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復興南路——
升大三的那年暑假，我在福華飯店打工，每天早上六點就得到健身房報到，開門、清掃，把浸透汗水堆了一整晚又濕又涼散發酸氣的毛巾，拉去洗衣部清洗，中午再拉回來，就是一整車黃蓬蓬如小鴨的乾爽舒暢，我常忍不住撫摸，後來被正職員工警告可能還有毒氣殘留，要等時間揮發，也不知真的假的。
此外，就是為所有上門運動的房客待命，幫忙設定跑步機、踩步機，給躺椅上被躺過的浴巾換新……等。
也到泳池幫忙。雖然沒有救生員執照，還是穿上救生員背心，幫泳客點餐，並兼推銷游泳票卡和泳衣泳褲。那都是飯店額外的收入，與我們無關。因為無關，多半時間我也就沒有那麼勤勞，也不大敢用外語主動招呼，寧願去做些重複繁瑣的事，比方說每半個小時測一次池水的氯含量，或趁沒人時去撈撈落葉。最好是，颱風天，泳池關閉，正職救生員會留我一人「顧店」，跑去和健身房的人閒扯淡。無事做，我就把稱之為「水龜」的水底吸塵器插上電，放生池中，看它在泳池底爬行，碰壁了就隨機轉彎，不發怨言執行著清潔作業。池面時有狂風刮出波瀾，那真不只是吹皺一池春水似的浪漫，而能造出浪來，猶如人間暴動。但水龜總絲毫不受影響，在自己的迴圈裡繞行，相當認命。
那時的我，也是很認命的。或說，並不特別去想到命不命的事，只是日復一日，早上五點起床出門，在半暗不明的天光裡騎車上路，連音樂也不聽。我一路騎，城市一路醒，那是很美好的時刻，像小學生特別早起要校外教學的日子。
也像我每天每天，對不同陌生房客祝福超過一百次的：have a nice day。
高雄市民生一路——
賃居於高雄的某段時期，我在小有名氣的「豆皮文藝咖啡」分店「甜蜜茶室」當廚師賺生活費。真是非常小的一間店，大部分時段裡，就是內場一名負責所有吃食兼外送，外場一名負責飲品和服務，而已。草創時期，訓練了一個禮拜就上場，第一次出蓋飯，其慘狀讓外場人員阿寬大驚失色，問：「這什麼東西！」我說我不知道，我忘記怎麼做了，最後就是硬著頭皮送出去，還心虛地贈送酸梅汁一杯。
太恐怖了，後來我便認認真真把整份菜單的烹調過程都做成筆記，醃小黃瓜的醬汁怎麼配，豬排怎麼夾起司、裹麵包粉、油炸、爐烤、火候和時間……等，驚險情節總算未再上演。
假日我習慣排早班，當同學們還在酣眠，我已騎過半小時以上路程抵達市區，開始工作了。下午四點下班，帶著偷做的點心和飲料，去和春戲院看二輪片，再回到小小的房間，早已經累得洗過澡就準備睡了。
平日早上要上課，我就把班排在晚上。尖峰時間過，就著懶懶的夜色，年齡相近的同事們也能輕鬆聊上幾句。怪咖蚊子一次拿出大麻，我好奇心大起眼神發光，隨即伸手乞食，卻遭識破（或者看輕？）是乖小孩，被拒。因為在學校圖書館打工才認識的王書玲，畢業後竟在台北巧遇兩次，不知還記不記得每次打烊都害怕上二樓拉鐵門的事？社團的學姊頭兒，彼時愛死陳綺貞，第三張專輯剛發，我們就偷偷用店裡的音響播放，〈小步舞曲〉日後我怎麼聽，怎麼想起那店裡氣氛，以及無賴般的大學生活。
做完最後一筆生意（往往是只隔一條小巷的酒店小姐們叫的外送），就準備關店了。晚上十點多，連鬧區都要開始失溫，一路騎回靜僻的大社鄉，心裡常想的是毫無端倪的未來式：我會做什麼工作呢？我會談什麼戀愛呢？我會讓自己非常失望嗎？
