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們提起「王廣亞」,總愛穿鑿附會,為我蒙上些許傳奇色彩,揣測我必是從小就資質優異、天賦過人,而且特別聰明能幹,學識、學歷俱佳,所以才有辦法白手起家,在沒有任何財團或善款資助下,獨資辦成十所學校,包括育達商職在內,建立了從幼稚園、小學、高中、大學院校等一條龍式的教育事業。
但人們若知道事實正好相反,可能嚇一大跳!
沒把書念好 還是有志氣
因為我從小不僅沒有特別聰明能幹,反而堪稱天資駑鈍,而且功課奇差,除了事業有成後,持續進修,到日本修完經濟學位外,沒有拿過一張合格的學歷證明。
我四、五歲就入私塾,直到成年才離開學校,求學時光很長,卻完全不是讀書的料,尤其最怕考試,往往考卷發下來,寫了名字後,就不知道要如何作答,最後只好交白卷。
當年的我,對讀書漸失信心,也失去興趣,但書沒念好,回家無法交代,每當一個學校讀不下去了,或是嚴重不能適應時,就設法轉學,因此中學時期,幾乎讀遍家鄉附近的中學,高中則在河南念了十所學校,打破當地紀錄。加上,戰禍頻仍,亂世逃難,甭說中、高學歷,連小學畢業證書,也不曾擁有過一張。
我一直不開竅,求學路備受挫折,若在台灣教改前的教育體制下,絕對是「放牛班」學生。但我並非好玩、不用功,相反的,我非常努力,一心想把書念好,希望能光宗耀祖,卻無論如何也達不到父親的期待,內心的挫敗感可想而知。
然而父親非但沒有放棄我,依舊關懷鼓勵,不斷變賣田裡收成的儲糧、棉花,為我籌措學費,希望我好好念書、學會本事。父母的用心,孩子一定感受得到,雖然我終究沒能把書念好,但內心深處,永遠懷著一股努力向上的志氣,無論遭遇任何挫敗,都會有勇氣挺下去。
踩腳踏車覓校地 餓著肚子就出門
就是這股挺下去的力量,讓我發現,只要不放棄,一定有希望,一定能找對適合自己發展的方向。
1949年,大陸淪陷,我從河南輾轉搭船到台灣,擔任審計部的公務員。當時二次世界大戰才結束不久,台灣社會百廢待興,人才奇缺,技職教育體系猶待建立,年輕人想要進修職業技能,多只能依賴補習班,我認為這一行前景大有可為。我進一步翻查各類報紙人事廣告的徵才內容,確認最受就業市場歡迎的,果然是會計人才,因而確立辦學的方向。
然而,為了辦學,我所經歷的辛苦和困難,是別人難以想像的。第一年,剛招了生,借好的建國中學教室就在上課前夕被「收回」,等於一個悶棍打在頭上。想盡辦法,又借到開南商工,也在半年後被通知「停用」,育達因而曾被迫停辦。
為了尋找租金便宜的校地,一遇到假日,我就踩著腳踏車出門,從汐止宿舍到台北的路,崎嶇難行,沿途時而荒煙蔓草,時而稻田交錯,地處亞熱帶的台灣,常熱得我這個北方漢幾乎頭頂冒煙。而為了抓緊時間,我總是起早趕晚,宿舍假日延後開飯,我常是餓著肚子就出門,若因事耽擱,稍晚歸來,又過了晚膳時間,卻仍捨不得花錢在外吃一餐,忍著肚餓挨過一晚。
一切的苦與難 只是必經過程
1952年,終於在保安街找到房子,恢復招生。1953年,總算在寧安街現址設校,正式變更為商業學校。我親自帶頭除草、搬石、挖土、填坑,一鏟一鋤整出建築基地,擔心建材遺失,夜裡就守在工地。為了精簡人事,校長兼撞鐘。白天忙於校務,為學生刻鋼版、印講義,工友請假時,代班為老師備茶水、搖響上下課鐘聲。晚上也不得閒,當時寧安街缺水,我就為大家到附近一處民宅的水龍頭排隊挑水。
在沒人看好的艱辛困境下,一步一步克服建校、招生的種種困難,開創新局,奠定教育事業的根基。1994年,迎上兩岸政策開放的浪頭,我把辦學觸角伸向大陸。在大陸辦學,要克服的事情更多,不僅法令有限制,氣候、人事都得重新適應。已七十來歲的我,成了空中飛人,辛苦勞頓不言而喻。
但我相信,當一個人成功的企圖心愈強,吃苦的能耐也愈高,迎戰困難的意志也會更堅定,因為一切的苦與難,都只是必經過程。
於今回想起來,如果說,我確實有些這方面的才幹,能在辦學路上闖出一點成績,那並非一開始我就顯露天賦,而是偶然因緣到來,及時抓住契機,用心經營、琢磨,才讓天賦得到發展,未被埋沒。
教育工作是永遠做不完的。我知道我老了,但人們老去的方式很多,我逝去的青春全給了辦教育,學校不死,它是社會的資產,與社會長存,我喜歡這樣一種老法!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即將出版《在自己的生命做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