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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詩人杜十三曾經在謝長廷擔任行政院長任內，打電話恐嚇要殺謝院長全家。在台灣，以如此激烈手段恐嚇當局的，國民黨當權時代的作家參與社會運動不算，杜十三的恐嚇行徑，應該是政黨輪替後，首樁作家反社會性格的案例。

　身處台灣的作家，從日據時代迄國民黨一黨專政，幾乎每一個階段都會發出不同的聲音。只是，作家們都選擇以犀利的文筆紀錄當朝的不公不義，替人民伸冤抱不平，如日據時代的賴和、吳濁流、楊逵等前輩作家。其中楊逵老先生更以一篇「和平宣言」觸怒當道，下獄綠島達十二年之久。台灣作家的硬頸風骨除了表現在字裡行間，其行為舉止更可堪表率，作為一個夠格的知識份子，前輩文學家甚至認為只有認同台灣本土；熱愛這塊鮮花與蜜汁融合的土地，才是身為作家的驕傲，而，以文字捍衛福爾摩沙這個美麗之島，則是作家的責任。

　國民黨專政初期，對於隨行來台的中國作家極盡禮遇，想反的；對於台籍作家則冷漠以待，甚至處處設防，當時，作家們常常戲稱每個人心中都有「小警總」，乃由於國民黨為了箝制言論自由，設有專門對付思想犯的單位「警總」，而作家們為了避免文字獄，於下筆之時即有所約束。「文學反映社會」的功能因此盡失，甚至成為拍馬屁的工具，而，前輩作家吳濁流有一句名言：「拍馬屁的不是文學」，於此得見真章。

　「台灣作家」與「中國作家」的分水嶺，自余光中的一篇「狼來了」，點燃「鄉土文學論戰」開始有了「涇渭分明」之勢。作家之間的「意識形態」多半由於身處的環境而有所區隔，當然，由於血統身分的相異，「中國作家」在實質生活上所受的待遇，自然比認同台灣這塊土地的本土作家還要吃香。雖然如此，當時的國民黨文工會，卻也有一些懷柔政策想要「收買」台灣作家的心，只是，大多被硬頸的台灣作家拒絕。

　戰後出生的台灣作家群，由於受國民黨教育的影響，加上絕大部分有能力「以文謀生」的年輕作家，都定居台北，因此「意識形態」不是很明顯，而，一些南台灣的作家，則本土意識較為強烈，「現實」與「虛幻」之間，往往混淆著作家的思緒。

　這樣的情景直至「美麗島事件」在高雄發生，此一民主改革的巨砲轟醒了台灣作家群，甚至很多居住台北的新世代作家們，因此而覺醒，對於自己的DNA也有了明確的認同，這對於往後台灣的民主進程及政黨輪替有極大的影響，因而由文學轉投政治場域的文人作家不在少數，目前，他們也都還在政治的崗位上為改造社會的理想在努力。可以說：這些作家們，正以實際行動將原本只是虛擬的文學幻境，以實際的行動力，為台灣塑造美麗的未來，這也是台灣作家的「硬頸精神」。

　傳統上所謂「文以載道」的概念，在一切轉趨商業化、娛樂化的當代社會中，有漸趨式微之勢；然而，在繁華的表象覆蓋下，卻明顯可以嗅出：社群集體對於不確定未來的恐懼惶惑與焦慮不安。

　也因此，「杜十三恐嚇謝揆」的行徑，雖然表面上看來只是個案，但潛藏在其意識裡層的，恐怕不僅僅只是如他自己所言「酒後亂性」的行為，其身為一個作家的反社會性格，應該才是造成恐嚇事件的主因，而，值得我們重視的是：現在，台灣有多少作家正在「反社會」？