幼犬，遍地都有牠們觸目驚心的窩，連死也要死在顯明之處，教你噁心，卻又避之不及。有人說牠們是坐飛機來的，與這裡的老鼠雜交後成了這副樣子。」「唯色博客」上的一條小消息「看看拉薩『性』面貌」，透露了西藏文化危機的另一面：「納木措賓館桑拿中心」的小廣告表明，甚至神湖納木措也成了色情中心的代名詞。

女主人公卓瑪原本是拉薩的一位「黨和人民的新聞工作者」，她卻以義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為偶像，「總是死盯著那些不太光明（光明照不到？）的角落」，拒絕粉飾太平，拒絕接受賄賂，結果只好被迫辭職，成為並不真正擁有自由的「自由人」。她與同名的卓瑪姑娘交上朋友。卓瑪姑娘出身西藏貴族世家，新近隨父母從國外回拉薩定居，「像是來自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清涼世界，端坐如儀，淡雅如玉。」兩個同名人物構成「鏡象」。她們並非二維空間平面鏡前酷肖的實體與虛象，而是三維空間多稜鏡中動態的對應結構體，或如光學異構（optical isomerism）的兩個立體異構體，令人撲朔迷離，可以豐富、補充人物性格，或揭示同一人物性格中的「他我」（alter ego）。

主人公卓瑪——細心的「我」在卓瑪姑娘旁邊，認識了一名細心的男子，一家旅行社的外聯部經理。「我」甚至懷疑，「難道從第一眼起，我和他就成了彼此的鏡子？」他叫多吉，與「我」要好的同鄉和原報社的同事，一位有陽剛之氣的康巴漢子同名。兩個多吉，也是剛柔相濟的「鏡象」。多吉經理與卓瑪姑娘的戀愛關係明朗起來，「我」立即意識到一種危險。三人在場時，那個「卓瑪離開了一會兒，就像一個穩固的三角形塌了一角，我不由得有些無措……」多吉經理和卓瑪姑娘即將舉行婚禮，「我」有意識地疏遠了他們。可是，多吉經理知道「我」失去了公職，就介紹她當了旅行社的導遊。後來，「我」和一個開畫廊的男子戀愛了。藏人同名的真是太多，他也叫多吉，與多吉經理早就認識，四個人自然常聚在一起。

有一次，多吉經理向「我」討菸吸，「我」手忙腳亂找到一盒外國菸。可「我」並不知道，這看上去尋常的香菸卻包含強烈的毒素，如「毒蛇口吐的信子」。原來，那是「像一隻灰不溜秋的老鼠」一樣獵豔的小老頭送給「我」的。「我」和多吉經理抽了一口，很快就乾柴烈火地糾纏在一起了。作者筆下「瘋狂地翻雲覆雨」地做愛，似乎帶有藏傳佛教的密乘或金剛乘的男女雙修的儀式性特徵。

由性力轉向靈性追求

由於設置在意外的情境中，作者的性描寫絕無中國大陸所謂「下半身」文學的鄙俗，而是自然地經由性力轉向靈性追求：清晨醒來的「我」心如刀絞，原因並非單純的道德觀念，而是一種說不清的使得「我」「深深地厭惡自己」的因素。「我當然不是怪他，我誰也不怪，只怪自己。但我誰也不想要了，連自己也不想要了。」這是「我」破除「我執」的一個契機。但是，如果說由此導致「我」的徹悟，那就未免過於理想化了。故事結尾的情節是在納木措湖畔發生的：

她在那兒，再仔細地看一看，會發現在她的形狀生動的額頭中央，有一小塊結了痂的疤，誰都知道，這是那些一路磕著等身長頭來到聖地的人的標記……啊，我是多麼地渴望親近她！我淚如泉湧，一把抓住她破爛的衣袖像抓一根救命稻草，激動地說：「你是誰？告訴我，你是誰？」如同正在等待著我的這句話，她轉過身子，睜開雙目，左手彎曲向上，右手略彎向下，微微笑道：「我是卓瑪！」剎那間，我恍然大悟，原來她就是卓瑪，原來她額頭上的疤痕就是卓瑪的另一隻眼睛，原來她唯有以這種在唐卡和壁畫上的姿勢示現，我們才能認識她！巨大的幸福像納木措湖水一樣淹沒了我，我放聲大哭，懇求道：「卓瑪啊，帶我走吧，讓我和你一起走……」

藏人取名就體現了靈性追求的傳統。「多吉」意為金剛，「卓瑪」，是救苦救難的度母菩薩。小說最後的魔幻筆調是：「我並沒有跟著卓瑪一起走。你也可以說我其實並沒有在納木措湖畔遇上卓瑪。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但是，作者象徵性地表現了鏡象人物的合二為一：其共同的對度母的尋覓，對其自身佛性的亦真亦幻的一瞥。在視象和藝術效果上，宛如音樂旋律中兩個聲部反向進行形成倒影（在五線譜上看得出來），然後抱成一團同向進行，上行級進，逐步推向開悟的高潮。但是，「我」承認自己畢竟只是一個世俗中人，甚至會繼續走下坡路。換言之，內在的佛魔之爭沒有完結。小說給讀者以想像的餘地：儘管「我」在俗世中「苟延下去」，但「我」不會真正墮落。

在這種審美張力中，作者已悟出神聖性與世俗性的同一性，而這正好是佛教之悟的一個要義：對一切對立二元的消解或非二元性的領悟。諸如生與死，實與虛，真與幻，佛和魔，涅槃與輪迴，並非截然對立。這與波特萊爾對人性的領悟有同有異，因為在基督教那裡，上帝與魔鬼對立的最終解決有待於最後審判，而佛教的解脫，始終靠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