既不傷懷，也不興奮，就是淡淡想著如同偶發靈感，風一吹，就都散了。
台北市和平西路——
第一次走進時報出版的大樓，其實和日後從事的編輯工作，一點關係也沒有。大四那年寒假，和高中同學一起在某民調中心，幫勞委會催討前些年大量發放的「勞工紓困貸款」回收，地點就在時報出版的樓上。年關將近，天氣是不饒人的冷和雨，彷彿有恨綿綿。每天進辦公室，戴上耳麥，我們不停不停地講電話，不管對方回答「我沒有錢」還是「我找不到工作」，電腦裡都有埋伏好的曲徑，使我們掌握有帶路權，只要點擊滑鼠，就有台詞跳出：「那這邊有幾個能幫忙提供職缺的機構，我把聯絡方式給你。」如此反覆，插手他人的絕境。
也遇過一得知我們目的，就非常害怕、以為是討債集團出動的，「我馬上還！再給我幾天時間！」電腦裡沒有合宜選項，我胡亂按下「已償還」，結束對話，又完成一筆業績。也有「我那天本來要去還錢啊！可是走到銀行門口就被搶劫了。」「呃，那你有報警嗎？」「沒有。」「那這邊有幾個能幫忙提供職缺的——」
真是毫無新意可言。世界彷彿有一個嚴重的破口，繞不過去，每每跌入同一個瓶頸之中。
且每天上百通的電話，真是聲帶都要長繭，耳膜都要損壞。下班回家，雨仍繼續刷洗著世界，真像有訴不完的苦衷。
五年後，我又回到這裡，一週五日，走進電梯按下三樓，真的是時報出版的員工了。所謂的「編輯」，工作內容總結就是「編書」二字，卻能無止境延伸出眾多雜項，包括和作者、設計之間的斡旋、說服。有時一封簡單的回信，我能在兩三句說法間躊躇半小時；面對架構龐大的企畫時，連同主編一起拖下水，加班到天亮也不是沒發生過的事。
隔天呈彌留狀態，同事貼心買來摩斯漢堡的昂貴法式布蕾，充作慰問。假日加班處理出問題的贈品，則搞得像慶生會，又是披薩又是炸雞。或者，稍有喘息空間的一日，三人小組極其無聊地決定分辨一下「雪碧」、「七喜」和「黑松汽水」三者間的差別，便各買來一瓶，在午休的會議室裡像是科學家般，很認真地進行實測。
那是待過的第三家出版社，也是目前服務時間最長的一間公司。晴雨偶有交替，走華江橋接新海橋回家的那條路上，見證過我無數的不在乎與太在乎，什麼也不足為奇了。
唯有一次，最後一次，輕盈中還帶著離情。為了收拾所有細軟，直待到十一點多，快十二點了。桌面清空、小組也解散了，車子就停在公司樓下。巡禮般的回程路線，沒有約好，但，又下雨了。
台北市學園路——
不知道哪來的念頭，畢業前，報名考取了預士資格，入伍的日子於是往後拖延大半年。那時剛流行「畢業即失業」的說法，身上揹著大筆就學貸款，又卡在「待役」的身分裡，焦慮像貪食蛇很快壯大起來，每天都徘徊在撞牆邊緣。
只好沒日沒夜在高雄賃居的小套房裡，大量自海洋中心往四圍丟出瓶中信般地投送履歷。
只有一個單位打電話來約面試，是新聞局的「老照片數位化專案」，要找「擅找資料且能整理為圖說」的人。工作地點在北藝大，小而美的校園，空氣很好，唯有離家遠這事令我有些擔憂，但日日經過關渡大橋，總令我想起美好的三年高職生活，當時也是每天搭學校專車一路晃悠地從橋上經過，早上六點就出門了，在車上吃完早餐，大家紛紛睡倒，偶爾醒著，我望向窗外風景發呆，淡水河映著晨光一路像魚跟蹤，日後看見電影《神隱少女》裡河神白龍身上覆滿的閃閃發光銀色鱗片剝落，總是不倫不類串聯起相關回憶。
