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7月8日，《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正式施行。一年來，問責條例實施情況如何？透過這一年中央紀委網站點名道姓通報的176起、323人次責任追究典型案例，我們來看看一年中問責通報有什麼特點：

　　一年以來，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共點名道姓通報176起、323人次責任追究典型問題

　　2016年7月-2017年7月，問責條例頒佈施行以來，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共點名道姓通報176起責任追究典型問題，涵蓋北京、河北、山西、內蒙古、吉林、上海、福建、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重慶、四川、貴州、雲南、寧夏、青海、新疆等22個省區市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通報的176起典型問題中，共問責323人次。被問責的黨員幹部當中，既包括李立國、竇玉沛、陳傳書、曲淑輝等4名中管幹部，也包括大量基層黨政幹部。問責的板子不縱容、不遺漏，不管處在怎樣的領導職位，隻要失職失責，板子都會打下去。

　　突出主體責任：通報中被追究主體責任的占3/4

　　根據問責條例規定，一旦發生失職失責的情況，既追究黨的領導幹部的責任，又追究黨組織的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據通報的176起問責典型問題：128起問題中追究瞭相關人員的主體責任，占總數的73%，體現瞭抓住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同時，43起問題中追究瞭相關人員的監督責任，21起問題中追究瞭相關人員的領導責任，7起問題中追究瞭相關黨組織的責任。“問責之網”無處不在，使每個黨組織和各級黨員領導幹部體會到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在各地的問責實踐當中，也體現瞭分清責任、權責對等、責罰一致的原則。2013年至2015年，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發生違規發放勞務費、違規收費、教師違規辦理出國手續等違紀問題，校黨委書記、紀委書記分別因履行主體責任、監督責任不力被問責。同時，校長被追究主要領導責任，分管出國審批工作的校黨委副書記被追究直接責任。由此可見，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無論是哪一級黨員領導幹部，無論分管什麼工作，都要擔起自己肩上的那份責任，把管黨治黨責任壓緊壓實。

　　抓住“關鍵少數”：通報中被問責的對象裡，一把手占多數

　　2012-2016年4年間，因單位多人違紀違法，北京市西城區環保局黨組書記、局長被問責；2016年，因落實危房改造補助資金工作不力，貴州省盤縣大山鎮原黨委書記被問責……在被通報的323人次中，被問責的地區、單位、部門一把手達到186人次，占問責總人次的58%。

　　開展問責要抓住“關鍵少數”。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關鍵在黨委、要害在一把手，根本要靠以上率下，層層傳導壓力。

　　正人先正己，紀委要把自己擺進去：通報中因監督責任履行不力，問責紀檢幹部50人次

　　紀委是黨內監督的專責機關，失職失責更要被問責。上個月，中央紀委通報，曲淑輝同志擔任中央紀委駐民政部紀檢組組長、民政部黨組成員期間，未按照黨中央要求履行全面從嚴治黨監督責任，對駐在部門所轄單位發生系統性腐敗問題嚴重失職失責，受到嚴肅問責。

　　問責條例頒佈施行以來，曲淑輝不是第一個被問責的紀檢幹部，在被通報的323人次中，紀檢幹部被問責50人次。他們當中，有人作為紀檢組長，明知本單位連續發生虛列會議套取資金的行為，不制止不糾正，也沒有向上級報告；有人身為紀委書記，班子成員超標準操辦婚宴，不僅未提醒制止，反而親身參與，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如果連紀檢幹部都樂於當“和事佬”，從嚴治黨又如何嚴起？正人先正己，加大問責力度，首先要從中央紀委機關和派駐紀檢組做起，從紀檢系統自身做起，對監督責任缺失、“探頭”作用沒有發揮，能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該去問責而不問責的，以及紀檢幹部嚴重違紀、造成惡劣影響的，就要問紀委書記、紀檢組長的責。

　　問責必須突出政治責任：通報中因黨的建設缺失、維護黨的紀律不力被問責的情況最多

　　問責問的是政治責任，要通過壓實責任，讓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落實。問責條例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潔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等方面歸納問責事項，為強化問責提供制度依據。在被通報的176起問題中，本地區、本單位出現“黨的建設缺失”的情形最多，有77起問題，占24%；其次，71起問題屬於維護黨的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甚至本地區、本單位一時間出現多人違紀違法問題。另有部分黨員領導幹部因落實國傢扶貧政策不力，搞好人主義、一團和氣，或者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等問題被問責。還有一個案件涉及多個問責情形的情況。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說：“要堅持抓懲治和抓責任相統一，對‘四風’問題露頭就打、執紀必嚴，同時要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督促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幹部強化責任擔當。”在77起“黨的建設缺失”問題中，有75起問題屬於“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於形式”。具體情形包括：系統內、班子內違反八項規定精神問題長期存在、多次發生、情況突出，或造成惡劣影響；本單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到位，存在設立“小金庫”、違規發放津補貼、違規組織培訓、公款消費、公車私用、辦公用房超標等問題；對發現“四印刷公司風”問題，沒有及時提醒、制止……在這些問題中，不但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黨員幹部本人受到瞭處理，其上級領導也被嚴厲追責。

　　除“通報批評”以外，通報中對黨員幹部問責的方式由多到少依次為“紀律處分”、“誡勉”、“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等

　　沒有有效的追責手段，問責就等於失去瞭“牙齒”，毫無威懾力。各地在問責過程中，實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綜合運用條例規定的方式方法開展問責。在通報的323人次中：誡勉談話26人次；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21人次；紀律處分269人次，其中黨內警告160人次，黨內嚴重警告95印刷人次，撤銷黨內職務7人次，留黨察看7人次，開除黨籍1人次。另外，在網站通報曝光均屬於通報一類處理方式，共323人次。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一年以來的實踐，一個個鮮活的問責案例，警示、督促著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把管黨治黨的政治責任擔起來。（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張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