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賞析】懷念 (上)
2008/9/18 | 作者:文/駱以軍 圖/邱嵩洲
我感覺聶老師,Paul Engle先生,與文學老人之間,那份情意不會隨時光而褪色消失,他們總在這些為大時代悲劇吞噬而懂得倖免的文學良知們最黯淡最憂懼絕望的時刻,伸去那雙堅定而溫暖的手臂。
去年八月,我赴美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有幸與聶華苓老師有一段奇妙而美麗的相處時光。這個經驗對我,像是一位濃縮隱喻了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戰亂流亡、離散、白色恐怖、知識分子之道德良知、海外花果飄零……種種心靈創痕、驚嚇惶然,美好價值之信仰堅持……這樣一位故事老人,將一枚發光小瓶,貯放進我這粗鄙無教養之晚輩的靈魂。那當然像一粒麥子,裡頭封印著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一個創作者,「應當如何」、「不應如何」,自由是什麼?愛是什麼?歷史的不幸時刻裡人類集體的著魔曾幹過什麼邪惡的事?在所有場景都塌毀之際一個高貴的心靈必須如何不虛無不沉淪耐得寂寞?
聶老師的房子很像一座時間與精靈之屋,裡頭充滿了自一九六七年她與Paul Engle先生創立「愛荷華寫作計畫」,上千位世界各國詩人、小說家、劇作家、導演、先後在他們客廳、飯廳、陽台、舉杯暢飲、秉燭夜談,各自摺藏於靈魂中的噩夢與美夢,各自在自己的國度見證二十世紀人類文明曾經歷過最黑暗虛無或最強悍美麗的畫面,中國作家丁玲、蕭乾、艾青、蕭軍、吳祖湘、吳祖光、陳百塵、汪曾祺乃至李銳、阿城、王安憶、張賢亮……台灣作家則有楊逵、七○年代甫出獄的陳映真、柏楊、向陽、楊青矗、王拓、黃凡、季季、張大春(聶老師頑皮地笑著說,好像我們邀請的,全是各自國度裡的問題分子,大陸來的都被打上「大右派」下放過的,台灣來的則許多當時是坐過牢的「大左派」。)我其生也晚,對於那神獸般將自己的魅麗靈魂、人格風骨或激越或沉鬱或溫柔的創作魂體剝掏嘔灑在文學史織氈上的名字們,總充滿畏敬與憧憬,但聶老師總能隨手一個小回憶、一個笑話、一個素描(不論是那些被歷史殘酷折磨過的老人的不改童心率真、或時值少壯意氣風發兩岸一線小說家們魏晉人等之把酒高歌風流倜儻),那美麗的昔時立刻從這光陰懸塵的大房子任何一角落、魔術般浮現。
她說起有一次在餐桌上,幾位作家為不同理念各言爾志激動爭執起來,Paul Engle先生安然微笑,說起自己少年時家裡是窮養馬人,有一次他左右手拉←繩各牽一位比他高大許多的馬,在鐵軌邊等平交道,火車疾駛過,馬受驚嚇豎立而起,一匹向東一匹向西猛扯。「Paul Engle說我這隻手臂可是抓住過發狂朝不同方向衝的兩匹馬噢。」
那段時光恰是我人生最谷底最低潮,帶去美國的行囊裡,有一袋藥包,塞滿抗憂鬱藥、胃潰瘍藥、抗蕁疹藥、背肌拉傷藥、安眠藥……,另外,出國前門牙的假牙牙釘斷裂,牙醫來不及替我重使一套式假牙,囑我買一罐工業用快乾膠,在異鄉每每那門齒脫落,可暫用那有毒性的黏著劑自行裝回去應急。我英文極差,到了愛荷華城才發現並未如一位前輩作家所言,有一位翻譯全程照顧。初到那一個月,連與每天遇見之各國作家寒喧交談都有問題,更別提那幾天一次正式的研討會與作品朗讀,我幾乎全部缺席,每天悶在旅館房間裡。但我煙癮極大,愛荷華全城禁煙,我只好每天走過旅館前的那條愛荷華河,過一座行人步橋到對岸美術館對面一片綠草如茵的大樹樹蔭下,吸煙、讀書、寫稿……。
