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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的「再生」，指的是英文的「play」，意思是「播放」。

對一位活體肝臟捐贈者而言，困難的不是在捐贈手術之後，而是在作出捐贈的決定之前。

在知道自己符合捐贈者條件時。我承認，我感受到的是困惑大於喜悅的心情。我不曾懷疑過自己對母親的敬愛，然而在確定了自己符合捐贈條件的那一刻，我卻遲疑了。即使查遍了所有的資訊、詢問了曾為「肝病防治基金會」製作專刊的編輯好友意見，也讀了《肝病防治會刊》，心中的疑慮卻一直未能減輕。

那是因為我必須面臨一項古典的抉擇。

我不抽菸、不酗酒，生活作息正常，一周慢跑五次。不是完全沒有壞習慣，但都不到影響健康的程度，也從來沒有住過院。我有一個交往三年已論及婚嫁的日本女友，她在日本生長、工作，認識我以前，她不曾來過台灣。三年多來我們靠著休假的安排，珍惜著難得見面的時刻，也希望能早日結束分隔兩地的生活。然而，我「可能」捐贈肝臟給自己母親的這件事卻一直阻擋在我們的關係之前。這手術的確會影響我們的生涯規畫，我清楚，我也瞭解她的掙扎。她並非不孝的人，也能溫柔地為人設身處地著想，然而她亦不想違背自己的期望，她希望我不必經歷這一切。她不斷地問我：「為何是現在？又為何是你？」

在確定條件符合之後，我與母親仍花了半年的時間思考著各自的問題。對母親而言，母親是文盲，她一直說不願因為自己，為我帶來任何不便與影響。而我則親自走了幾趟日本，儘量與女友面對面溝通。談得越多，我越能瞭解女友想法。在不同的出發點上，我們堅持著彼此應有的決定。她說，她無法反對我的決定，甚至希望能夠支持我，然而那將違背她心中真正的想法。決定的權力，畢竟在我這裡，她只是清楚表達了立場。然後，半年過去了，兩人間的關係也近乎不存在。

這半年間母親又住了兩次院，待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工作告一段落後，我們與器官移植小組決定好住院開刀的日子。為了照顧我們，家人也在工作上做了調整。開刀前，移植小組的成員為我們做了詳盡的說明，包括手術可能的風險、術後可能的症狀與治療。還有，問問我是否真的準備好了。

我其實沒有那麼確定。

母親能再生嗎？我能嗎？

手術進行得很順利，比預定完成的時間更早。我當夜回到一般外科病房，母親則在加護病房接受照顧。

那一夜我的夢很不祥。

「我能再像個正常人一樣嗎？」手術順利完成後，身體傷口的疼痛、體內引流管與腸胃蠕動所帶來的不適，讓我不時地這樣問起自己。感到無助時，還好有另一對病友的支持與鼓勵。由妻子捐肝給丈夫的這對病友以輕鬆的語氣告訴我，他們也經歷過這一切，我所感受的疼痛與不適終將消逝，「同病相憐」大概就是這樣一回事。我們交談的語氣與內容中沒有任何悲觀的成分，而是充滿著互相對擁有健康、美好未來的期待。

隨著身體漸漸好轉，身上放置的引流管一一移除，食慾也一點一點恢復，我開始相信自己將回到過去的樣子，無虞地過著熱愛的生活。那生活將包括一個健康的我，還有我重拾健康的母親。接受肝臟捐贈的母親必須長期服用抗排斥藥，並定期回診，但是過去十多年間因為肝硬化導致黃膽、腹水、上消化道出血、反覆腹水感染等等問題而經常住院的母親，終於也能免於病痛的折磨，放寬心情，像正常人一樣，不再懷疑自己能不能順利的完成一趟遠行。

母親術後復原的速度還超過相對年輕的我。我在母親隔壁的病床看著她驚人的恢復情形。原先泛黃的皮膚與眼白都回復成應有的白晰顏色，一直過低的血小板數量也呈三級跳般地恢復到可觀的數字。雖然從加護病房回到一般外科病房後，母親有四天的時間呈現精神狀況的混亂，然而每一天的黎明，當她沐在日光中，開口說第一句話時，我知道她的精神與意志也伴隨著身體功能的回復而好轉。母親精神呈現錯亂的那幾天，一面看著母親反常的行為與掙扎，一面忍受自己身體痛楚的我，有好幾次都落下淚來。但是我知道這一切都會過去。遵照著主治大夫的指示，我與母親儘量在身體狀況所允許的範圍內做著術後復健的運動。我們的情況也的確一天比一天更好。

母親好轉後，依然說，她是多麼希望捐贈者不是我，而我則一樣地向她解釋，我們是何等幸運能夠順利地配對成功。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如此幸運地在各種移植的條件與限制下找到合適的捐贈者。我們是受上天眷顧的母子，藉著肝臟的移植，我們得以完成彼此心中的願望。母親擁有健康的身體，而我則有個健康的母親。

手術後，許多親朋好友，甚至未曾謀面卻為我們祈福的宗教界朋友們總是不斷盛讚我是個孝順的兒子。然而我不曾這樣想，也不希望別人這樣想。作為我自己，我有不願意失去的、也有我想要保護的。我有個偉大的母親，我願意保護她，如此而已。而這一切，沒有器官移植小組的諸位醫師與醫護人員的照顧，是不可能的。這段日子，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手術結束了，我們的人生才正要重新開始，當我完全恢復健康，證明自己身上不過是多了一道倒L形傷疤的時候。對於自己、對於人生曾經有過的那些疑慮，也終將散去。我作了該做也想做的事，那絕對沒有後悔，只有單純的喜悅。

我們，在短暫的停格後，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