面試完畢，回高雄後，竟接到錄取通知，預計的上工日就在畢業典禮的兩天後。都沒想到會這樣趕，昨天還開開心心受撥穗禮、做校園巡禮，回租屋處打包雜物、寄貨運，同室友聊上大半夜的老人憶往，今天已在回家路上，明天正式進入職場。
該算是成為社會人士後的第一份工作，維持了將近半年，回憶起來真像做了十年。「寫圖說」的工作聽來容易，其實經常身陷無數的新聞資料中，或者將照片放大再放大，努力抽絲剝繭，尋找可用的細節。政宣海報、外交活動、舊時街景、人物剪影……許多照片都僅提供拍攝時間，其餘一切空白，只好細細查詢前後三四日的報刊新聞，像偵探，有時真找到條件完全符合的報導，都要忍不住歡呼。
而鎮日盯看螢幕，其實也像我之後做的許多工作，比方說編輯，比方說創作。眼睛實在無法負荷時，偶爾也和同事一起開小差，走逛校園後山，開心的跋涉有時半小時一眨眼過去，因為薪水太低了，自覺被壓榨非常，都不會感到心虛。或者逛校園書店，日後極愛的兩本文選《作家的城市地圖》和《作家的愛情》，便是在這裡購得。
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時一起工作的同事陳嘉宜，前些日子都升格當了媽媽。還記得一下雨天，上班路上，離學校都不到五百公尺了，竟在一紅燈前急煞打滑，滿手是血地走進辦公室，呆呆地說：「我要回家。」陳嘉宜一直大呼：「李振豪你在幹嘛啦！這樣還進辦公室！」另一次，颱風天剛過，校園裡的樹東倒西歪，同事MSN暱稱改為「眾樹平身」，也是莫名印象深刻。
許多年後，作家蔡逸君的《跟我一起走》入選年度開卷好書獎，宣傳影片找來他的太太朱亞君客串，拍攝地點就在北藝大。我把連結傳給同事，說：「那個樓梯！那時我們不是每天走嗎！」語氣真是興奮得很。影片裡，朱亞君說：「我覺得一個人可以完成他的夢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管那個夢想的大小。」每次聽都好感動。
和夢想無關，但在所有的工作通勤路線中，往返北藝大，應該是我最喜愛的一條。
因為那時還不知道，此後、當完兵後，就是不可逆的，必須成為大人了。
台北市景中街——
退伍一個禮拜後旋即出發，剛完成單人環島旅行，整個人炭化變黑，還瘦了近五公斤。回家隔天，馬上透過人力銀行送出大批履歷。百般無用本科系企管相關的銀行和業務，前者被學姊永遠抱怨有多無聊的怨念勸退，後者被環島途中拜訪過的大學室友全身很囧且不合身的西裝嚇到，下班了還狂接客戶電話，有些狼狽地問我：「之後想找什麼工作？」
我說：「出版社編輯吧。」算是瞬間把另一批人勉力苦勸的話語給忘個精光了。
講是這樣講，彷彿有所選擇，但其實根本不長進，數學差口才更差。學姊幾年前已升襄理，薪水很高。室友則升了主管，多半時間在辦公室裡遙控菜鳥出門奔波即可。
再看看自己，第一份工作甚至不能算是憑實力求來。彼時唯一打來約面試的公司，細細看過履歷，說是原先不做考慮，但列出的書評裡有孫梓評的《除以一》，「我是他的書迷！」總編有點害羞地說，我見機不可失，馬上不要臉道：「我認識他，本人！」便談好薪水，下週一上班。