那條河非常美,常有野鴨一列自天滑翔降落水面,悠然划水啄理羽毛,倒是讓我訝然鴨子原來是一種可以優雅飛行的禽鳥。河中亦有教練操訓著輕艇選手,整齊一致地划漿讓那潔白流線的小艇,以一種超現實的輕靈飄逸在河面上飛駛。河邊草地旁步道,每有那些金髮碧眼臉廓如洋娃娃的大學女生,穿著運動背心短褲戴著耳機在慢跑。我置身的樹蔭旁,常有松鼠追逐嬉耍、野兔覓食、鳥鳴宛囀不止。
但聶老師有一次見到我,充滿感情地說:「我聽他們說你每天自己一個人到河邊去,我擔心你不要哪一天給我跳愛荷華河噢。」那時眼淚險險落下,這個身軀嬌小的八十歲女人,她一生遭遇過多少常人難以理解的苦難、斷離、傷痛、恐懼,但她腔體內似乎永遠有一個燃燒不盡的對人的溫暖與熱情,像紅樓夢裡賈母與史湘雲的混體,又像馬奎斯筆下的大家長易家蘭,天真(她聽你說話時,總睜著那像孩童一般純淨的眼,仰頭認真聆聽),易感(她常說起陳映真、鄭愁予這些在我輩視為神祇但在她記憶中的「大男生」,說著說著眼眶就紅了)、愛熱鬧(國際寫作計畫每有重要聚會或晚宴,她作為創辦人,作為已隱退之傳奇,一定是當晚至的最高潮,而她在這類場合,總會把自己梳理得漂漂亮亮,皆非常美式地說兩三個讓全場鼓掌大笑的機智又深邃的笑話,然後極有戲劇效果地戛然而止)、充滿正義感(我幾次在旁聽她中氣十足和她愛荷華的女伴友人爭辯要投給歐巴馬還是希拉蕊),胸懷寬廣。有一次在友人徐祈蓮家聚餐,眾人講起紅樓夢諸人各自最愛哪位。最後自然是擁戴派擁釵派各言爾志,但聶老師在一旁像小女孩吐舌翻白眼,她說:「紅樓夢裡每個角色我都愛。」她說,活在那樣的環境裡,多扭曲不容易,我們是寫小說的,曹雪芹偉大透徹在此,他筆下每個人物無有不成立的。每一個都能讓我同情戚戚焉。這段話讓我非常佩服。
很多時刻,我與另一位參加此次寫作計畫的香港作家潘國靈,坐在她那幢已成傳奇的「塵園紅樓」,毛髮直豎聽著她如一千零一夜祭起漫天仙佛魅影的巨大傳奇。她或替我們下一碗酢醬麵,或熬雞湯拌麵(其實我吃素;哈),櫃上紅酒、威士忌不斷。有一次她順手拿起替我們泡茶的一把紫砂壺(我不識貨,但印象中那把壺極沉,胎體黯斂渾厚,卻有一種把周圍的光吸攝而去的時間感),輕描淡寫說:這只壺是我和Paul Engle八○年代第一次回北京時,向他們提起想見艾青,那時政治氣氛仍很緊繃,像艾青這樣的老人,基本上他們是監控不給見外賓的,後來見到了,那在一條小胡同裡(我們搭的的士還開不進去),那房間極小,家徒四壁,除了艾青,好像還和兒孫共住。他們相見都非常激動,但又是能抑歛感情的人。幾天後她又和Paul Engle在釣魚台飯店辦了一桌酒席請艾青。然兩次相見,身旁總有別人,在那時的氣氛下,千言萬語總謹慎不敢暢言,臨走時,艾青交給她這一巴壺,用報紙層層包著。說一些收藏的東西文革時大致都被抄被砸毀,倒是這壺是家傳老東西,一直藏在身邊,應該是件真的紫砂老壺。「他當時把這壺給了我,他自己可真的是『一無所有』了吔。」我感覺聶老師,Paul Engle先生,與文學老人之間,有著一種我們這時代的文人藝術家們再不可能重現的,季札掛劍、伯牙子期,君子知遇之情。那份情意不會隨時光而褪色消失,他們總在這些為大時代悲劇吞噬而懂得倖免的文學良知們最黯淡最憂懼絕望的時刻,伸去那雙堅定而溫暖的手臂。
來源: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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