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極限，說故事 對不起，請原諒我，我愛你，謝謝你 老舊且無用的記憶與程式漸次地清除 我在敘事裡 邀請靈感 慢慢地重說故事 活出真正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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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經驗比論述的內容豐富。敘事的結構能夠組織經驗，並賦予經意義。但是總有一些感受和活經驗，是主流故事永遠涵蓋不了的。（E. Bruner, 1986a, p143）
—【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麥克．懷特、大衛．艾普斯頓著，心靈工坊出版。頁13。

敘事理論提到主流的社會政治脈絡，經常形成一種篩選機制，或者制約了某種表達語彙、句構的可能性，讓身處其中的人在缺乏實行與敘述的資源裡，將不符合主流故事的部份濾除，將之「無形留在原地，沒有組織，沒有形狀」。（頁14）

　　如同台灣庶民社會強調的「父慈子孝」、「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僵化的倫理道德形成一種堅不可摧的規範與親子關係概念，等於建立了一份主流故事的樣板戲碼，凡是不符合倫理親情大喜劇的構成元素，就會被徹底的邊緣化，而邊緣化的運作過程長包括引為的輿論社會壓力、主流強勢意見的質疑與壓縮其他發聲的空間，以及強勢的主流訊息設計，讓描述其他故事時所需的語彙與句構，缺乏存在的可能。

　　記得兩年前在先前部落格開始書寫原生家庭家暴經驗時，就有署名過路人的網友曉以大義地說「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示意我不要書寫這種不符合社會價值的訊息。

　　這就是傅柯所分析的「全面性專制」理論下的「壓制下的知識」，「目的在於『掩飾衝突與鬥爭造成的決裂效應』…復興這種知識以後，我們才會看見鬥爭史，一體的真理的地位才會受到挑戰。」（頁29）

的確，當我在嘗試分析這樣違逆主流價值的生命經驗時，經常有種無以名之的詞窮，以及不知如何表達的窘困，而必須閱讀許多家族、精神治療的專書，才能得到一份活躍書寫的對應。不僅如此，在面對許多警告式的回應時，我還得隨時將驚嚇逃跑的自己給拉回，重新面對坦承說出的許多質疑。

　　如同這幾天我書寫過去極權時代的壓抑經驗時，也同樣得面對主流故事的質疑與挑戰，但對於我而言，有了先前的互動經驗之後，自己的防衛與抗拒相對減低，也更能坦然接受許多壓力，甚至開始思維到自己是否有可能在某種時空的政治社會脈絡之下，又淪為一種樣板的主流意見，強勢地將他人的論述邊緣化？

　　就像在「擁有民主之後，還要什麼？」的這一篇文章之中，有兩則回應提到他們被本省籍男友家庭排斥的問題，以及語言本身所引發的歧視，我也在思考自己回應的當下，是否充分地給予對方論述的空間，以及尊重其個人生命經驗的細微感受，而不以主流價值所謂的和解共生樣板來邊緣化他們的故事？

　　的確，「知識就是力量」，但是，那份力量有時是在問題之上給予更大的問題。當我以當下主流的族群「應該」融合共處的思維裡，本身就已經形成了某種社會纖維束的作用，於是在面對因為說台語而受到歧視的論述時，往往會將之歸納到個人問題與個案來訊息處理，卻無法真正開放地讓這則故事有被充分敘述的空間，以及運用同理心的理解，讓故事有延展的可能，以及意義的重寫。

　　反觀自照，台灣政權的輪替，主流價值的更迭，我們似乎只是流於無意識地附和，被壓榨者於今成了迫害者，卻只是大風吹似地輪替角色而已，卻看不到另一個出路，於是選舉的焦慮，其實也圍繞在一種隱伏的角色替代，深怕自己又再度淪為被壓榨者。

　　事實上，我自己也不免有這樣的迷思，以致被主流價值所制約，卻也無法凝聽許多生命故事，以及用善意促成故事意義的精微與延展。

　　或許，台灣需要的是多元故事的被訴說與聆聽，這是有別於主流故事樣板戲碼的僵化，不僅能夠讓多元的生命經驗被聽見，更能在其中尋找出獨特的結果，讓我們感受到一份自主權，並且一起在互動回應裡，重寫所有的生命故事。

　　對於自己無意識的毀犯，我深感懺悔，也在反思冥想裡，更細微地探究許多不可覺察的思維觸鬚，學習析透主流故事結構的運作過程，發現自己為惡的所在與可能，並於當下以生命對話，打開生命全新的可能性。

　　主流故事之外，原來是花繁葉茂的生命故事，而這或許正是台灣生命所在，也是真正讓我們找到生命連結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