公司遠在景美，上下班皆落在尖峰時段，車程近五十分鐘。豔陽天，滿身汗，睡過頭還要趕打卡，心急如焚真是會把人給逼死，闖紅燈和逆向行駛的紅單都吃過。雨天更可怕，再好用的雨衣也撐不過五十分鐘凌遲，進辦公室，褲管濕一半，一次決定拿吹風機烘，效果不彰，沮喪地放棄。
但最恐怖還是陰天。從新莊出發，一路祈禱，但每每無人接聽，過台大進入「微山區」，雨必定開始滴答落下，又急忙路邊停車。有時逞強衝了，最終也只得簡單結論：真的是喔，不要亂衝比較好。
不幸中的萬幸，認識好同事一枚，東海大學中文美術雙主修的王瓊苹，在陳水扁執政時代，已經走在潮流前面幾百步，領著22K低薪過日子。同為天涯淪落人，我們意外有話聊，當時都還不流行所謂「垃圾話」，但沒營養卻是肯定的，如同我經常得去聽老闆說的佛經小故事，再幫他寫成文章，也算是給日後為作家出書採訪代筆的日子埋下第一支伏筆。
偶爾也有意外驚喜，例如某日我看報紙，忍不住把伍軒宏得林榮三大獎的版面遞給同事：「你看看，這小說值五十萬！」她隨手接過，看一眼後驚呼出聲：「他是我表哥！」
但終究，很遺憾的，是非常無聊的工作。編書將近一年了，我連ISBN都不會申請，甚至不懂這事原來如此之扯。決意離職之前，唯一要事，履行幫總編要到孫梓評簽名的承諾。
還約略記得作家在書上提的字：「祝福能彈奏想彈奏的，而非被彈奏。」總編那時有一夢想是當老師，孫梓評算是對症下藥。
離職那天，依舊是漫漫長途的通勤路，但我想起這兩句，還是成功地被鼓舞了。
台北市重慶南路——
該算是第一份真正的編輯工作。因為剛深刻體會過長途通勤的恐怖，取代了薪資，距離遠近竟成為第一考量。
打電話來約面試的有兩間，其一位於西門町，出版大量言情小說。第一關考試就沒過，總編很誠實地說：「你考得很爛。進來會很辛苦。」第二句應該是在擔心她自己。第二間比西門町遠一點，面試當天辦公室裡兵荒馬亂，主編說：「我們要搬家了，你如果早點上班，可以幫我們搬。」
薪水才兩萬三，編個爛理由，我躲掉了搬家日。新辦公室位於重慶南路靠近總統府的一端，停車位不好找，每天，我把摩托車停在西門町，步行過去，當做運動，偶爾也有——很重要的——整理情緒之效。
因為，實在是太驚人的一間公司了。身為編輯菜鳥，都還沒聽過「以書養書」的生存策略，已經置身其中。這是前提。於是大量加班，由兩位好耐心的主編一步一腳印帶著學，不只編務，還包括算紙、叫紙、製版、印刷、裝訂……等流程安排，一間間打電話去盯。後來進入其他出版社，知道原來有所謂專門處理印務的部門，幾乎感到驚奇。
還得兼行銷。記者會前打電話拜託媒體出席，是第二苦。哀求報紙編輯刊登書訊，是第三苦。到了週五發現「一事無成」，為了繳交「行銷進度報表」給總編而開始亂掰內容，是為最苦。
所以經常爆炸。遇品質低落譯稿，打電話罵人：「這一句，你說，什麼意思啊？我看不懂啦。如果你解釋得出來我就不扣你錢！」譯者沉默，我收回一半稿酬。
也經常沮喪自棄。帶藝人出國，除隨行指揮一切，還兼採訪、代筆。回台灣，一個月要生出一本書。第一本瘋狂熬夜，覺得真是要死了。第二本，回台當天馬上做惡夢，醒來，請假，跑去劍湖山世界坐一萬次的自由落體。
真的透支了，個人的正面能量和公司財務都是。離職一個月後，都還會接到合作對象打電話來要錢：「我知道不該問你，但他們不理我啊。」無力安撫了，我說：「反正有合約，你就提告吧。」
就算已離開多年，任何時候，只要該公司陷入官司糾紛，都肯定在同一波離職潮中的幾位同事間，爆出歡快討論。頻繁的不定期聚會，則曾經一次來過十人以上，還有人印出精彩的老闆回信在現場發放，號外一般，瞬間熱鬧。
當時在大長桌上拚命發洩苦悶的人們，其中幾名幾乎順理成章，成為我重要的朋友。後來，不管曲折，有人進了大出版社，有人成了暢銷作家，即便是最無用如我，對照來看都覺得生命際遇分明待我不薄。
至少，我再沒有醒來後坐床上，對著鏡子整裝穿襪，都還沒出門，還沒在通勤路上風吹雨淋曬太陽，單單為了要上班，就莫名哭了起來。
台北市敦化南路——
幾乎每回換工作都無縫接軌的我，終於感覺「夠了」，無論如何都想好好休息一陣子。那是從時報出版離職時的心情，說得很灑脫，其實也不過一個月左右時間，初夏時節，天漸漸亮得早了，我以「每天睡到自然醒，醒後騎車去吃冰」為目標，鮮少煩惱人間事，盡可能過著快樂舒心的生活。那時謝和弦也還健健康康，剛發行《於是長大了以後》專輯，早上醒來我用手機一遍又一遍聽他唱著長大了以後會怎樣怎樣，心想，長大後還如此任性離職在家，約莫是不大有資格自以為很能理解歌詞裡訴說的無奈和失望？
七月初，我重回職場。告訴自己，混也混夠了，玩也玩夠了，是時候重整心情，認命回歸通勤生活了。所謂的通勤，就是循固定軌跡不斷往返於家和公司：停好車，上樓打卡編書開會；停好車，上樓看電視洗澡睡覺。一條路線做為中介，是難得能思考些無用小事的時刻：愛情七件事、在想什麼嗎？我所寫下的許多字句，都是在騎車時才冒出線頭、冒出想躲起來，但不小心露餡的一條短尾巴。每當把車停好在敦南誠品旁側安和路上一整排的茄苳樹下，思緒旋即斷軌，剩下能做的，就是緊緊藏好旁人或許看做垃圾的靈感，待空檔時，敲成案底。
譬如短短一小時的午休，在辦公室吃著媽媽的愛心便當，用完餐，見還有一點時間，趕緊寫三兩句子，說起來多麼具小資情調，但不是真的。多半時候，填飽肚子了，我們都是揪團去買咖啡，那時cama敦南店還沒開幕，我們就走二十分鐘來回，去另一門市購買。天知道這路途於我（或我們）有多重要，也天知道當我（或我們）意識到這有多重要時，心裡有多沮喪。某天，一名同事在我即將關燈走人時，被我發現情緒已十分緊繃。「還不下班？」我只是輕輕一叩，對方眼淚就ㄍㄧㄥ不住了。
另一次，中午，同事默默關了螢幕，也不吃飯，也不嬉鬧，靜靜趴在桌上，渾身籠罩著「我不行了」的烏雲。同一日，下午我去印刷廠看印，工廠在土城的偏郊山區，印刷機轟隆作響，我卻感覺很平靜。離去前，我請老闆別幫忙叫車，就這麼一步一步、邊聽音樂邊走了近半小時下山。一邊想著回程買杯咖啡安慰同事，一邊聽王菲不斷唱著：「一切很好，不缺煩惱。」我心想，或許該來寫一篇〈辦公生活〉，就從這聽著〈新房客〉走路的事情寫起吧。
那是後來刪刪減減又消失的段落。為了避免有人對號入座，一篇〈無重力職場誌〉被我寫得乾燥、無機。王菲不見了，茄苳樹不斷掉落爆裂在我車上的漿果痕跡也不見了。和經驗貼得太近，如何旋身都四處碰壁，怎麼辦？
沒怎麼辦，就是重新回到快樂人生，活得（更）像一句廢話。填好離職單，世界末日就在前頭不遠處了，我開始整理自己的第一本書稿。
圖說：關於XX的事也關於你關於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